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比瓦尔知道他在公司下一轮裁员中被辞退的概率很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近一直在做的项目对其团队的盈亏来说“并不是特别关键”。不过作为中级工程师兼项目经理，恩里克说他仍在努力干活、加班，甚至承担上司布置的额外工作。除了晚上和周末要去上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课程外，他平均每周要在办公室里待50个小时。他觉得像这样的工作强度是无可指摘的，但也知道上司并不这么看。
［上司］说：“你得加班，你得多干几个小时。”我说：“嘿，我一周已经工作45～50个小时了。我甚至都不打算出去吃午饭，因为我们还得参加太平洋时区的电话会议……有时我会在下午5点30分或6点下班，早上8点就会来上班，一周工作50个小时。我正在读EMBA，还有家庭……当时我的小孩一个才三岁，另一个还是小婴儿，我妻子没有工作。没有家人来帮我们，我得把工作、EMBA课程和家庭都顾好。我得尽力搞定所有事。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干好了分内的活儿。”
2001年10月，在公司宣布即将裁员的第二天，恩里克被叫进了上司的办公室，他很失望，但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恩里克是个35岁左右的男人，开朗健谈，一头深色卷发，棕色的双眼带着笑意。他精通三门语言，会在我们的谈话中穿插各种生动精辟的比喻，不时把自己比作狗熊、园丁、妓女和法拉利。恩里克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但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将近18年，他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双文化背景人士”，但在介绍自己的性格和为人时，他常会提到自己的拉丁血统。“拉丁人非常温暖，”他说，“我们要用两万个拥抱和亲吻来问好，也要用两万个拥抱和亲吻来道别……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开玩笑。”这种刻板印象在他身上是成立的。恩里克迷人而风趣，我们的访谈中无处不弥漫着他的热情与真诚，当话题转向他的家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安娜以及他们的孩子（三岁的玛雅和八个月大的大卫）时就更是如此。
18岁时，恩里克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工程学。毕业后，他回到墨西哥，在一家工程公司找了份工作，很快就升为项目经理。他在那儿度过了充满压力和激情的五年，然后跳槽到一家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负责一项在墨西哥铺设约5150公里光缆的工作。1999年，恩里克被辞退了，当时该公司解散了国际部门，但首席执行官随即又雇佣他创立一家合资咨询公司，这大大缓解了因裁员带来的刺痛。等到这家新公司也难以为继之时，恩里克和他生于美国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正住在达拉斯，那时他接触了一些职业招聘人员（猎头）。在错失了几次机会之后（他曾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公司突然叫停了招聘计划，他还没开始工作就被拒之门外了），曾与他合作过的一名猎头打来电话，说有家初创的电信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而且无须面试，他若接受，下周就可以去上班。尽管恩里克对这家公司不太正规的招聘方式有些担心，但他对那位老板的名声已有耳闻，他说这个人“就像是电信界的比尔·盖茨”，于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接受了这份工作。然而开局并不顺利。
我是周一进的公司，到了周三，我的直属上司就被［辞退并被］赶走了……没有什么流程，没人告诉你该干什么。耗了五周，我才收到了一份语音邮件。我算是非常走运的了，一去就有电脑可用。当时有很多人过了三周才用上电脑。我让公司给我配一台笔记本电脑，方便我带着去开会、做做会议记录之类的……但他们花了三个月才给我搞定。
虽然恩里克最初应聘的是约聘制软件工程师，但他一年后便转为全职，并且很快就晋升为项目经理。
然而随着电信业开始进入下行期，该公司的业务也迅即萎缩，股价随之暴跌。在10月的某个周一早晨，员工们通过电话会议得知公司即将裁员，将被辞退的员工会在一周内收到上司的通知。第二天一早，恩里克接到了电话。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8点就到了公司，经理打电话叫我过去，他说：“我要见你。”我说：“我不想见你。”［笑］他知道我心知肚明，所以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说：“很抱歉告诉你，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和经理的关系真的很好。我是说，我们经常一起去吃午饭……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把裁员文件交给我，然后说：“你知道，这并不是针对某个人。”
像大多数被裁员的同事一样，恩里克与传达这个消息的经理并无私怨（两人多年后还保持着联系），与公司高管也是一样。在他看来，他们都是自己无法掌控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然而，直接解雇他的就是这个常和他一起吃午饭、被他视为朋友的人，这还是让他感到愕然，虽然他相信辞退他的决定超出了这位直属上司的职权范围。此外，尽管对方表示辞退他的决定“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意在鼓励和安抚恩里克，但最让他感到困扰的也恰好是这种没有人情味的裁员。
我跟一些同事和朋友道了别，然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赶出去了。我8点整到那儿，他8点10分叫我进去，到9点10分我就走人了。没有［员工］证，啥都没有。当然，他们有警察来［确保］安全。我知道这个路数。我听说过，以前也见识过，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已经裁员过两次了。我领教过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家具。
恩里克了解裁员的安保规程，他以前目睹过，也认同其合理性，但这个过程还是刺痛了他，让他和一把被丢弃的办公椅之间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相似之处凸显了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雇主的良善体现在他们处理裁员问题的方式上，而不在于他们是否裁员，而且到最后他也认为自己的老板干得不错。
被赶出大楼后，恩里克连自己都不确定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我不敢回家。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太难熬了。但同时我知道这个情况不是我做了什么［造成的］……同时我又觉得我像是做错了什么……是读EMBA吗？是［和老板］说过我想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