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就听老辈人说这儿有座古城，旁边有许多村庄名都带个‘营’字，说明古时这一带驻军多，都是守卫古城的。”
“另外，在这耕地时随便扒拉扒拉，也能发现古时的碎砖烂瓦、蚁鼻钱；还挖出过陶罐、铜锅、玉佩……”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过多次专题调查，初步确认了古城的位置、面积、四至范围及地表遗迹等。后来，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先后出土过青铜鼎、簋、匜、盘等春秋器物。
2020年3月至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引江济淮工程施工，对顺河古城遗址边缘区进行局部试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高规格的祭祀车马坑、甲字形大墓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撩开了顺河古城神秘面纱。
“目前，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互勘印证，基本证实了顺河古城就是胡国都城——胡城遗址所在地。”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介绍，这个“胡城”的具体位置，为《水经注 ·颍水》所详记：
“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汝）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汝）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这段文献记载表明，胡国古城的位置在今颍河之西、老泉河（汝水枝津）北侧、汉代汝阴故城西北方向，位于今颍河与泉河故道交汇处，地理坐标甚确，与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确认的‘顺河古城’遗址方位吻合。”杨玉彬说，至迟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阜阳古胡国及国都胡城的位置，在世人的文字、口头记忆与地表实体景观中是十分清楚的。
胡国记忆
阜阳信史由此启
阜阳历史悠久，古称汝阴、顺昌、颍州等，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能从胡国算起。
“也就是说，胡国是阜阳之地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名字。”杨玉彬介绍，“阜阳确证胡国与胡城存世的年代，至迟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批周初甲骨卜辞，记载了成王时期周人征伐淮夷的往事。其中一片卜辞写道：“其于伐胡侯”。句中的“胡侯”两字倒书，系指胡国国君。‘胡侯’二字倒书，大概表示仇恨情绪。
商周之际
胡国为何屡遭征伐和仇视呢？
这与胡国的族群来源
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史料记载，建立胡国的归姓族群可能起源于尧舜的后夔，被称为归夷，是东夷集团的一支，长期生活在淮河流域，位于商周王朝经略东南淮域、开辟南铜北运通道的必经要地。商周势力欲进驻征服淮域，征服胡国首当其冲。目前发现的阜南迎水寺遗址、台家寺遗址，颍上铜台子遗址、王岗遗址等，就是商周王朝征服淮水流域的军事据点和贵族聚落。
胡国屡为周族所伐，表明在周初胡国就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影响较大的淮域方国。周族称胡国国君为“胡侯”，说明此时的胡国国君比西周以后的“胡子”地位要高。
历史像一本书
时光老人翻了两页
就到了春秋时期。
“胡国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杨玉彬说，“西周时期，先是激烈反抗周王朝征伐、后臣服于周；春秋早期较为独立，春秋中期后基本上为楚所控制，备受欺压，处境不堪。”
春秋末期，大国兼并战争日趋激烈，位于军事要冲、地处“吴头楚尾”的胡国被迫参与会盟、朝聘、纳贡，屡遭大国攻打，被迫割地图存，甚至被迫举国他迁，背上沉重的战争、经济包袱，生存环境极其艰难。
公元前495年，楚国大举进攻，对胡国采取“诛君臣、毁宗庙、绝社稷”等彻底毁灭之策，摧毁了胡国之都。至此，胡城作为“国都”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地理景观彻底丧失。
胡国被灭后，一部分王族子孙、国人以故国名为姓，是为胡姓。据说，这是中国胡姓的最早来源。
薪火相传
三千多年建城史
历史太过遥远，生活就在当下。站在高高的堤坝上，看颍河缓缓东流，不时有大型货船“突突突”地驶向远方，杨玉彬向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描述了不同时代的胡城风貌。
商代胡城建在临河台地上，平面呈近方形，面积不大，城垣周长约1公里，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
西周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森严，胡国地位属子爵，都城具备“方三里”“高三仞 （约5.4米） ”的特征，规模等级不高。
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胡城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城市防御功能得到加强，城址面积增至约1.5平方公里。
商代胡城建在临河台地上，平面呈近方形，面积不大，城垣周长约1公里，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
西周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森严，胡国地位属子爵，都城具备“方三里”“高三仞 （约5.4米） ”的特征，规模等级不高。
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胡城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城市防御功能得到加强，城址面积增至约1.5平方公里。
调查发现，春秋之际胡国筑城，没有遵循传统“方正”新城规制，而是灵活利用颍水包绕城垣的不规则模式，北侧、东侧临水而筑的曲弧形城垣遗迹显见，西北侧圆弧形城垣抹角形构特征更为明显。胡城巧借自然地利为己所用，在今天看来也很科学合理。
“商周时期，胡城构筑于两河交汇的古城遗址一带，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缘、军事地理、漕运交通价值。”杨玉彬说，“这种绝佳的选择，反映了当时胡国较高的文明程度和筑城人的智慧。”
公元前495年，楚灭胡后
原来的古城及其居民去哪儿了呢？
针对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疑问，杨玉彬梳理了3000多年来阜阳城建史的大致发展脉络：
楚灭胡至秦统一中国前270多年间，有关胡城的信息不见于文献，出土资料中也杳无音信，暂属“文化失忆”阶段。
秦置汝阴县，秦代的汝阴城，位于阜阳老城西北、今瑶海大市场旧址一带，汉代沿袭使用，但并非今阜阳老城。
西汉夏侯婴受封汝阴侯国时，所建汝阴城在今阜阳老北城。这个汝阴侯国城作为此后的县治之城延续下来，成了后世阜阳北城雏形，面积约0.38平方公里。
秦汉以后的阜阳老北城、南城，就是利用汝阴侯国城的基础陆续建设发展起来的。
楚灭胡至秦统一中国前270多年间，有关胡城的信息不见于文献，出土资料中也杳无音信，暂属“文化失忆”阶段。
秦置汝阴县，秦代的汝阴城，位于阜阳老城西北、今瑶海大市场旧址一带，汉代沿袭使用，但并非今阜阳老城。
西汉夏侯婴受封汝阴侯国时，所建汝阴城在今阜阳老北城。这个汝阴侯国城作为此后的县治之城延续下来，成了后世阜阳北城雏形，面积约0.38平方公里。
秦汉以后的阜阳老北城、南城，就是利用汝阴侯国城的基础陆续建设发展起来的。
“商周以来，阜阳城是先民沿着颍河、泉河逐渐迁徙到今天位置的。”杨玉彬说，虽然阜阳地区发现过临泉王新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颍东岳家湖遗址（距今5000多年）等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但均属于村落或聚落遗址，不具备城墙、城壕、宫殿区、平民区、作坊区等古代城市遗址的必要特征。
“因此，从历史发展延续性上看，阜阳至少已有3100多年建城史。据此可以认为，胡国与胡城就是阜阳城市文明的肇始源头，顺河古城最新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
考古发掘
文明探源阜阳篇
2020年4月至12月，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个、车马坑1座。发现了仰韶、大汶口、龙山、商周、战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共出土标本716件。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区域系统调查，结合《中国文物地图集》和“三普”相关资料，确认遗址分布面积4.7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
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在阜阳博物馆新馆二楼“古城初现”展厅看到，古城遗址展区呈“L”形布局，出土的陶鼎、陶壶、陶簋、陶簠、陶盉、陶豆、陶鬲及铜鼎、铜壶等珍贵文物非常丰富，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玉璧、蜻蜓眼玻璃珠、组配、骨管器，年代久远，制作精美，周身闪耀着岁月光芒。”杨玉彬指着一个展柜说，“这些先秦饰品不仅反映了古城人爱美，也体现了当时胡国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和文明程度。”
“此次考古发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大型甲字形墓和用于殉葬的车马坑。”杨玉彬介绍，商周时期王室贵族丧葬开凿的甲字形墓，规模宏大、葬制考究、随葬器物丰富，直接反映了墓主的身份地位。“这次发现的大型甲字形墓，规模不小，墓主级别不低，身份有待证实。”
此外，车马坑内发现了马10匹、车4辆，坑内有车舆、车衡、车轭、车辕的痕迹，并发现青铜盖弓帽、衔环、车门饰、车軎等构件。发掘者认为，“车马坑的性质为殉葬……初步推断该车马坑的主人应该不低于诸侯级别。”
阜阳市文旅体局官网信息显示，2023年4月起，省考古研究所对古城遗址进行新一轮抢救性发掘工作。
“省考古研究所再次进驻发掘表明，顺河古城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兴武认为，“目前看，古城遗址是皖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年代最早的城市遗址。最终的考古成果公布后，将为谱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阜阳篇章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
胡国与胡城
宛若阜阳3000多年
城市文明史开篇华章
在水肥土美的丰沃颍淮
煌煌耀世600余年后
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拂去岁月风尘
胡国君臣开拓前行的足迹
依然清晰可辨
古老胡城的远去背影
至今仍倒映在灵动颍水之中。
出品｜阜阳“政能量”工作室
文字｜记者徐风光 通讯员 余波
图片｜穆可亮
编辑｜韩鹏
审核｜吕艳萍
统筹｜张凯培
监制｜余英国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