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论、地域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错综复杂。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把握，乃是学术发展和突破的前提之一。王铭铭教授(2000)认为中国人类学对海外世界失去兴趣，而越来越注意农村社区，是因为人类学被“国家化” 了。因为人类学家希望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建设服务，从而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内化。今天我们重新要把自己的思考和视野世界化，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逆向运动，即“去国家化” 。我们的世界已经和过去的世界有本质不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其实20世纪的“国家化” 本身，是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世界运动” 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为己任，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要发展新的人类学，我们必须对影响我们社会进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重大历史力量有高度的敏感。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力量是极其复杂的，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抽象地理解，更不可能用普遍的逻辑图示来勾画。它只能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来把握。回顾我在2000-2005年对印度计算机工人的国际流动的人类学调查，它不仅是学术上的抗议，也是政治上的抗议，我不仅是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里穿行，更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上穿行。但这决不是要否认学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学术活动受权力关系影响，但是显然不是权力关系的被动反映。我们正是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思来发展学理，而新的学理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能够提供观察、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