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任旭东是一个军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军教片室副主任、导演。1939年2月入伍，当时年仅15岁，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侦察作战参谋、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队长等职。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军教片导演工作，曾任军教片室副主任。从事电影导演工作36年。电影其实和任拍的有一定不同，做了很多删减。任回忆：刚开始我觉得电影不能像课堂上课一样“干干巴巴”的，应该有点“调味品”、“水粉色彩”之类的东西，在第一稿剧本中我设计了许多“博观众一笑”的细节，但 是都在审查时被删除了。
例如：民兵队长和未婚妻在地道里谈情说爱的细节；民兵大康和妻子在地洞里生孩子的细节；民兵淘气儿和女民兵素云吃烙饼逗乐子的细 节；民兵牛娃从射击孔拽拉伪军腿的细节等等——它们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多了反而会冲淡主题内容，扭曲革命历史的真实性，脱离《地道战》的主线。
第二，地道本来只是上千年前就有的蛤蟆洞，只有微弱的藏身作用。
在当年参加地道战的老八路和民兵们还是保持一份军人的道德，他们并没有肆意夸大，大体还是实事求是的。最初，地道战根本不存在，甚至不存在地道，只有所谓的蛤蟆洞。
解说词这么写道：那是一个青纱帐拼命抽芽的季节，然而，由于日军的扫荡，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却弥漫起血腥的味道。就在一天夜里，日军突然进了冉庄。光当天打伤致残就有11人，抓走了11人，烧毁房间700多间，抢走大牲畜什么猪啊鸡呀那就是无数了。他们这次偷袭冉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冉庄进行报复，因为它是个抗日堡垒村。第二个是想秘密抓捕抗日志士。当时，日军搜捕最主要目标是一个叫张森林的人。然而，日军冲进房间后却没有抓到任何人，只见到了一床还没有来得及叠好的被褥。当时张森林试是如何逃脱的，据推测它就是钻在地道里头，而逃过一劫。
张森林是冉庄的第一位中共党员，自1938年开始，他就是冉庄地方抗日组织领导人之一，1943年在参加一次秘密会议时，受到日军偷袭而被捕牺牲。张森林被认为是冉庄村地道战最早的创始人。其实，张森林最初挖掘的地道十分简单，他只是借用了当地一种农作物的窖藏——红薯窖。在红薯窖的侧壁横向挖掘，人们挖出一个从地面看不见的地洞，这种地道当地叫做蛤蟆蹲。张森林在冉庄挖了蛤蟆蹲后，同村的10余位抗日组织成员相继模仿，他们或者在水井中，或者在自家的菜园里，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他们还把挖出的泥土垫在了自己的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动土挖地道的痕迹。蛤蟆蹲是冀中百姓最早挖掘的地道模式。在日军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曾经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张本人在1943年一次突袭中牺牲！
这种土洞在中国至少上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的墨子就在书中写到过地道战。大家都知道的汉朝三国志中，袁绍用地道战打垮了公孙瓒，司马懿用地道战打垮了公孙渊，类似的地道战还有很多。
类似于蛤蟆洞这种，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主要是民间老百姓玩一玩。宋代的水浒传中，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回家，就躲在家里的土洞里面。抓捕的官兵在宋江家寻找多时，却也没有发现这个地洞。
宋代庄季裕《鸡肋编》里始有记载：陕西 民众“就田中作窖，开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里蓄谷多寡，周围展之……盛谷多至数千石”。这时地窖主要用以储藏粮食，以防盗匪兵患。窖上面掩土种上庄稼， 但有窖处 “叩地有声，雪易消释”，又往往被来犯者发掘。到了明代，地窖有了新的发展，不但挖得很深，藏粮又藏人，而且连通成地道。
后来北方辽国，金国部队和宋对峙，经常南下抢劫掠人，很多老百姓在家挖洞，逃避这种灾难。
据明代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北方游牧民族来犯，当地百姓藏于窖中。来犯者不知深浅底细，不敢贸然入窖，只好用柴草燃烟熏呛。但百姓自有高招，窖内挖有许多分洞，烟从主洞入分洞出，或这 边进那边出，于人无害。他们还协作，使洞洞相连，地道纵横交错，连绵数里，来犯者更不敢轻举妄动。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专门用于防御的地道战。
可以看到，这种避祸的土洞甚至所谓的地道战早已经大面积存在了！
所以，这种地洞或者地道如果说是张森林发明，就属于夸大其词。
地道里面并没有支撑物，所以他是很脆弱的。下图的支撑物，都是电影的扯谈。
第三，土洞怎么变成地道的？
最初蛤蟆洞挖在野外，干部群众都躲到野外去，事实证明这很不行，只好改到了村内。
地道战之父王夫回忆：为了恢复遭敌破坏的工作，蠡县县委排出工作团协助和指导村干部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团白天在村里活动，晚上随区、村干部到野外洞里睡觉。不久，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县里，这种“防范”措施便推广开来。北方冬季温差较大，洞里猫上一夜，早晨洞口便有水蒸汽外溢。逐渐让敌特内奸侦知个中奥妙，有些干部因此被捕甚至牺牲。野外地洞便嘎然废弃，村干部们又将地洞挖到了村里。
放到村内后，却土洞发现效果很差，作用极其有限，为了易于隐蔽，又将土洞扩大为防御能力较好的地道。
解说词里面写到：咱们有一抗日志士，全家人藏在地洞里，无法转移无法脱身，被日寇抓走，后来不知去向。作为藏身之处，蛤蟆蹲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只有一个洞口。在日军严密搜索下，洞口一旦暴露，隐蔽其中的人便无法逃脱。
换句话说，土洞钻进去以后，只能期待敌人不发现洞口，一旦发现就没地方跑，只能束手就擒。
而土洞当时基本都在农民家里面挖好，而农民小院子里面能有多大地方，日军拿刺刀一寸寸的刺一边也不用多少时间，所以，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所以后来民兵对土洞进行改良，将土洞挖长，在屋外留有另一个出口。抗日分子躲在洞里，一旦发现敌人找到屋中的入口，他们就立即从屋外的洞口逃走，这样生存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洞口放在屋外，岂不是非常惹眼。农村的村子通常不大，村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此，对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洞口在屋外根本无法瞒住人。而鬼子出动，很多时候带着当地的伪军，汉奸，随便一找就可以发现出口，看来洞口还是要按在屋内。
解说词写道：单口地道被日军发现后，冉庄十余位抗日村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村民们想出了一个改善单口地道弱点的办法，将原有的单口地道全部延伸连接，挖出一条有多个洞口的地下通道。从我的家到你的家挖通以后，是不是更好转移呀。这样从西边这个家到东边这个家两家连在一起，它就形成个双口洞。一旦西边这个有敌人袭击，他会从西边这个屋逃到东边这个家里从那脱身。这样，土洞就成为地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地道，最初仅仅是为了便于躲避和转移跑路。
王夫回忆：1941年春，因中孟村西南三华里就是据点，经常被骚扰。一次敌人从南街进村，游记组急忙出村，而两女青年抗先队员未及随行，便钻进一家宅院上房埋伏起来。敌人闯进村口，她们甩出颗手榴弹使两敌毙命。敌人将房包围时，她们早已钻进地道逃走。还有一次，一名村武委会主任被捉住，敌人向他要枪。他说枪是有，放在洞里了。被缚住双手的武委会主任进洞后谎称洞深该多松一结绳子，见敌人照办他疾速解开从另一个洞口逃脱。
经后，每当敌人包围村庄前，均先将百姓送进地道，游击组和青抗则先埋伏在路口及房顶，待敌接近时打他个措手不及，当敌人摆开进攻架式，我已从野外的地道口跃出，朝着敌人屁股又是一阵手榴弹和独撅枪。仗打得干净利落，民兵杀敌信心倍增。
这是地道战里面的图纸，其实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问题，也就是这个地道很深，预计最少有4米以上，这早就到水位了，实际是不可能的。
第四，地道战到底是战，还是躲？
显然，是躲！
从现有资料来看，如上文说到的，地道中的民兵依靠地道的一些枪眼打冷枪造成敌人伤亡，确实是有的，但绝对是零星的偶尔的，绝对没有大的战绩。而即使以我们夸大的资料中，其实地道战的战绩也是不值得一提。说依靠地道将敌人消灭，或者说将敌人歼灭相当一部分，迫使敌人撤退，真的找不到相关的战例。地道的作用显然是防御，因为没有地道，干部群众都在明处，日军炮楼距离村子一般几公里，随时可以来，根本没办法躲。没有地道的时候，村里面抗战很困难。
王夫回忆：我的地道被否决，被撤消县委书记和县大队政委职务，自己也被打成投降主义以后，戴着“右倾”和“退却路线”两顶帽子，离开了“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的蠡县。博野县委书记王进学成为蠡县抗战的领路人，时间是1941年的春夏之交。为了贯彻地委书记吴立人的“抗战”意图和“正确”方略，王书记上任伊始便全部拆除了“劳民伤财”的地道、地洞，“兢兢业业”的县委书记还召集群众大会，代表县委向百姓道歉承认错误，并要求抗战力量敌人来了就打，到房上去打。子弹打光就投手榴弹，手榴弹投完就用房上的砖头，万万不能钻地道、地洞，那是“右倾”是“退却路线”。王书记还刻意要求，区县领导机关都集中起来，开展对敌斗争。“积极的抗战路线”推行后，并未收到多大效果，反而使我方更加被动。在日伪点线密如珠网的蠡县地区，我方唯有频繁转移，有时一夜竟移动三次。当时情况严峻，落脚三天必遭敌人合围，致使一些干部被活活的拖病。大家疲惫不堪，根本无力抗战，首要问题便是奔命。半年时间内，县委机关三次遇险。前两次侥幸突围损失甚微，第三次在齐家庄除五六个轻伤员在熟悉地形的中队长谷振海的带领下杀出重围外，县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副政委陈叔恒战死，大队长丁艳田战死，组织干事保卫干事宣传干事均壮烈牺牲。所有指战员没有一个被俘，枪支弹药和被服等等损失殆尽。随县大队行动的县长王志远、公安局长王勤、交通科长耿亚堂和全体部下悉数阵亡。那位踏踏实实落实领导意图的县委书记王进学，被知人子弹从眼部射进钻出耳朵，结果一只眼睛瞎了一只耳朵聋了，警卫员也壮烈牺牲。“齐家庄惨案”使奄奄一息的地道战得以恢复生机。但重要的还是北方分局委员、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的拍板定案。有了地道以后，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状，只是一定程度的缓解。
王夫回忆当年写道：日伪据点日渐增多和封锁线变得稠密，“扫荡”愈加频繁。抗日力量需隐蔽，百姓同样需要躲避抓捕。开始是村干部家属亲友，后来百姓也挖，然而常被敌人搜寻到。
1942年的51大扫荡中，号称冀中第一地道村的北疃村，民兵和老百姓们依靠十几里的地道和日伪军作战，结果大败，仅仅被毒死在地道中的军民就高达800多人。日军战报中记载，日方伤亡只战死三人，伤五人，算是毫发无伤。
北疃村地道反而成为抗日军民的活棺材，本来在野外至少还能躲一躲，就算躲不了，也可以拼一拼。但进入地道以后，完全陷入光挨打无法还手的地步，用电影中牛娃的话来说：打不能打，走不能走，活活的被鬼子捉住做俘虏。
随后虽然我们有零星的地道战记录，但均没有日方资料可以印证，一般认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宣传资料，可靠性是很差的。
而日军整个华北治安战中，除了写道八路军利用地道躲避，从没有死于什么地道战的记载。
而1942年51大扫荡时候，冉庄依靠地道作战，也就是进攻作战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些地道用于防御而已。
1943年开始修改地道，建筑新的东东，但由于工程量浩大，费时费力，敌人近在咫尺，最终到了1944年才大体搞定，真正使用还是在1944年以后了。
解说词中写道：根据相同的地形地物，冉庄分别在小庙、碾子、烧饼炉、柜台、暗室、墙角或墙根等处，修筑了工事和枪眼。其中高房工事7处，地堡14处，小庙工事6处，碾子工事2处，烧饼炉工事1处，柜台工事1处，暗室及墙角枪眼8处。所有这些工事都和地道相通，既能瞭望，又能射击。这样，地道和地面相配合，各种火力相交叉，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充分发挥地道的威力，痛歼来犯之敌。
即使冉庄自己的宣传资料，在1945年之前，并不存在什么稍大的作战，最大的作战居然是抗战结束前2个月，而且对手也只是伪军。
具体记载如下：
最使冉庄人民引为骄傲的，还是1945年6月20日的那次大战。那天，驻保定的伪绥靖军集团司令齐靖宇和清苑县伪县长丛殿墀，带领两个团1000多兵力进攻冉庄。
我民兵分别把守在工事里，准备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敌军走到离村一、二公里的地方，盲目地向村里轰炸扫射，后见没有动静，就开始向村庄逼近。忽然， “轰”、“轰”几声，村北李登山家坟地、姜庄边梁家坟、村东王老黑房西等处民兵所埋地雷接连炸响。敌人被炸死、炸伤多人后，仍仗着火力优势，拆墙过院，扑 进了村庄。
隐蔽在东口双庙工事内的李明贵、李春久和刘景书等人，找准机会，接连射击敌军，敌人东窜西跑，摸不着头脑，气得哇哇直叫。民兵高振峰和李恒木、张丙 奎等人在十字街指挥部里指挥整个战斗，20多名伪军押着民夫背着锨镐过来，想破坏地道，高振峰瞄准一个目标打中头部，张丙奎拉响地雷，把伪军吓得纷纷逃 命。张德林拿着湖北造小马枪，带着五个爆炸组员守在北口学校暗室里。听到近处房上有人说:“集合了，在东北边场口。”过了一会儿，只见敌人从东边向北移 动。张德林用手捅捅组员们小声说:“过来了，准备好。”几个地雷接连在敌群中开了花。张德林又向敌群中打了一阵排子枪。敌人像没头苍蝇般乱撞起来，前头的 往北跑分散着上了房，后边的往南跑、东跑也上了房。敌人在房上支起机枪，干瞪着眼着急，没目标地胡乱扫射。张德林向大家说:“等着，沉住气，等着拉雷。” 不大一会儿，20多个伪军上来拉死尸，民兵们又拉响两个地雷，四五个敌人倒下，其余都撤下去。过了半个多小时，敌人才敢出来收尸，随着大队撤走。
这一战斗，我民兵30余人抗击敌伪两个团兵力，从早晨打到下午5点多，持续13个小时，杀伤大批敌人，其中有副团长1名，副官1名，连长1名，排长1名，而我方只有1人臂部受轻伤。
通过以上的东西，已经对照其他的资料，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全篇对手都是战斗力低下的伪军，而且打了13个小时，算来算去，歼灭伪军总数不会超过40人，这对于1000多人的两个伪军团来说，算得了什么？难道这点伤亡就让伪军撤退吗？
显然地道的作用并不是战，而是隐蔽了民兵，伪军没有找到他们，只得走了，并不是说被地道战打走的。
所谓地道战，还是躲避，并不是所谓的战。
更况且，1945年日军在华北已经只剩下空壳子，其他部队不是南下太平洋，东南亚，就是在华南和国军激战。在1944年，日军对于华北大规模扫荡几乎停止，而集中65万主力南下发动一号作战，在华北各地日军开始大量收缩，放弃次要据点，固守重要的城镇，小规模的扫荡都基本停止了。
至于冉庄这种小庄子，根本就没有鬼子会去的。你在敌人投降前几个月搞出这个东西来，有多大用处？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杜伦在地道战的经历中有一条，一个妇女为了怕孩子发出声音，被鬼子发现，居然活活捂死了孩子。这。。。这就是地道战吗。。。
第五，地道战不是坑道战
抗战冀中的地道战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以村为单位，由非正规部队和部分正规军，对付敌人日常扫荡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坑道战，同别的坑道战有很大不同。
志愿军在朝鲜曾经用相对简单的坑道战和联合国军周旋。但要知道，坑道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坑道，而是在背后的重武器。志愿军和美军都在使用重武器作为主要攻击火力！坑道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仅仅是对美军步兵上来的时候，用轻武器给予一定的拦阻，同时协同后方火炮校正火力点！可以这么说，坑道里面的志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