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这条街以空气隔开，两侧商铺分属中方和英方，至今街心仍有界碑石。
香港回归后，这种奇特的隔离与共存发生了变化。嘈杂热闹集市不见了，代之以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水客”，带来一片商业繁华，并不断向外辐射。每到周末，更是被旅游巴士塞满。从沙头角过关后，深圳一侧中英街附近客流穿梭，快节奏往来深港。
2012年2月15日，香港政府开放了沙头角墟口前的禁区，香港市民可以自由进出。2015年，中英街内开设了唯一一间禁区内的麦当劳分店。沙头角沿岸，游客们三三两两，在海边栈道上休憩乘凉。
随着沙头角大门逐步打开，陆地上的铁丝网一一拆除，水上依然保留着一些隔离装置。沙头角码头岸边，长长的蓝色漂浮装置，形成一条海上屏障。这是为了打击海上走私设置的，有水警轮在旁边驻守。
登上上水大石磨高地，两地间的割裂更加清晰可见。借助望远镜和摄影器材，微妙的隔离与戏剧性的差异尽收眼底。灰白的高楼与碧绿的农田遥相对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条钢铁巨龙横跨两地，像一条坚韧的伤口缝合线。那是深圳湾公路大桥。?
深圳湾大桥，连接着深圳蛇口东角头和香港元朗鳌堪石，被称为“深港西部通道”。这架桥梁工程的杰作本身，也成为了一道颇具工业美感的风景。深圳湾公园里，一对情侣紧紧相拥，望向远处的大桥。市民们喜欢在这里休憩散步，享受海水与海风。
如今，深圳的楼房已经伸展至禁区边缘，深圳长岭村惠名花园的泳池更是紧贴着边界的铁丝网。泳池中，一群孩子在尽情戏水。泳池一侧，立起的铁丝网外，就是香港莲麻坑村。
长岭村内，村民在午后打着麻将。孩子们则对镜头产生了浓厚兴趣。走过一座窄窄的小桥，就从深圳长岭村到了香港莲麻坑村。一些村民甚至会“跨境”种庄稼，靠一张过境耕作证，每天去香港地界祖传的土地上种菜种粮。
除了长岭，罗芳村也有许多过境耕作的村民。村内专门设立了过境耕作口。罗芳过境口是一座两层小楼，有边防战士把手。走出耕作口，便是香港的莲塘河。罗芳村外，顺着延芳路望向香港方向，新界东北堆填区近在眼前。它们之间隔着正在施工的莲塘口岸工程。
与耕作口的稀疏过客不同，深圳罗湖口岸终日人流不绝。新建的莲塘口岸，据说到2018年有望投入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罗湖口岸的通关和交通压力。
与深圳一侧的繁忙热闹相比，香港一侧则清净得多。远处，深圳的高楼大厦遮天蔽日，香港的村庄依然静谧，它们中许多曾是禁区，有些至今仍是禁区。茂密的植被、低矮的建筑、稀疏的人口，村民过着几乎与世无争的生活。
香港落马洲村，荷花农庄的主人郭婆婆已年过八旬，从她家可以望见深圳最高的几座大厦。回忆起当年的“大逃港”，婆婆至今记忆犹新。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单是1957、1962、1972和1979年，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越境人数就有56万。许多人死在渡河途中，再也没能到达对岸。
如今冷落的落马洲村，在二、三十年前，正是大陆偷渡客的登陆热点。郭婆婆回忆，当年偷渡客游上岸，常会拍门乞求：“阿婆，有无嘢食呀？（阿婆，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如今，落马洲村已经解禁，她的农庄做起了私房菜。许多大陆游客慕名而来，还有旅行团来谈合作开发生态游。
莲麻坑村的村委叶玉安则忧愁得多，他从家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深圳电视塔。村委会早就做好准备，等着迎接解禁后的游客，修葺好了村中辛亥革命元老叶定仕的故居，还立了一座孙中山铜像，莲麻坑村却至今仍在禁区内。
叶玉安远眺对面的深圳惠名花园，慨叹：“真是风水轮流转！”七十年代，他由英国回到香港。不少偷渡客在莲麻坑村上岸，会向村民借电话，联络在港亲友，叶玉安总会慷慨借出。如今深圳的楼房已经伸展至禁区边缘，莲麻坑村却难以接力。叶玉安有些沮丧：“唯有系到等死。”
太阳渐渐落下，夕阳越过深圳的高楼天台，照向曾经的香港禁区。
最后一缕余晖消失时，深圳商厦京基100的96层观景廊上，一家人正在享受晚餐。他们身后的两面落地窗，映着截然不同的景象，两三灯火的田园香港，与车水马龙的深圳市区。
入夜后，港境一侧更加侮暗不明，深圳沿岸愈发华灯璀璨。京基100的外墙不断亮起广告语：“百闻不如一见”?“闪耀招商”……“是包容一切。”寥寥几个字，闪烁得刺眼。
沿着深圳湾海岸散步，穿过西部通道大桥，游人遥指对岸，问：“那边就是香港吗？”
沙头角口岸，“水客”赶在签证届满前加紧穿梭。旅行社殷勤招揽游客：“要不要进中英街走走啊？”
香港、深圳，37公里边界线，界线模糊又分明。1949年，英军一夜间拉起边界铁丝网，1951年，港英政府成立边界禁区。一衣带水的两座城市，在香港回归后更加唇齿相依。随着口岸相继开通、边界禁区逐步缩减，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自由行游客、专业人才一批批涌入，界限逐渐模糊。如今，香港已回归19年，一条无形割痕仍横亘在港深间，隔开了两地沧桑变换。
落马洲 —— 对岸发展不停蹄
香港落马洲村有一座荷花农庄。到访农庄的那日，下着连绵细雨。荷花农庄的主人郭婆婆已年过八旬，从她家可以望见深圳最高的几座大厦。
如今冷落的落马洲村，二、三十年前，正是大陆偷渡客的登陆热点。从五十年代的“大逃港”到八十年代偷渡潮，据内地官方档案显示：单是1957、1962、1972 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越境人数就达到了56万。许多人死在渡河途中，再也没能到达对岸。
郭婆婆回忆，当年偷渡客游上岸，常会拍门乞求:“阿婆，有无嘢食呀？（阿婆，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她很好心，总会送上热水和食物，天冷时偷渡客浑身湿透，她还会援助衣物。
1974年，香港政府开始实施抵垒政策：来自内地的偷渡客，如果能逃到界限街以南，找到在香港的亲戚，就能到金钟的入境登记处，申请成为香港合法居民。
偶有偷渡客请求收留，郭婆婆都会打发他们回去:“唔好嚟啦阿姐，嚟呀，有人捉返去架。返过嗰边啦，长命做长命食啦。（不要再来了，要是被抓到会遣返。回去那边吧，且做且过活。）”
对方回应:“除非死咗，唔使死我一定走过嚟香港。（除非死，死不了，我就一定要来香港）”郭婆婆也曾因为收留偷渡客，被啹喀兵（编按:香港人对尼泊尔裔驻港英兵的说法）发现，受到责骂。
事实也如偷渡客所言，生死有命，逃不过来的，就死在深圳河里。“淹死好多人，多到不敢看。”郭婆婆面带忧伤。老人家忌讳言死，唯有逢年过节，到河边多烧些元宝蜡烛。
郭婆婆的九个子女都在外工作，只有做巴士车务主任的六子金祥，不时回来打理鱼塘。禁区解封后，游客们爱上了农庄鱼塘的河鲜。郭金祥趁机做起了只供预订的私房菜，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更有旅行团来谈合作，开发生态游。
对岸的落马洲河套区，约99公顷的土地，未来将规划建设大学城和新科技研发基地，预计会带来近30，000个就业机会，可容纳24，000名陆港学生。
金祥回想七、八十年代，对岸是黑灯瞎火的，只有种田种菜的瓦屋:“谁想到变得好像尖沙咀、东方之珠一样。高楼大厦不断盖，发展商不断投资。”
沙头角 —— 遥远的他
相传“沙头角”这个地名，是清朝时一位大臣巡视到此，看到大鹏湾的风光景致，题了两句诗:“日出沙头，月悬海角”。
自五十年代起，沙头角就是边界禁区。1985 年 3 月，沙头角管制站正式开通，但人车流量疏落，只占跨境总数的 8%，中英街却货如轮转。
21岁的李铸峯，小学三年级时随父母由粉岭搬进沙角头的中英街。近月来，深圳居民赴港频次被收紧至“一周一行”，短短不足500米的街道，愈发沦为中港水货客生意热点，商铺林立。“十间店铺有六、七间都是日用品店铺。”
对比如今的盛况，他回想当时刚搬来的样子，“这里的建筑充满“中国特色”。地面是烂的，篮球架只是几条铁枝一个筐。”
2012年2月15日，香港政府开放了沙头角墟口前的禁区范围，让香港市民自由进出。2015年中英街内，更是开设了唯一一间禁区内的麦当劳分店。区内的乡村洞悉解禁带来的商机，计划在此打造全港最大的生态主题公园。
沙头角大门逐步打开，李铸峯也有抱怨:“沙头角本来就交通堵塞，一到星期日旅游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