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每当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动议题，皆论有晏阳初（1890—1990）和梁漱溟（1893—1988）等方家，但关于黄郛（1880-1936）及其夫人沈亦云（1894-1971）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1928-1950）相对鲜有了解与认知，未免不是一种缺憾。
如今莫干山的民宿。说来颇愧怍，笔者踏入社会学这条“河流”，已有十余年，但在2014年之前，对黄郛及其乡村改进事业却未曾有过了解。在2014年初，因为一项县域文化产业调研，笔者来到位于德清县莫干山镇的“陆放版画藏书票馆”，乃得知，该楼实为黄郛当年修建的文治藏书楼（也是当时莫干小学图书馆）。继而，在2015年夏季，承蒙王春光研究员及其团队的善意，笔者得以有机会参与由陆学艺老先生发起的国家大型国情调查研究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之德清调研（子课题），在对黄郛一生及其莫干乡建事业了解日益增多的情形下，觉得实有必要予以梳理呈现，以供时下乡村建设参考借鉴，至于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实际上，在民国时代，“莫干乡村改进”的社会影响力，足以媲美晏梁二人的实践，其政治影响力甚至远高于前两者。有鉴于多重复杂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黄郛一度被定性为“亲日派”软骨头，甚至背负“汉奸/卖国贼”罪名。毁之者有，誉之者亦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我们首先有必要对黄郛及其夫人一生进行简要介绍，再整体呈现“莫干乡村改进”的脉络，进而探讨“莫干乡村改进”的学理意义，以及“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今日乡村建设的启迪。例如，当年“莫干乡村改进”原址浙江德清县[“莫干乡村改进”主要发生于莫干山庾村，原属于浙江省武康县。武康县在1958年并入德清县。当年改良故地主要位于如今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燎原村及其周边地区]，与浙江其它地方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成绩与不足，以及其可能转化与提升的空间等。
黄郛与其夫人沈亦云黄郛，字膺白，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民国时代最具影响力风云人物之一，却终生郁郁不得志。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黄是同盟会最早期成员（“丈夫团”团长），与陈其美和蒋介石是义结金兰兄弟。其二，辛亥革命时期任职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参与过上海光复，是劝退清皇室退位与维护保存故宫博物院最大功臣之一。其三，1921年，出任华盛顿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1924年，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时期，任职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在此前后，还陆续参与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清党”等事件。其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过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27）、外交部长（1928），以及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3）等职位。其五，1928年5月，在“济南惨案”处置过程中被蒋介石免职顶罪。1933年，在“塘沽协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从此以后，身负“反共”、“亲日派”乃至“卖国贼”等污名。沈亦云[沈亦云姐弟4人，皆为时代翘楚。二妹沈性仁（1895-1943），民国知名才女，翻译家，于1917年嫁给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三弟沈怡（1901-1980），著名水利专家，黄河治理专家，解放后去了台湾，其后去了美国。三妹沈性元（1906-1986），艺术家，教育家，于1927年嫁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钱昌照先生。钱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倡导成立者，一生为民族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名性真，嘉兴人，黄郛第二任妻子。亦云之名，乃因其在天津女师学堂读书，为时任校长傅增湘在1906年毕业时所赠，她还为自己取了个名字“景英”。辛亥革命爆发后，沈亦云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1912年嫁给黄郛，解放后移居美国，并于1961年写成《亦云回忆》（沈亦云，1980）。该著述以史料详实、信息真切著称。实际上，“济南惨案”后，黄郛便开始退出政坛，隐居莫干山，从事乡村教育与改良事业；“塘沽协定”后完全退隐，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直至病殁。自黄郛在1936年辞世后，“莫干乡村改进”事业还能持续到1950年，这离不开其夫人在这十多年非常时期的苦心孤诣乃至殚精竭虑。以下按照黄郛和沈亦云两个时期，分别对“莫干乡村改进”脉络予以概要介绍。“莫干乡村改进”脉络（1928-1950）
（一）黄郛时期（1928-1936）：“受诸社会、报诸社会”，尽显男儿英雄本色
黄郛进行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一直奉行“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倡导以“意远进渐”的温和方式从事乡村建设（沈亦云，1980：96-99）。
1928年，黄郛与沈亦云在莫干山先购后修“白云山馆”，拟作为退隐之所。
初始，二人主要是埋首书籍、吃斋念佛，零星做些善事。其后，他们悉心经营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的莫干小学（1932），主张“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并依托小学开办农业种养场，以场养校，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如此，既可增加学生动手能力，学习乡村实际知识，也有助于小学自力更生。再之后，在当地开始乡村公益设施建造，例如“膺白图书馆”与白云池水库等农田水利设施。
黄郛余生以学校教育为改进农村事业的中心，并试图不再过问“窗外事”。据沈亦云记录，黄郛经营莫干小学的动机有三。
其一为报德，即“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
其二为育才，黄郛目睹当时莫干农村儿童基本目不识丁，痛心于此。
其三为帮扶农民，莫干小学成立的同时，“莫干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等从事具体乡村改进工作的机构也相继成立[比如，1934年，江南大旱时（甲戊大旱），还在“莫干农村改进会”下面设立了“旱灾救济委员会，因其组织有方，工作有序，对救助莫干山村灾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功用]。它们主要执行自治、自教、自养、自卫四大职责功能。莫干乡村改进之“自治”包括订立山林公约、调解纠纷等；“自教”包括儿童教育、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健身场等；“自养”包括推广改良蚕种、推广改良麦种、提倡造林、水利交通建设、提倡副业等；“自卫”包括壮丁训练、建立消防队、设置医诊室等。其旨在帮助农民举办福利项目，增产增收，改进生活，从而“使得农村自有其乐趣所在”。
黄郛的确，在黄郛心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养农村者”；从事局部农村志愿工作是国民应尽义务，乡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健康的国民；理想的农村，当有“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人才，这些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才，宜渐进知晓农村最需要什么、最厌烦什么，努力做到“上应政府法令，下合地方需要”；农村改进工作可以围绕农民体质、农民技术以及农村市场销路拓展等几方面展开；为此，有必要采用现代合作方式和科学技术。农村问题的解决，既需考虑农业机械的使用，也需同时兼营工业；农村建设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农村居民种种需要，也可以吸引城市居民长期居住而不只是短期休闲度假，且“自治自卫自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的农村不局限于在莫干山出现，而应遍布全国。（二）沈亦云时期（1936-1950）：沧海横流，苦心经营，巾帼不让须眉1.1936年—1945年1936年底及以后，对沈亦云而言，夫君赍志而殁，江浙相继沦陷， “莫干乡村改进”何去何从，自然是极大考验。例如，在日军数次侵犯莫干山和庾村期间，黄郛生前悉心经营的莫干小学、文治藏书楼、教学设备器材、宿寝用具，以及饲养场的养殖家畜，屡屡被日军劫掠吞噬，“断炊”是常有之事。在将位于杭州唯一住宅捐献国家用于抗战经费之后[卢沟桥事变之后，沈亦云立即将夫妇二人位于今杭州市南山路105号唯一住宅及附属财物捐献给国家，“以供抗敌之用”。[南山路原名膺白路，为蒋介石纪念黄郛功劳而命名。沈氏捐献的住所即黄郛别墅，本世纪初易名为“1917花园餐厅”。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后，2014年，该高档会所再易名为“1917咖啡与茶”，其中一楼为大众消费场所与户外休闲区，二楼为民国名人陈列馆]驻留于莫干山的沈亦云首先接手了黄郛生前主持的乡村改进会之“庾村公共仓库”，继续为当地农民的生活与融资提供帮助，这也是黄郛隐居莫干山期间从事的多项乡村建设活动之一。1937年底，因时局骤变，以及出于沈家人身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浙江政府力劝沈亦云避难上海。到上海后，沈亦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留守在莫干小学的时任校长郑性白，了解小学情况，继续出资维系小学运营。在郑性白及夫人李雪钧，与其他亲友同仁的鼎力襄助之下，莫干小学全体教职工历经艰辛，于时时警戒及日军侵略战火中顽强生存，甚至还因时制宜开设了莫干“临时中学”，且每个学期都不存在完全停课的情形，直至抗战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体校董事会示范支持之下，当时莫干小学全体师生不仅维系了莫干战时义务教育的工作秩序，还以铺修道路、节食捐粮、担架救护等方式，协助政府军抗战。与此同时，沈亦云等人继续从事救济灾民与其它相关乡村农事改进工作（罗永昌，2013:193-199），以知行合一的实践，落实了“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在这期间，莫干乡村教育与改良工作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培养了一种患难不屈的精神，为国家，为乡村建设全身心投入的志趣，即以“对农村之热心报以对国家之贡献”（沈亦云，1980：591-592）。2.1945年—1950年抗战胜利后，对沈亦云等热衷乡村事业人士而言，除了莫干小学的复建，既有农村改进事业也亟待推进开展。毕竟，庾村公益事业是黄郛退隐政坛后的最大志愿。在亲友同事的集体努力下，沈亦云确立了新庾村事业当奉行“以生产之力，扩充教育，以教育之功，改良农村”的复建方针（沈亦云，1980：556），庾村教育和农事工作再度得以紧密结合。庾村复兴计划执行后，主要有两件工作值得肯定：其一，一度名扬江浙市场的莫干蚕种场发展于此阶段。蚕场培养的“天竺牌”蚕种在当时业界口碑极佳，该品牌延续至今。其二，在沈亦云等周旋下，受益于联合国救济总署资助，以及宋美龄赠送的50头乳牛和2头种牛，“莫干农场”得以快速建立，让当地人可以喝上牛羊奶也是黄郛生前的一个夙愿。
沈亦云浙江和上海相继解放后，沈亦云同意将莫干小学，以及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资产，悉数捐给新中国政府管理，仅保留墓地、藏书楼等用作“纪念”[黄郛墓园在文革期间被炸毁以及后世遭遇的其它不公正对待，另属主题]。其后，沈亦云于1950年经香港去了美国，直至1971年辞世，未再度返回莫干山。概而言之，在黄氏夫妇等人精心呵护下，历经二十多年努力，莫干乡村改进工作获得稳步发展，并初显成效。例如，当地乡民的村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与提升；而在1934年江南大旱时，相较于周遭饿殍遍野情形，庾村无灾民饿死情形；再如，其间，庾村无失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生，乃至有父子叔侄同校同呼先生的佳话（罗永昌，2013:202-219）。这期间莫干小学毕业生中，既有从军抗战捐躯者，也有其它以不同专业知识服务地方和社会者，一些毕业生至今尚健在。[ 参阅罗永昌（2013）附录部分的访谈。2015年8月31日，笔者拜会了《黄郛与莫干山》作者罗永昌先生。类似信息，德清县莫干山镇工作人员也有一定介绍。]实际上，解放后上台的浙江人民政府，当时对黄氏夫妇等人的奉献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曾复函沈亦云，“台端在莫干山所做生产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成绩，请本为人民服务意愿继续努力”（沈亦云，1980：662）。
黄郛夫妇“莫干乡村改进”对今日乡村建设启示承前所述，囿于多重因素，“莫干乡村改进”的史实与学理价值，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状态，亟待进一步发掘。例如，在其旧址所在地德清县，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成绩颇为显著。这也许多少惠泽于当年“莫干乡村改进”事业的遗风。当然，也面临一些亟待克服的问题。结合历史与现实，以及我们在浙北和浙东的初级调研，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对于今日乡村建设启示，做出以下三点总结：1.复兴之路：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目前依然处在复杂的多重转型期。实际上，关于以农村为研究单位，重建乡村生活的主张，杨开道（1929：12-19）曾多有阐释。例如，他认为，农村生活是改造农村目标所在，而谋求“全体农民的生活幸福”是乡村改造的最终归宿。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首先要细细讨论乡村生活的灵魂是什么，以及对应象征符号与价值信仰体系在哪里，例如，是否为乡村文化与日常生活方式的重建，如果是，新时期乡村建设中需要怎样的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及二者之间如何相结合为宜，等等，都需要去思考。 有鉴于文化主要体现于人们的社会性行为（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