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自古为江南雄郡，历史名城，世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历史的车轮行驶到1921年8月初，嘉兴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因受到巡捕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后称“红船”)上继续进行，在完成全部议程后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的革命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嘉兴南湖的红船，也因为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了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成为了先进思想和文化的辐射地，形成了独特的“红船精神”，成为了我党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嘉兴成为党的诞生地偶然之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本在上海举行,后来由于法租界巡捕的干扰破坏被迫中止，代表们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问题从表面看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移会嘉兴南湖，并非一大会议日程的事先安排。而且中共一大上海会议遭遇敌人破坏而被迫停会后，在商议易地续会的代表中曾有多种不同主张，并非嘉兴南湖一地之议，因而，一大代表最后能够选定移会嘉兴南湖，在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是偶然之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1.嘉兴与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浙江毗邻上海，嘉兴则是浙江与上海的交界地，历史上今上海部分区域曾与嘉兴属同一行政区域。明朝胡震亨著《海盐县图经》曰：“秦并天下，始置县曰海盐……县境兼今海宁、平湖及松江全郡地。”据考证，其时海盐县境包括今海盐、平湖、金山县、海宁、松江、奉贤、上海县的一部分。唐天宝十年(751)设华亭县，为“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所置，地域包括上海原淞南一市七县。另据《嘉兴市志》记载：“梁天监六年(507)，从海盐县境内分出一部分新建前京县，其地在今上海的金山县和嘉兴的平湖县境……太清三年(549)又分海盐、前京二县地，设立胥浦县，其地在今金山县境。这是上海市境内建制最早的两个县。”两地联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上海与嘉兴不仅地域融合，交通也为一体，水路、陆路来往便利。自1906年沪杭铁路开通后，从嘉兴乘火车至上海更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自然成为了吸引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地方。众多的浙江先进分子也围绕在陈独秀身边，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2.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参与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浙江的思潮澎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更加活跃。1919年11月1日，由施存统、俞秀松、沈乃熙(夏衍)等20多名学生在《双十》半月刊基础上创办的《浙江新潮》创刊，在《发刊词》宣称人类要得生活的幸福和进化，就必须要有自由、互助和劳动，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认定“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的，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这表明这些知识分子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
1920年1月1日，《钱江评论》周刊在杭州出版。该刊在《发刊旨趣》中明确表示它是《浙江新潮》精神的继续，宣称它是为了迎接“世界新潮流”、适应“中国时势的趋向”和自由“发表新思想”而创办的。《钱江评论》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和赞扬。在5月2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就苏俄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答复书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对苏俄废除帝俄在中国所掠夺的种种特权表示衷心感谢。
在1920年8月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进行宣传的行为，还只是零星的、片段式的，而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的，当首推陈望道。《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是马克思学说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也早就有人介绍，但是无统一的中文译本，需要时都是由文章作者临时从日文版、英文版或俄文版只言片语地翻译过来。如李大钊一般从日本河上肇的日文译本再翻译成中文。因而见诸各类刊物的翻译也是各不相同，甚或有不准确的地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很多的不便。因而一本完整、准确且符合语法的中文译本在当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难度很大，不仅要求译者精通外语，还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研究，一般人无法为之。
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国。在邵力子的推荐下，由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负责的《星期评论》编辑社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春，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房里开始了翻译工作。他“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彻底全文译了山来” 。1920年6月前后，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后来到上海，但约稿的《星期评论》却停刊了，出版的事就暂时停了下来。约6月底，陈独秀收到了译稿后，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出版。以往因为缺乏证明材料，都认为陈望道翻译的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辑公开出版的。但是根据最新的材料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到来后，与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内的4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了上海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的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大量的出版物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吴廷康在《给某人的信》中明确说“《共产党宣言》已印好”。当时共产主义的组织是不可能对外公开的，故对外称社会主义研究社应该是正常情况。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前译本可供参考，但他译笔老练，合乎国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又能较为正确地表达原著含义，因而受到阅读者的欢迎，也为翻译界称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中，这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部书初版印了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于是9月又重印了1000册。此后，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回光书店、长江书店、新文化书房等出版单位和不署单位名称者大量印刷出版。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曾谈到《共产党宣言》。他说：“我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从此丝毫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首推《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还认为自己在这些书籍的引领下，“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3.浙江籍先进分子为中共肇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0年5月，以陈独秀为负责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浙江萧山人)、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施存统(浙江金华人)、杨明斋、俞秀松(浙江诸暨人)、沈雁冰(浙江桐乡人)、邵力子(浙江绍兴人)等。这里面，浙江籍的先进分子占主体，稍后成立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就是以此为基础。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建立，陈独秀任书记，参加的浙江籍先进分子有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和沈泽民等，占全体成员的一半。稍后，施存统被指派去日本建党，组建了日本共产主义发起组并担任负责人。1920年8月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俞秀松任书记。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渔阳里六号还设立了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当时外国语学社主要工作就是为了“训练去苏俄学习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到年底，浙江籍叶天底、张秋人、宣中华、梁相台等先后入团，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至中共一大召开时，浙江籍党员共有7人，他们是：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和施存统，而当时全国的中共党员仅为50多名。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浙江籍党员或在外地进行革命工作、或在国外学习，或其他原因未能出席大会，但是为大会服务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就是浙江桐乡人。王会悟不仅为大会解决了食宿和会场问题，还担任警卫工作。当一大遭到巡捕破坏时，正是在她的及时建议下，大会转移到嘉兴召开，在完成了全部议程后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宣告成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1.“红船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解放、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包括革命遗址、遗物等物质文化和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文艺作品等非物质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是中华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印记，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象征。红色文化的主要精神在于体现其中的永恒的“革命精神”。
伟大的革命精神产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国革命精神就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与品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由于各革命阶段中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不同，在各阶段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各有千秋，因而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伟大的中国革命精神。这些精神都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基础，具有共性，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具有共同的产生渊源。这其中，“红船精神”就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南湖的红船上宣告了党的成立，在经历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的斗争历程后，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成长为拥有8千万党员、引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的党。
“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品质，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红色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是都未能成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在黑暗中，是中国共产党给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但是她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红船精神”所体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挫折但不改初衷，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信念、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一切困难、矢志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气概，是党的先进性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旗帜。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首创、奋斗、奉献这三种精神所组成的“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是党的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三、弘扬“红船精神”的现实意义
“红船精神”所包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奉献精神是本质，是政德之基。在新的形势下，弘扬“红船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1.提升政治向心力的政治资源。一个执政党的政权稳固与否，取决于她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而弘扬红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有效手段。这是因为，包括“红船精神”在内的中国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使之成为我国引导社会意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融汇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源泉。“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并扩大政治认同的天然载体之一，是党进一步维持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政治资源。
2.增强全党凝聚力的精神资源。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是“红船精神”的物质载体，由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亲笔题写馆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前夕，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馆广场上出席了“党在我心中”南湖红船圣地行——浙、黔、陕纪念建党8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南湖革命纪念馆，自1959年在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上举办党史陈列展览(并命名)以来，已渡过了52个春秋。在这52年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关心嘉兴的发展。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前来参观，江泽民、董必武、李鹏、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为纪念馆题词。
南湖革命纪念馆1994年先后被浙江省委和嘉兴市委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嘉兴市“红色教育长廊”(第一站)。1997年，被中宣部命名为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自开馆以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从祖国各地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追寻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接受“红船精神”的熏陶。嘉兴南湖，已成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心中的革命圣地。
3.激发不竭创造力的动力源泉。运用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升华，更是凝聚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船精神”是党的精神力量的伟大象征，是党的先进性的高度凝聚，是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前进途中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中永葆党的先进性。”
嘉兴作为党的诞生地，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建设长三角创新型经济强市、江南水乡生态型文化大市、杭州湾宜居型滨海新市，全力打造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的征途中，更加需要弘扬“红船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比如，在实施统筹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弘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完善“两分两换”、“两新工程”的实施办法；在落实培育大企业、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三大倍增计划”中，弘扬坚定信念、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创新引领，加快转型，力争有新的突破。在发展惠民、改善民生方面，弘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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