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戡
西南联合大学的组建和坚持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在大后方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的困苦，和日军轰炸的死亡威胁下，联大坚持作育英才，2000余名毕业生中不乏国家栋梁与学术精英。
几十年后，时人的青春经历厚积为今人的精神财富。从全景式描述抗战前后知识分子经历的《南渡北归》，到再现联大师生从长沙到昆明历程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及电影《无问西东》、纪录片《九零后》，各种回顾与讲述绵延不绝。
西南联大之外，抗战期间先后有近百所高校同样经历颠沛流离，在战火下勉力苦撑。这些高校的故事同样展示出抗战中国的坚韧不拔与坚持不易。
【大举内迁】
“大学”对于中国来说，是地道的“舶来品”，兴起于商旅往来的通衢大邑，以及设有列强租界的水陆码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全国108所国立、省立和私立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杭州、武汉等地。而这些城市恰是侵华日军志在必得的交通枢纽，战火一旦波及，校园往往沦为战场。
南开大学、同济大学都遭到日军轰炸，原本庄严雄伟、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校园成了一片废墟；复旦大学“全校尚幸存在之处，惟卫生处及合作社”。北平沦陷时，城内未经战斗，但日军进城后对北京大学展开系统性劫掠，大批文物、图书和仪器遭掳走或破坏，北平师范大学校园被日军窃据为司令部驻地。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以北平、天津高校撤出的师生，组成长沙、西安两个临时大学。随着战火蔓延至中国东部，沿海城市高校纷纷向内地安全地区迁移。每一座城市沦陷之后，都有大批高校师生踏上流离办学路。
教育部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全国108所高等院校中，17所因战事停办，14所在沦陷区勉力维持，其余77所都经历了迁移。然而，这只是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第一批次。此后数年间，在国内战场与国际战争的影响下，已经“背井离乡”的内迁高校不得不再度迁徙，甚至一迁再迁。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美、英等国宣战，随后占领上海公共租界。1942年4月，美军远程空袭东京，参战轰炸机完成任务后，降落于浙江、江西，由中国军队护送飞行员撤出。随后，日军发起报复性的“浙赣作战”，扫荡国民政府控制区。前一事件导致部分1937年淞沪会战后迁入租界的高校，向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浙赣山区转移；后一事件迫使这些高校以及此前就在浙赣山区办学的高校，一并继续远迁闽北、粤北山区，共同构成第二批次高校内迁。
1944年4月，日军为应对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发动“一号作战”，使用40万兵力打通从河南、湖北、湖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涉及省份沦为战场，高校纷纷迁校避难，成为第三批次高校内迁。
西南大学副教授郭川在《文化存续》一书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累计搬迁达200次之多。参加高校内迁的人员估计不下50万人”。论及迁校次数，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居首，全面抗战期间“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这一统计只涉及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的高校，有一所大学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踏上了迁徙路，历程更加艰辛，这就是张学良开办的东北大学。该校创立于1923年，原在沈阳办学，事变后以流亡出关的师生为基础在北平复课。东北军开赴陕西后，该校于1936年迁往西安办学。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离陕西，该校又一度转到河南开封。
东北大学的迁徙之路，在1937年之前就已如此颠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也没有“缺席”内迁潮。1938年，该校迁至四川三台县，度过了8年时光。这里距离沈阳已有2500公里。
【行路难：“酸甜苦辣，天堂地狱”】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意识到这是长期抗战开端的人并不算多。战事蔓延到上海时，仍有许多人期盼发生在这个第一大都市的战火能带来国际关注和外部调停，尽早结束战争。对时局的看法同样影响着各高校的领导层，他们对于学校是否内迁、迁至哪里作出了不同选择。浙江大学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典型。
浙大校长竺可桢坚持对日军侵略“彻底抵抗，预备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是上策”，并不认为浙大需要远迁。他选择了萧山县的湘湖作为避难地点并存储图书、仪器，以今天的区划看，这里还没有离开杭州。即便如此，他还认为“之江（大学）将仪器等移往山后，艺专（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移西湖中之黄庄，故浙大移湘湖实为较远矣”。
1937年，淞沪战事不利，杭州屡遭空袭，浙大准备全校迁移。竺可桢初选的地点是距离杭州80公里的天目山，以及100多公里外的建德县，这两地今天同属杭州市管辖，在当时也算交通便利，一天之内便可往返杭州。
战事很快发生变化。在浙大师生迁往建德县的同一时期，日军在浙江金山湾登陆，威胁淞沪主战场。中国军队阻击失利，淞沪会战接近尾声。12月下旬，杭州沦陷，浙大全校师生开始向江西吉安转移避难，次年2月在江西泰和县上田村开始新的学期。
好景不长，1938年6月日军溯长江西进，武汉会战爆发，江西已不安全。竺可桢亲赴广西考察，以“宜山即庆远尚有标营，足以敷千人之用”，选中了迁移新址。9月，浙大在完成期末考试和毕业典礼后踏上行程。
抵达广西宜山后，竺可桢向教育部申请动用建设专项费用营建校舍，原本打算就此落脚。谁想1939年起，日军航空兵开始轰炸广西各县市，宜山浙大校园多次遇袭，竺可桢决定再度迁校。1940年初，浙大在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支持下，迁至遵义、湄潭，这才算安定下来。
两年多的搬迁中，师生眷属备受流离之苦。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都因病在江西泰和去世。迁校路上，数学教师章用鼓励学生坚持上课，表示“黑板可以挂在我的胸前”。章老师后因肺病前往香港治疗，病逝于斯。
同济大学的内迁道路几乎是浙大的翻版，只是落脚县镇略有不同。淞沪会战后期，同济大学从上海就近迁至浙江金华，后因战事逼近，迁往江西赣州，继而与浙大同步迁往广西，落脚在贺县八步镇，1939年春又迁往云南昆明。
此时昆明的内迁学校、机关云集，同济大学作为后来者，难以租到集中连片的宅院，各学院、宿舍零散分布在城内12个地方，测量馆去了呈贡县，附属中学到了宜良县，教学、管理和师生生活颇为不便。经过多方沟通联系，四川南溪的李庄士绅发来邀请，同济大学才得以搬迁到这座古朴的村镇，结束了飘移不定的旅行。
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奉命将馆藏图书从广州迁到云南澄江，他记下来当时的一路艰辛。1938年10月20日出发，全程115天，走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共11970余里路。饮食是“餐风、干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起居则是“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钢床、头二三四等大舱，天堂地狱”。出发时43人，因伤、亡、病等原因，仅27人抵达终点。
内迁高校中还有另一个典型，便是“一步到位”的中央大学。这与校长罗家伦眼光独特、方法灵活有很大关系。七七事变后，罗家伦向国民政府提出，要将沿海主要大学向内陆迁徙。淞沪会战爆发后，罗家伦与运输军队出川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联系，利用其长江客轮的空闲船舱，将4000名师生职工及眷属、1900箱仪器设备从南京抢先运往重庆，在嘉陵江畔松林坡选址营建校舍。1937年12月，当其它高校还在内迁路上时，中央大学已在重庆复课。
更为厉害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在1937年12月南京即将被日军合围之际，率领员工将1000多头鸡、兔、牛、羊、猪等引进牲畜品种抢运到对岸浦口。这支“人畜混合”的奇特队伍用了一年时间穿越安徽、湖北，抵达重庆，大部分牲畜毫发无损。
罗家伦回忆，“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则“打趣”道，“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前者连鸡犬在内全盘搬迁，后者则被侵略者焚毁殆尽。
【联合不易】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克服地域界限，在全面抗战8年间维持西南联大体制于不坠，固然是一代传奇；而同属联大，西北联合大学迅速解体，东南联合大学未能成立，则是高校内迁和联合办学的另一番面貌。
1937年8月，教育部筹组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同时，决定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法，悉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9月，临时大学在西安开课。
1938年2月，日军攻占山西芮城风陵渡，以炮火威胁陇海铁路潼关段。西安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西迁至汉中办学。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时间与长沙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同步。
但是到了7月，这所与西南联大南北呼应的学校就解体了，经过几次调整一分为五——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医学院。“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的校歌，只唱了3个月。
关于西北联大解体的原因说法众多，高校成员之间的差异也是其中之一。西南联大的3个主体高校历史悠久，各有擅长，彼此之间可以形成均衡之势。西北联大的3个主体则并非如此。其中，北平大学是1930年由北平女子大学和法政、工业、医学、美术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建校后各学院之间原本就有各自为政的风气，并入西北联大后仍不团结。北洋工学院源于北洋大学堂，师生人数较少，但教学水平、文化素质颇高，对另外两校同科师生颇有傲视之感。
北平高校之间原有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以穷著称的北平师范大学因为仓促内迁，仪器图书等方面更显寒酸。加上实力不如北洋工学院，人数又不如北平大学，与其它两校之间的防备与竞争多于合作。这些矛盾加上诸多政治因素终于导致西北联大的结束。
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是1937年第一批次高校内迁的产物，东南联合大学则是因应1941年第二批次高校内迁而孕育，但因局势变化停留在了筹建阶段。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后，租界内国立、私立高校纷纷停课，以示不与日方合作。1942年1月，教育部决定在浙江境内组织东南联合大学，收容从上海撤出的各校师生，并下令“上海各大专学校除在内地已设有分校外，一律参加东南联合大学”。3月，暨南大学（部分在上海租界，部分在福建建阳）校长何炳松在金华就任东南联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则由上海各校校长及地方官员担任。
筹备期间，东南联大收容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经济系等校学生200余人，分别组织文、理、商、法4个学院及先修班、艺术专修科，原拟在浙江江山开学。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后，东南联大师生南迁福建建阳，依托暨大办学。
在此期间，何炳松多次请求教育部下令正式成立东南联大，但最后等来的却是一纸通令，将东南联大归并英士大学（浙江省立高校，位于浙江泰顺），并将后者改为国立大学。经过协调，东南联大的师生分别并入暨南大学、英士大学，第三所联合大学就此流产。
与三所联大可以相提并论的联合学校，还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该校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内迁湖南后组成的，是艺术类的“小联大”。全校师生与西南联大一样组成旅行团迁往昆明，一路上却没有后者的运气。
前往湖南晃县的路上，艺专师生遭遇抢劫，百余名土匪持枪逐一搜身，学生黄守堡被抢了三次，第四个土匪过来见到他口袋空空，就把他身上的棉袍掠走。在贵阳，艺专又遭遇日军轰炸，名画家吴冠中当时是艺专美术系学生，正在黔灵山上画速写，“眼看着一群日本飞机低飞投弹，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满城起火，一片火海”，所幸师生无人罹难。
1940年，艺专迁往四川璧山办学，虽然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建筑系还在迁川前划给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但毕竟坚持了下来，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杭州复校。
【弦歌不辍】
第一批次内迁的主体是国立大学。这些学校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经费支持、军队的保护和地方政府的接待，才有数次迁徙的实力。私立大学实力薄弱，也不一定能争取到这种便利，为了维持生存，对待迁校态度更加务实。比起长途迁徙到陌生的内地，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安全的租界继续办学，但与日本人合作却是万万不能的。日本人进入租界后，这些高校成为第二批次内迁的主力。
苏州的东吴大学是私立高校之雄，全面抗战初期，东吴大学先转移到浙江湖州，又撤退到安徽屯溪，一度准备与迁移到此的私立高校沪江大学联合，继续内迁长沙。校长杨永清得知上海公共租界秩序尚属安定，多家私立高校已经迁入，考虑到师生中江浙沪人士颇多，下定决心不再远迁。
1938年初，东吴大学迁入上海公共租界，与私立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联合租赁慈淑大楼作为校址。4年间，四校联合开学、联合举行毕业典礼。战争期间，许多江浙富庶人家涌入上海租界避难，并将子弟送入就近大学读书，东吴大学的学生规模一度达到1300余人，校史自叙为成绩卓著。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各高校珍惜名誉，多数选择停课。但教师要吃饭、学生要读书，学校体制需要维持，又并非人人都愿冒险出走后方，于是出现了改头换面、分散联合、各显神通的奇特局面。
东吴大学文学院、理学院部分师生冒险离开上海，先在福建复课，后迁往广东韶关。留在上海的部分法学院师生，由原法律系主任费青组织，成立“中国比较法学院”继续办学。还有些前往重庆的师生，与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在渝师生组织了“联合法工商学院”。直到抗战胜利，这些东吴大学的“分支”才在上海重新“合流”。
1944年第三批次高校内迁则更为艰难。由于正面战场崩溃，各高校的迁移往往十分狼狈。在河南，撤离开封校园后，已在洛阳嵩县平稳办学5年的河南大学，在大雨中西撤到淅川县荆紫关镇，办学数月后，又继续西撤，一路迁至陕西宝鸡才复课。
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原本设在湘西小城安化，在长沙沦陷后继续西撤至溆浦。在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为躲避日军，一路西撤到贵州平越县。在广东，中山大学自乐昌坪石紧急转移，图书馆辛苦保存的6万册书籍损失殆尽，工学院、附中都有师生遇难。
1944年12月，日军攻入贵州独山县，战争威胁笼罩四川。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准备再次迁移，校长王星拱告诉学生“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并且叮嘱学生，“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战火的威胁下，“弦歌不辍”是各校师生共同的心愿。1945年8月，他们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但高校的迁徙并未结束，与当年的内迁相呼应，“复员”成为各校新的主题。当然，那已经是另外一段历史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