浯屿岛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处，明代时归属泉州。明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载：“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之中，左连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安门户。”现今，这一离龙海港尾陆地仅有2公里左右的小岛归属港尾镇。无论对于明清的月港，还是对于清代的厦门港而言，浯屿都是一个重要的咽喉要塞。
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这个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常住居民5000多人，多以捕鱼为生。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渔业的高速发展，外来务工的人数一度远超当地居民。
岛上居民以信奉海神妈祖为主，庙宇包括天妃宫、大厅爷宫、江府太师庙、兴府王爷庙等，兴建的年代不一，最早起于何时已无记载。居民多姓杂居，而蔡为最大宗，但据称来源亦不一。现存《浯屿蔡氏族谱》为上个世纪90年代所整理，其中云：“旧时浯屿有五社，二蔡加陈林，兼有吴姓，也住余郭氏。”并说明蔡氏先祖到浯屿的时间和缘由：“大明洪武年间，浯屿蔡氏祖先，带兵防守，连及金门水师抗倭。”但据泉州知州真德秀《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所载“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屿放火杀人，去烈屿止一望间”，可见至少在南宋嘉定年间，浯屿早已有人居住，并且当时归属漳州。
九龙江入海口处的岛屿星罗棋布，大的岛屿有厦门岛、大小金门岛以及大嶝岛，小岛则不计其数，其中浯屿当数最为重要。
至今于浯屿岛中，有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立下《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碑，碑文上的前半部分详细地阐述了浯屿在众多小岛屿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先是地理方位上，“厦岛隔岸有山，大而高，曰南太武。旁有小山，在水中，曰青屿。青屿之东，有山嵔而长，曰浯屿。浯屿之北有小担，又北有大担，并峙于港口海中，实为厦岛门户”。事实上，浯屿既是厦门岛的门户，也是整个九龙江流域的门户。
接着细述九龙江入海口众多小岛的详细情况，“大担山颇高，前后有墩台，置汛焉。其下复有水汛。然山之四旁，水不深，大船不可行也。小担屿小，其上亦有汛。大小担之间，门狭而水浅，惟浯屿与小担其间，洋阔而水深，商舶出入，恒必由之”。先天的眷顾使得浯屿与小担之间的洋道成为九龙江入海的最佳航道，如果加上岛上及岛屿周边的优良条件，“浯屿之南，汊亦浅，可通小艇。其东有九折礁，舟人所畏也。然其西，则有隈澳可避风，山坡平衍，居民数百家，而大担、小担皆无之，故海人舣舟必于浯屿”，那就算得上得天独厚了。
岛上有一古井，为岛上居民长期的淡水取水处，亦是古代往来船只的淡水补给之处。当地居民谓之“有浯屿之时，就有之”。岛西边是幽深的港口，既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还可以躲避这一区域盛行的东南季风。
在浯屿岛上现场考察，四周近在眼前密布着诸多有名与无名小岛，更凸显这一航道与这一可供停泊小岛的可贵。
“雄关”与“贼巢”
自元代起，东南沿海开始屡受倭寇的侵犯抢掠，明朝立国之初，诸多有识之士认为：“倭海上来，则海上备之尔。若量地远近，置指挥卫、若干千户所，陆聚巡司弓兵，水具战船，砦垒错落，倭无所得入海门，入亦无所得，傅岸鱼肉之矣。”这种为防倭寇并“御敌于海上”的战略思想促使水寨得以产生。
《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十之《兵纪》云：“水寨，前代未有也，自我国朝而立，盖屯聚舟师以捕倭也。”明人谭纶（1520—1577年）在奏议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福建沿海的海防布置情况：“查自福宁南下以达漳泉，置卫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于陆，又置水寨以防以海，初惟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寨耳。景泰年间，增而为五。时则战舰如云，旌期相望，且哨守皆卫所之军，有司无供乙之费，外威内固，（其）有自来矣。”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浯屿水寨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为开国将领、江夏侯周德兴所建。明人洪受评之云：“盖其地突起海中，为同安、漳州接壤要区，而隔峙于大小嶝、大小担、烈屿之间，最称险要。贼之自外洋东南首来者，此可以捍其入，自海仓、月港而中起者，此可以阻其出，稍有声息，指顾可知。江夏侯之相择于此者，盖有深意焉。”
明初的浯屿水寨，对于九龙江入海口，以及当时的漳、泉二郡，当数海上雄关。令人疑惑的是，浯屿初置水寨之时归属于泉州，这种行政区划使得这一“同安极南”的小岛经常无法被很好地顾及。明万历元年（1573年）的《漳州府志》之《兵防志》云：“浯屿水寨属泉州府同安县，尝调漳州卫军在彼防守，而是寨在吾漳视泉州尤为要地，其军数法制属泉州府。”加上最初水寨与卫所兵船分离的设置，使得这一地方的防卫时常险象环生，很难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成化年间，有倡为孤岛无援之说，移入内港厦门”。
明正统八年（1443年），浯屿水寨内迁至厦门中左所。万历三十年（1602年），再次改迁至晋江石湖，只是名称始终不变。
关于明代水寨内迁的举措，存在两种看法，普遍的是认为这是一种政策的失误，是一种退缩与被动防御的鸵鸟政策；另一种看法则声称：“明初福建水寨选址存在种种失误，这些失误是导致水寨内迁的主要原因。福建水寨的内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初水寨选址失误的修正，是值得肯定的。”
倭患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史，最为集中的两个阶段当数明初洪永年间以及明中期的嘉靖年间，前者促使沿海卫所、水寨等建制的形成，后者则是推动水寨内迁等海防变动。尽管从防守的角度上看来，第二种观点看似理由充分，而事实上，不改革兵船分离与行政区划不合理等问题，内迁水寨所导致的是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咽喉要塞，造成“贼舟径趋海门，突至月港，无人拦阻。官舟泊崖浅澁，不可推移，常至失事”，以至“纵贼登岸，而后御之，无及也”。
许多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嘉靖中后期，浯屿成为倭寇与海盗据点的史实：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四月，贼首李七引倭泊屯浙江双屿港，官兵破之，犁其巢；余党南遁闽之浯屿。（《同安县志》）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船来泊浯屿，劫掠同安。（《同安县志》）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倭南去泊于浯屿。（《厦门志》）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贼洪泽珍先引倭泊巢浯屿……冬，时洪泽珍与谢策复再诱倭二三千人回船泊据浯屿，盘踞为巢。（《厦门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春正月，倭自浯屿由岛尾渡浮宫，夺民舟，散劫月港、珠浦、官屿等处，复还浯屿，五月掠大嶝。新倭自浙至浯屿焚掠。此时，浙江官军剿倭略尽，舟山巢破，南奔闽，窜入浯屿，焚掠居民。（《海澄县志》）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漳贼谢万贯率十二舟自浯屿引倭攻陷金门。（《厦门志》）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该年，倭寇复大举窜入，多陷卫所郡县，广东海贼吴平北来浯屿，盘据旧巢以应倭。（《粤闽巡视纪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月，广东巨寇吴平等，驾船四百余艘，出入南澳、浯屿间。（《福建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
如此，“雄关”俨然演变成为“贼巢”。
隆庆开关的逻辑
许多历史学家秉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明初倭乱是元朝对日跨海用兵的后遗症”，但对于明中期嘉靖年间的倭乱，在归因上则显得更为繁复。
主要原因大致有：一是西方列强海洋商贸崛起，殖民地与全球化引发大量物品商贸需求；二是嘉靖年间，宁波争贡事件导致中日朝贡的停断，加上彼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使得日本海商与大量浪人勾结为寇；三是日本银矿的发现与开发，又恰逢明王朝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使得商贸与寇乱的利益诱惑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此外，兵船分离、战备落后、客兵机制以及卫所军风日益腐朽等问题，也使得倭乱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根据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在长达45年之久的嘉靖年间，福建倭祸有159起，其中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8年之间则多达139起，占据近九成的比例。尤为奇特的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这4年中，其他省份的倭乱渐趋平静，福建的倭乱却依旧极为激烈。此时福建几乎成为全国仅有尚存倭乱之地，这一情境与浯屿大有关系。嘉靖年间，倭寇与海盗们停泊浯屿对漳泉各地的劫掠，以及嘉靖后期月港二十四将的叛乱，最终促成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澄县的设县。
除了成为倭寇与海盗“巢穴”之外，早在明隆庆开海之前，这里就曾经多次成为洋人与月港走私商贸的据点。清光绪三年（1877年）《漳州府志》载：“（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佛郎机番船泊浯屿，巡海道柯乔、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船不克。时漳泉月港贾人辄往贸易，官军还，通贩愈甚。总督闽浙都御史朱纨厉禁，获通贩者九十余人，行柯乔及都司卢镗，就地斩之，番船乃去。”
《海澄县志》载：“盖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龙溪县志》云：“堪为用者，难以殚记，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说明巨额的海上走私商贸获利，使得许多人铤而走险。何乔远《闽书》直接指出：“其悍谲者海上行动，而实我奸民勾引之，奸民所阑出犯禁物，得利十倍，走之如鹜矣。”
浯屿之所以成为贼巢，究其原因，实为月港海洋商贸的巨大利益驱动所致。海禁使得朝廷投入巨大却又几无收效，变革产生在隆庆帝登基之时。于是，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宣布解除海禁，开放漳州月港“准贩东西洋”。
据成书于明中后期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唯一手抄孤本存于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所列往来南洋的针路谱（包括《往东埔寨针路》《浯屿往大泥吉兰丹》《福建往爪蛙（哇）针路》《浯屿往杜蛮饶潼》等）所示，由月港所出发的商船，均以浯屿为起航点。
显而易见，对于明清月港的世界海洋商贸，浯屿岛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标识。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