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夏酷热，但比天气更热的是“环球嘉年华”游乐场。然而，在以“环球嘉年华”为中心方圆不到100公里的区域，就有若干投资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游乐园、主题公园，如今已是杂草丛生，满目荒凉……“环球嘉年华”的火爆，凸显出中国一个消费潜力惊人的游乐市场。但是在巨大客源面前，中国的游乐业70％亏损、20％持平，能够盈利的仅有10％左右。无疑，“环球嘉年华”给中国游乐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更新”难
“‘环球嘉年华’带了38台大型机器、50多种竞技游戏来上海，70％的机器是中国内地没有的，其中一些机器在全世界也只有几台，例如‘极速大风车’，造价高达150万美元，全世界仅有3台。到了秋季版，现在的很多机器都要换掉，人们总是对新的感兴趣。”一名组委会工作人员说。
与国内游乐场游乐设施从购买到报废“从一而终”不同的是，“环球嘉年华”大部分机器是租赁来的，但求所用，不求所有。这里的机器来自13个国家，设备提供商与“环球嘉年华”最后进行营业额分成。“环球嘉年华”组委会副总指挥朱伟峰说，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租赁世界上最新的游戏设备，进行最好的组合配置，“这样可以保证机械的更新换代和安全性能。”
相比之下，国内游乐业正陷入“更新太慢－客源锐减－亏损严重－无力更新”的恶性循环。“锦江乐园”总经理崔质能说，1984年建园之初，从日本引进了一套颇为先进的游乐设施，也曾创下一年接待游客230万人次的纪录。然而，运转了十几年的游乐设施已日趋陈旧，到1999年底，“锦江乐园”已陷入巨额亏损。而一度堪称远东地区最大最时髦游乐场所的“大世界”，如今更是大门紧锁。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说：“内容和形式的老化，是‘大世界’衰败的重要原因。”
“缺门”多
在国内游乐业人士眼中，“环球嘉年华”的推广手段、经营策略、运行模式等，包括一些看似很小的细节，都让他们感慨良多。
“环球嘉年华”采取的是巡回方式，场地一般是向当地政府短期租借使用，这样可以灵活选择最佳地块，以降低运营风险。在上海，他们选择东方明珠塔畔，这是上海游客集中的黄金地段；此外，巡回方式对游客是一种成功的心理攻势，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尽量多的客源。
“环球嘉年华”强调了自主性，游客可以根据需要，以现金换取代币，然后选择各式各样的游戏设备，年轻人可以选择乘坐“极速大风车”、“跳楼机”，而老年人选择投篮、套圈，赢一个绒毛玩具，从6岁到90岁，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
“环球嘉年华”所有项目挤在35000平方米内，灯光迷乱，音乐狂野，作为奖品的绒毛玩具重重叠叠、铺天盖地，加上游客的欢笑、尖叫，营造出一种无可比拟的狂欢气氛。
“我们的游乐场还是计划经济观念，早上5时开门，下午5时关门，完全是固定公园模式。”崔质能反思说，“环球嘉年华”能让年轻人高高兴兴地玩到深夜11时，而“锦江乐园”却让周边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下班后想玩而无处可玩。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崔质能有很多无奈：“香港汇翔公司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这次在上海他们招聘了600人，就做一个月，国有企业哪能这么招人……”“锦江乐园”在编员工300余人，其中50％是建园时的征地工――当时随耕地一起入园的梅陇农民。这些员工如今大多年过40，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下，综合素质低，成为制约“锦江乐园”发展的主要因素。
思考深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游乐业开始了最痛苦的时期。此前，中国游乐业沉浸于各类游乐园、主题公园一哄而上的狂热，结果大部分陷入亏损，有些不得不倒闭，在上海就有好几家。
“锦江乐园”、“大世界”何去何从，引起了上海文化、旅游界的很多思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在分析“大世界”的兴衰时说：“主题不新、内容老化、定位不清是造成目前窘境的三大症结。”上海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吴逸群认为，大型游乐场所在投资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嘉年华’就能满足人们求新、求乐、求知的欲望。我们搞大型游乐项目，一定要让人尽兴，让人们觉得非去不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纯认为，“环球嘉年华”作为一种移动式的短期投资行为，他们所做的不外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们对消费群体、消费层次研究得非常透，“国内游乐业根子问题还是一个产权问题，如果是个人投资，他肯定会想尽办法研究市场。”
“环球嘉年华”这次来上海，是在中国大城市巡回“淘金”的第一步。“嘉年华”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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