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组成，坐落在云南昆明这座边城。在抗战烽火中，这座校园成了战时的文学与精神圣地。就诗歌创作而言，这里可谓诗人群聚，师长辈的诗人有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而学生辈的年轻诗人也陆续崭露头角，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年轻诗人亦开始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师生辈的相互切磋、砥砺，在校园里形成一道文学风景。在1943年底写成的英文自传体著作《西潮》里，蒋梦麟讲述了战时“昆明边城”的概况：
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1]
从地理形势看，作为边城的昆明，是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处，英属缅甸与中国云南在战时形成友好的战略关系，一度联手参与抗战。抗战初期，日军封锁了中国的海岸交通路线，导致抗战物资无法通过海路运输。为了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与英属缅甸商谈后，于1938年抢修一条从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运输路线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外界的援华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对此，杜运燮以抗战史诗《滇缅公路》（1942），记载下为修建与运作此运输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无名英雄们的身影。其组诗《机场通讯》（1942）则从内部视角，叙述战时“飞虎队”成员的日常生活，佐证了中美空军在特殊时空下的跨境合作。
此外，滇缅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抗战文学中较为特殊的题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军成立军事联盟，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到了1942年2月至3月间，日军占据缅甸仰光后，开始攻打缅北，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盟军首次联手，共同抵挡日军的侵略。滇缅会战在对峙数月后陷入败局，导致十万余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迫兵分两路，分别向云南境内及印度方向撤退，除了牺牲于战役，不少战士在撤退期间被迫穿越缅甸野人山区（Kachin Hills），最终有超过三万两千名年轻士兵葬身异域。由于盟军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员，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让外文系的大学生参军当翻译，满两年后可算毕业。为此，不少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子响应号召，从大后方到前线服务，为抗战贡献一份绵力。这段新的历史体验，使得战时的滇缅区域得以进入诗人眼帘，并让诗人迅速成长，在现代史诗中将个人体验与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融合，改变了现代新诗的表现形式与面貌。关于滇缅战役，杜运燮的新诗《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林中鬼夜哭》（1945）等，与穆旦的诗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1943）、《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相互呼应，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这段惨痛的战时记忆。
一 现代化的“抗战史诗”
作为南洋侨生，杜运燮191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霹雳州，1934年初中毕业后选择到中国升学，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艺系，但浙大因战火连天而迁徙贵州，他只好就近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2]在厦大期间，热爱文学的杜运燮先后选修了中文系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及“新诗习作”课，自此开始学写诗。1939年，杜运燮选择“弃理从文”，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杜运燮曾说过：“西南联大是培育我热恋新诗、开始大量写诗的母亲”[3]，他在校期间活跃于校内的冬青文艺社，与一群爱好诗歌的会员开展朗诵会、演讲会，出版手抄《冬青诗抄》《街头诗页》。[4]1939年，杨刚女士经萧乾推荐，接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重担，在香港开展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刊登了不少延安、敌后游击队及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5]而杜运燮在她的鼓励下，1940年起正式在报刊上发表诗作。
战争的到来，促使诗人重新思索诗与现实的关系，此时卞之琳在诗歌道路上的转型，一度引起杜运燮关注。1940年7月25日，杜运燮的诗作首次在香港《大公报》亮相，其中一首题为《“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开头第一节就提到：“勇敢的，抛下‘圆宝盒’／竟踏上多风沙的高原／仍未忘用你另一支枪／说出整个民族的心愿。”[6]卞之琳在1940年从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的《慰劳信集》在诗风上的“转折点”与“变”，在初学写诗的杜运燮看来，是“一个新的开始”，并期许前辈“你会用你的枪，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