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4年7月，鉴于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利，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为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掩护红军主力突围，中共中央抽调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省怀玉山区陷入敌人重围，经浴血奋战，仅少数突围。而此时，中央红军已转移至贵州，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正在召开。先遣队以自身的牺牲策应保证了中央的安全。
1935年1月17日，根据中央命令，先遣队余部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挺进师的任务是：“经过闽北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牵制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情况下，这一任务非常艰巨。因为部队只剩下538人，既无外援，又无内应，自保已是万分艰难，更何况还要开辟新区域。但粟裕、刘英等人没有推诿，而是迅速完成挺进师组建工作，毅然直驱浙江，并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根据地。
之所以选择浙西南作为根据地，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浙西南处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与闽东、闽北和赣东北几个根据地互为犄角，可以互为支援。同时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为红军所利用，便于各个击破。第二，与其他老根据地一样，浙西南大部分是山区，仙霞岭一带的交通尤为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游击。第三，浙西南受过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多年“围剿”红军以失败告终的国民党也意识到，一旦红军进入浙西南广大山区扎下根来，便会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为此，他们先期在仙霞岭各关隘要道驻扎了众多保安团，严防挺进师进入。有鉴于此，粟裕率领挺进师在闽浙边境进进出出，连续往返，不断调动并寻机歼敌。
1935年4月，挺进师抓住战机，在斋郎预先设伏，以五六百人对战敌人千余人，毙伤敌300余人，俘获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子弹万余发。斋郎战斗大获全胜。斋郎战斗后，挺进师乘胜进击，反恶霸、打土豪、分田地。1935年5月17日，挺进师进击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反动镇长。同年5月21日，在龙游溪口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局长。据不完全统计，单是松阳一个县，就打击地主土豪159家，处决恶霸劣绅54人。广大群众眼看平时作威作福的反动阶级被处决，情绪大为振奋，纷纷要求加入红军，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粟裕回忆指出，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1935年9月，挺进师已经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此外，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千余人。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挺进师最终建立起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慑到国民党的核心区域。因此，蒋介石屡次派兵镇压――在挺进师进入浙江的3年期间，国民党曾先后两次以40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
作为回应，挺进师领导人粟裕、刘英等采取针对性办法予以反击。概括来说，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此扩大红军影响，揭穿国民党的政治谣言。让群众自觉地同情、拥护革命。第二，群众热情高涨之后，立即建立各种政治组织，如工会、农会、互济会、抗税斗争委员会等，第一时间把群众对革命的好感引导向政治参与。第三，在根据地周围，尤其是交通要道、市镇码头，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络，防止敌人突袭。第四，敌人进攻时，毫不犹豫地转到其侧后方，或到其最薄弱的地方，绝不能困守一地。第五，化整为零，派遣游击小组，不断向外游击。第六，加强政治工作，保证思想行动绝对一致，坚决清除不良习气。这些举措并不是全新的发明创造，而是对井冈山革命斗争以来形成的有益经验的实践运用。因此可以说，浙西南红色堡垒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正是坚持、延续并发展了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传统的结果。
因为革命者的顽强坚持，浙西南红旗始终不倒。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浙西南、浙南红军才由粟裕率领，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开赴皖南，北上抗日。由此，浙西南子弟融入了更大的革命洪流。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非同寻常。它是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南方革命根据地纷纷收缩乃至丧失、中国革命总体上处于艰难逆境之时而诞生的第一块崭新的根据地。它的建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新局面的奋斗精神，保存了党领导下的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浙西南根据地一步步巩固壮大起来并始终屹立不倒，其意义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较长时期打击、吸引、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仅在两次反“清剿”战争中，就先后吸引罗卓英、刘建绪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8个月之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毋庸置疑，挺进师的顽强斗争，浙西南根据地的创建，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浙西南根据地成为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不仅搞得国民党如坐针毡、被动不堪，而且也让浙江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洗礼，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为党后来掌控浙江打下良好基础。第三，浙西南根据地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块难得的战略基地，而且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以粟裕、刘英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队伍。这批干部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仍然冲锋在前，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这是党中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高度肯定。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无疑隶属其中。毫无疑问，在璀璨的革命版图中，浙西南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