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历史上便是一个移民社会。追溯温州文化渊源，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原—吴越文化的摄入、闽南文化的融入和本土草根文化的生长。其中，作为主干的本土草根文化是温州文化呈现独特性的本源，闽南文化是助推剂，中原—吴越文化的迟到恰好为草根文化保持相对强势发展、形成独特性预留了空间。温州位于浙东南偏僻处，东濒东海，北、西、南三面均为大山高地与外域隔离。温州的这种地理位置无论相距吴越还是中原，都使其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外围。加之社会经济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以及人力手工为主的交通，使其在客观上无法与外部进行密切的和规模化的交往。不仅如此，温州所处的空间差序格局还阻滞了主流的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进入与传播，也使瓯地政权中未出现强权政治或行政专制的加压局面。即使在中原、吴越等地区称大独尊的儒家，在随诸子百家流入瓯地后，也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之平等一家。温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自由、多元的地区， 受此熏陶的海内外温州人则表现出经世致用和灵活变通的性格特征。
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格局以及“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更使得温州人难以靠耕地为生，塑造了当地民众向外闯荡流动的性格。温州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早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就有温州商人移民海外经商入仕的记录。进入20世纪，出国谋生的温州人渐增，并先后出现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20年代初，瑞安、瓯海两地的山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做工行商，形成了温州历史上的第一场移民潮。第二波高潮发生在193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中日战争的阴影等原因，温州部分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流向南洋群岛和欧洲。
第三次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数以百万计的温州人通过各种渠道移民海外。第一批温州移民大多从所在国最底层的工作做起，用他们的辛勤和汗水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和前两批温州移民一心想着赚够了钱、衣锦还乡购置田地不同。这批移民往往选择在移民国生活并长期定居。与全世界做生意的温州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温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角色，他们以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生产”为特征的“温州模式”，通过民间自发的、几乎无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网络，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据2016年温州官方的统计数字，现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然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他们中的不少人又选择了回到祖国。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一批温州移民，并从中挑选出了三位，他们的故事，既是温州移民群体自强不息的一曲赞歌，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一宏大叙事下的细节呈现。
不惜一切出国去
黄玲今年29岁，两年前回国，如今在一家外企做外贸。1997年，在她8岁那一年，父亲偷渡去了意大利。而在九十年代初，她姑姑一家三口，就已经分批偷渡到了意大利，并在佛罗伦萨经营起了一家小型皮革厂。
九十年代意大利的经济比现在有活力得多，只要够拼、肯干，基本都能赚到钱。黄玲的姑姑在几年间就赚了几十万欧元，那时欧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也高。黄玲的父母在国内也是做服装的，但那几年生意特别不好做。“听说姑姑在那边赚了那么多钱，我父亲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出国去。”
那会儿要出国，基本只能是偷渡，然而世界那么大，该去哪呢。
最后黄玲的父亲还是决定去意大利，一来是价格相对便宜，偷渡到意大利，蛇头的要价是14万元，而德国是20万，美国是30万；二来是姑姑一家已经在那边站稳了脚跟，去的话有个照应。
但那是90年代，14万人民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筹集这笔钱，父亲把亲戚邻居借了个遍。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悲情的故事：黄玲的父亲挨家挨户借钱，四处碰壁。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温州人看来，出国才有出路，能发大财，因此人们很愿意把钱借给黄玲的父亲。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借出去的钱要有回报，跟贷款利率一样；第二，她的父亲只能一个人出去，老婆孩子要留下来，作为抵押。等把这14万都还清了，才能把黄玲一起带出国去。
“我后来回想一下，这不就是最早的‘P2P借贷’么！”
有了钱，下一步就是怎么去了。黄玲说，父亲这么多年来从未跟她提过当年偷渡的细节，偶尔聊到，甚至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根据目前可考的资料，当时的温州人偷渡进入欧洲，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是乘火车，从东北出关，穿越苏联，一直坐到黑海沿岸，再乘船经过土耳其海峡，抵达前南斯拉夫地区，最终从北面翻越阿尔卑斯山登陆意大利；另一种是沿着现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丁湾，穿越苏伊士运河抵达地中海，最后也在意大利北部上岸。而在登陆的时候，他们会拿出蛇头为他们准备好的日本护照，在海关外的咖啡厅和餐厅潜伏，等待日本游客的前来。
当年的日本旅行团就好似今天的中国旅行团，是世界各国旅游业的支柱。当年没有电子信息系统，意大利海关人员一般只抽查前几位入关游客的护照，后面的只需要亮一下日本护照即可。偷渡客们抓住这个机会，尾随其后，成功闯关。
到了2002年，彼时的意大利政府认识到自己缺乏青壮年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向移民们开放了“家庭团聚签”，黄玲和母亲得以正大光明地拿着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境，与父亲团聚。在温州，这种“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乡亲带乡亲”的移民方式尤为突出，每一个已出国的温州人，都可能是一条移民链的起点。温州人就这样“传帮带”，首先把自己的妻儿迁到国外，再发展近亲，如此不断延展，温州农村地区自然形成了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移民网络”。
王荣弟，2016年回国，现任丽岙街道侨联主席。在此之前，他是法国一家知名服装品牌的生产和经销商，在法国打拼近30年，已在欧洲各国开设了500多家服装门店，下属员工超过3000人。
丽岙是温州著名的侨乡，多山地，耕地稀少，因此历史上外出闯荡的移民极多。丽岙常住人口1.5万左右，而旅居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则有近3.2万人。丽岙的街头有着号称全温州最纯正的咖啡店，记者在丽岙侨联的办公室坐下，与中国其他地方常见的沏茶待客不同，当地侨联的工作人员，会端上了一杯刚磨好的意式浓缩。显然，侨民们把他们在海外多年的生活习惯也带回了这里。
1961年，王荣弟出生在丽岙的一个农村家庭，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林业系统工作。1984年，不安于现状的王荣弟选择“下海”创业——做一个电器销售员。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仅1986年一年，王荣弟的收入就超过50万元。
“但我们丽岙这个地方的人，想法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觉得要出国，出国比什么都好。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有好多老华侨回来探亲，我们一看他们带回来的东西，还有穿着谈吐，再就是许多回到家乡的华侨享受华侨券这些福利，那真是（让人）羡慕啊，于是我就决定，自己也要出国去闯一闯。”
1989年，王荣弟拿着波兰的签证，辗转入境了法国。
王荣弟，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包爱通，生于1962年，2000年出国，2013年回国，现任温州永嘉县七都岛樟里村党支部书记。
七都岛四面环江，一遇台风或是洪水，基本全岛都难逃被淹的厄运。岛上居民有着出去谋生的传统，又由于水路发达，还有许多外国海轮从瓯江进入，随洋船“出走”的人也不在少数。现全岛常住人口九千人，旅居港澳台及海外的人数则有一万五千人，是常住人口的1.5倍多。
很长时间以来，七都岛是全温州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前，整个七都岛没有通水和电。一直到1984年，七都地区才通电，在此之前，当地居民只能靠挑水和煤油灯度日。
回想起当年，包爱通直言“太苦了”。为了生计，他12岁就去湖北给人弹棉花，14岁的时候改做了木工，这一干就是九年。在这之后他还出海做过渔民，当过客车司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买下了几条挖沙船，“还挺赚钱，少的话一年五六万，多的话一年二三十万”。
包爱通有两个女儿，对她们疼爱有加。两个女儿都读到了大学毕业，这在当地并不常见。七都人过去不是很重视教育，尤其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这么多书。当地人最佩服那些能出国的人，也都想着法子移民。包爱通的邻居奚落他，认为他的女儿读了那么多书，最后不是找个普通的工作，也没见赚着钱当老板。他气不过，决定也出国去算了，“一是不想跟他们做邻居了，二是觉得凭什么他们都能赚着钱，就我赚不到？”
2000年，包爱通卖掉了自己的挖沙船，他花了一百多万元给全家人办齐了劳务签证，举家移民意大利。
人在他乡
初到意大利，走在罗马的大街上，望着那些动辄几百上千年的建筑，包爱通的第一反应是：这地方怎么搞基建嘛？搞不了基建，怎么赚的了钱？
罗马那厚重的历史感，带给游客的是震撼与美感，而带给包爱通的，是深深的沮丧。
但既然来了，也就没有回头路。
包爱通在当地的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工广告：一家餐馆招洗碗工，月薪800欧。2000年的时候，800欧差不多是一万块人民币了，当时在国内洗碗，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几百块钱。他瞬间觉得，这地方还是能赚到钱的。
包爱通在那家餐馆洗了7个月的碗，从中午工作到凌晨一两点，这之后他从配菜做起，用了三年的时间，做上了大厨，之后便一直做着厨师。这在温州移民群体中颇有些另类，温州裔移民普遍对“当老板”深有执念，他们初到他乡，通常做苦力、打工，省吃俭用积累第一桶金，之后便开店当老板。即使当上老板，大多数仍和工人一起起早贪黑，甚至比打工者更艰苦，租地下室或者车库席地而睡，成为名符其实的“睡地板的老板”。
自己做脏活累活的同时，包爱通却坚决地把两个女儿送进了语言学校，嘱咐她们一定要学好意大利语，跟当地社会融入。
“我自己的意大利语只能基本交流，基本上出门坐个公交地铁买个菜还是可以的，其他就不行了。也没办法，我在意大利从早到都晚待在厨房里。我两个女儿的意大利语都很好，现在在罗马开服装店。”
王荣弟初到巴黎，举目无亲，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里打工。
那时的王荣弟，天天下班回家都忍不住地掉眼泪，觉得自己可怜。那时候的法国还少有中国人的身影，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王荣弟想说话也无处倾诉。但温州人敢于闯荡，渴望财富的精神支撑着他。“我觉得既然别人来法国都能赚到钱，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就拼命地干。我当时有三个愿望，一是让自己身份合法化，二是有自己的房子，三是有自己的车子。”
但就在这时，王荣弟突然大病一场。他在法国最好的医院住了38天，由于法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是先看病后交钱，等身体恢复出院时才发现，他的医疗费共需要80多万法郎。那时候，王荣弟全部的身家不超过100块，在当地朋友的建议下，他向医院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这家医院竟然免去了他全部的医疗费，只是象征性地收了600块其他费用。“连38天的饭钱都给我省了，那时候我就在想，是法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为了偿还医院的欠款，他向老板借了500元，但这位华人老板了解他的苦衷后直接给了1000元，对于这一份份爱心，王荣弟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他们。那时候他总是第一个到超市，最后一个离开；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地的华人推销老板的商品，薪水也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而不断增长。在这家华人超市工作的3年里，王荣弟不仅初步了解了国外的经营模式，华人老板也把他当做好友，传授了很多经商之道，为王荣弟在法国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除了自身的意愿，当老板还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少则要几十万法郎，甚至上百万，而大多数温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他们主要借助于“会”这样一种民间融资方式来解决当老板所需的资金问题。
在巴黎的温州人中间，盛行两种 “会”，分别是 “干会”和 “活会”。 “干会”的组织方式是：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就告诉朋友：“我要呈个会”，比较好的朋友都会参加，每个人一般拿出1万法郎入会，然后大家参加抓阄，确定归还顺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会、并抓了阄，三个月后开始依次每月偿清所借一位入会朋友的钱，直到还清所有入会朋友的钱。“活会”与 “干会”有所不同，一是偿还方式不同，二是入会后入会者除能拿回入会款外，还能获得一定的利息。
一般来说，温州人倾向于采用 “活会”这种形式，因为从经济上看对每个会员来说有一定的相当于利息的补偿。
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随便入会的，这里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一是会主的呈会目的是为了投资经营。二是会主还应是个敬业、勤俭持家的人。三是会主还要善于经营。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亏本的话，想呈会就相当困难。温州人对入会是相当谨慎的，不是朋友不行，甚至不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也不行。但是，即使这样，也有“倒会”现象发生。所谓倒会，就是会主不还钱。发生这种情况，极少数是由于会主不讲信用、卷款逃走，大多数倒会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入会的朋友一般都会给予谅解和支持。虽然这种私人借贷的拖欠、赖账不受法律约束，但在朋友之间，违规者破坏的是人际关系网络和乡亲间的诚信。一旦失去信用，以后再做生意就很难了。
1994年，王荣弟和朋友一起开了服装批发加工店，开始创业。当时中国女性服装、内衣等既便宜又有特色，法国人特别喜欢，在批发市场上销量很大。1995年，王荣弟在温州的瑞安商城23块钱一套进价的内衣，回到法国可以卖100法郎，并且首笔订单就下了5000个。销量最好时一天达近20万件，后来他们将货源的加工、生产定在广州，1995年至2013年之间，每周都有几个集装箱运往法国。“最忙的时候，我周五从法国飞广州，周日又飞回法国，一年最多达到30多趟。”
费孝通先生在八十年代考察温州的商品经济时，指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王荣弟们的商业模式，将“温州模式”的商业网络扩展到了全世界。
2002年的八月，黄玲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面对几乎是一座空城的佛罗伦萨，黄玲心里犯起了嘀咕：这地方怎么没人？当时的她并不知道，八月是意大利人的度假月。
在到达的第八天后，黄玲便拿到了意大利的居留证。九月，她进入了当地的一所中学，从初一开始读起，当时班上只有她一个外国人。
黄玲说，学校的老师都很照顾她，学校也有专门为外国人开的语言班。第一年，因为完全不懂意大利语，只能上语言班。一年以后，黄玲的意大利语就已经能应付各种对话了，她这才回到原来的班级里上课。到第二年的时候，黄玲已经能做各种口译和笔译了。
因为语言障碍，黄玲的父母从来没有去过家长会。平日里，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服装店，意大利语只会基本的对话，生活两点一线。最开始的时候，还曾因为在周日营业，被当地的工商部门罚了款。
黄玲坦言，自己这代人跟父辈们的隔阂其实很大，她父母那一辈人的时代烙印很深，来了这边以后往往也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开了巨变，这导致他们和现在的中国也是脱节的，每次回去都无所适从。黄玲父母一辈的中国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而黄玲这一代人却是受意大利的教育长大的，在价值观和其他很多方面上都认同的是西方的理念。黄玲还有一个97年出生的弟弟，离开中国的时候只有5岁。
“弟弟对中国的概念完全是模糊的，他所有的观念都是西化的。这个年纪又还比较叛逆，经常跟我父母有冲突。比如说吃饭，如果爸妈给他夹菜，爸妈是会觉得关心他。但是，他会觉得给他夹菜是要他吃这个要他吃那个，剥夺了他拿主意的权利。平常他都关着门在自己屋子里，我妈妈要跟他说什么事情，要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在微信上转达给他。”
这样的情况在温州移民群体中并非特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对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群体的长期跟踪调查表明：“大部分温州父母不知道孩子念什么书，更不了解法国教育给他们的孩子灌输了什么观念，孩子学校毕业后，父母要求他们与自己一道工作，他们又不愿意，觉得父母一代的工作不符合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套生活价值观念，一些孩子还认为那不是人干的活，形容他们的父母是‘鸡那样睡、牛样地干、猪般地吃’，根本不会享受生活和人生。”
黄玲性格开朗，有很多意大利的朋友。但在18岁的那一年，她却突然开始自问：“我是谁？”很长时间里，她都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中。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交了一个“移三代”（第三代移民）的男朋友，并由此认识了一群来自东欧和北非的移民后裔，这样的身份焦虑才有所缓解，“反正大家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归来
2013年夏天，大厨包爱通和爱人带着外孙和外孙女回樟里村登记户口。原本只是多年劳碌后，打算回老家休个假，过几个月再回意大利。没想到却碰上了当地大旱，旱情严重，晚稻种不下去，情况十分紧急。樟里村户籍人口近2000人，常住人口500人，其中近七成的常住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62年出生的包爱通，在当地算青壮年劳动力。他一边联络上游的水库放水，一边去联络插秧机插秧，终于让村里种上了晚稻。
“本来我想着忙活完这事儿，我就回去了，但当时我们樟里村的前任书记因为贪污被抓了，村支书的位置一直空着。村里人说，你这么能干，就你来干吧。我想了很久，最后答应了。”包爱通的决定自然也有基于现实的考量，一方面是在意大利待了那么多年，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国内的飞速发展他自然也看在眼里。包爱通仍旧是拿洗碗来做对比：当年意大利是800欧一个月，国内是一两百一个月；现在意大利还是800欧一个月，但国内的洗碗工，月收入也涨到四五千了。
从2013年9月代理村支书至今，包爱通带领村民铺路、修路灯、疏通河道、搞绿化，几年下来，樟里村已是面貌一新。最令包爱通自豪的，还是将樟里村原有的基督教堂，改造成了文化礼堂，供村民们开展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这是整个温州地区唯一一个教堂改礼堂的案例，十字架变成了红旗！”
樟里村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