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我在视察象山、舟山军港的时候,顺路游览了普陀山。和我们一同游览的还有胡汉民、邓孟硕、周佩箴、朱卓文,浙江民政厅的秘书陈去病,和我们所乘坐的建康舰舰长任光宇。到普陀山的时候已是下午了。一行人相继上岸。却正巧遇到了北京法源寺的僧人道阶,道阶师父带着我们到了普济寺,稍事休息了一下,普济寺的住持了余大师邀我们一同出去游览。
一路上奇岩怪石都仿佛充满佛国胜地的灵气,陆陆续续的树林,平整的沙滩,都仿佛在热情地欢迎客人远道而来。我们顺着山路走了许久,终于到了佛顶山的天灯台。在天灯台,凭高远望,风景迤逦,我一个人慢慢地边走边欣赏风景。
不知不觉到了慧济寺,我抬头向远处望去,突然在眼前出现了一幅奇观:恍惚在寺前矗立着一个宏伟壮观的牌楼,四周鲜花竞相开放,繁花似锦,佛幡在风中飘扬,眼前竟有数十名僧人。看他们的举止,似乎是在迎接客人。这么短时间能组织这么盛大的场面让我着实惊讶。
我越走越近,看得更加清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大的圆盘,在飞快地旋转,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也不明白他是怎样转动起来的?我正想着这些疑惑,眼前的一切突然全都消失了,而我已走过了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等我回到慧济寺,急忙询问一起游览的同伴,问他们是否见到刚才这些景象,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在我思想当中,从来就不信鬼神之说,但是我却不明白刚才所见的奇怪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当我在再次在佛顶台上四处远望之时,竟然心生俯仰间天地在手的感慨。天空是那么的蔚蓝,波涛卷起浪花,感觉平生所游览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地方能比此处更让人心旷神怡,听着阵阵涛声,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身心仿佛都融入了这一片清静安详的自然景观之中,心中竟没有一丝杂念。
真是神奇,这难道是我心和神明心灵感应吗?我们下了佛顶山,经过法雨寺,在钟鼓声中再往梵音洞浏览。游览至天黑,才回到普济寺吃晚饭。了馀和道阶两位僧人,精宜佛理,我和他们谈及此事,不由让人悠然意远!
民国5年8月25日 孙文
此外,按照高僧印顺法师文集《华雨集》中《与佛有缘》一文记载:
《游普陀志奇》为中山先生当晚在普济寺所作。1934年夏,“其文始显于世”。曾在普济寺客堂任知客的煮云法师上个世纪50年代著有《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一书。书中说,1934年五月,印顺法师上佛顶山阅藏楼阅藏,知客师月静、颂来告诉他,普陀山新近发现了中山先生的墨宝,并拿出照片给他看。
印顺法师了解到的情况是:据说中山先生当晚在普济寺方丈室用晚餐,谈起佛顶山所见瑞相,十分惊喜。方丈了馀和尚请先生留个纪念,先生在方丈室写了这篇《志奇》。当晚了馀和尚送客归来,未将此墨宝收藏好。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竟已不知去向。原来普济寺方丈室一位年轻侍者偷偷藏起这墨宝。侍者后来去净土庵做住持。
1934年夏,净土庵换住持,他自知没有保存该墨宝的资格,因此在交卸时将此交给了新住持万松禅师。《游普陀志奇》才重见天日。煮云法师说,印顺法师随后把这件事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佛教日报》上,一时轰动佛教界。当年与中山先生同游普陀的国民党元老邓孟硕先生也证实《游普陀志奇》文章内容是确有其事。
1953年12月,邓孟硕先生在台北作《国父游普陀述异》,追述中山先生游普陀情景说,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在瞠目结舌之余,“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这应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邓孟硕先生说,中山先生当时依次问随行者,“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这些生动的记载又可以与《游普陀志奇》互为补充。当年与中山先生同游普陀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周佩箴先生也有文字,证实中山先生佛顶山见佛像仙境确有其事。周佩箴先生的这段文字写于1948年7月,且在他在世时从来没有对外人透露过。
周佩箴先生珍藏有中山先生与他在普陀山的合影,他在照片上追述有中山先生在普陀山见到佛像仙境的描述。全文如下:
余追随国父,偶侍出游,民国五年同往普陀登山入寺。国父忽言,若又奇观在前,所谓牌楼涌立,伟丽逾恒,仙葩组锦,定幡舞风,奇僧数十,似来迓客。复有圆轮盘旋不已者皆。国父举以相告之语,余因未见,即胡、邓诸公亦无所睹。国父不作妄语,又奉基督教,綦虔不言神异,故可信也。至于国父何以独见,余于无睹,则以闲内典,殊难妄测。顷无量我先生,出示此记,忽忽已三十余载,余亦老矣,追念旧事感怆曷无已。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吴兴 周佩箴 跋墨
上述史料显示,与中山先生同游普陀的六人中,有三位证实中山先生当时有此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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