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库尔贝绘制的波德莱尔像，1848 不旅行的波德莱尔留给我们一首《旅行》，更为著名的还有《邀游》这首短诗，标题直译便是“旅行邀请”。
和“灵魂”的内心对谈，作为一种现代欧洲诗歌题材，至少可以上溯到但丁，而波德莱尔把它变为了“人生医院”中的一系列旅行邀请。今年是波德莱尔诞辰200年，纪念之际，我们仍然生活在特殊时期，身处于一个既紧密互联又旅行受限的“世界”。
“人生是一座医院，其中，每个病人都被想调换床位的欲望缠住。”这是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Le spleen de Paris）中《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开头。2020年春，新冠疫情席卷法兰西，当我在诗人的祖国经历着当时所谓欧洲大陆最严格的全国“封禁”（confinement）时，重读到这一句，心中又有一份别样的压抑。而转年2021，全球疫情尚未过去，我们已迎来了19世纪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诞辰200周年纪念，也继续被自己的“欲望”缠住。
《这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在《巴黎的忧郁》中编号48，也就是倒数第三首，可以说是波德莱尔诗歌生涯的总结性作品之一。标题本身就充满语言的歧途。它在原文中是英语，“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于是又有一个法语副标题： “N’importe oùhors du monde”，显着双语的既分且合（别忘了，波德莱尔曾做过英译法的文学翻译），而在语义上表现出悖论色彩： “世界”之外，怎么可能有“地方”呢？我们每个个体都感受着生命的欠缺， “调换床位的欲望”来自于对别样处境的向往，可每个人都困在“人生”的“医院”之中，无处可逃。这是一个不可能远走的“世界”。
但这首散文诗之所以是波德莱尔的“总结性寓言” （保罗·德曼语）之一，却恰因为它不停地发出“旅行邀请”。我们接下去就读到“我”向“我的灵魂”提出的一系列“迁居”计划： “去里斯本居住可好？” “你可愿意去住在荷兰那片福地？” “也许巴达维亚更合你的心意？” （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的印尼殖民地的一部分）要么“前去托尔尼奥” （此地在芬兰）？或者索性“去波罗的海的尽头”， “去北极定居”？ “我”邀请“我的灵魂”远行。
旅行是什么？它意味着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位移运动；它代表着对“异” （异地、异乡、异国、异文化）的体验。同时，旅行也是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文化的一个范型，其中有对全球世界的发现和考察，有自我的远游和完成，甚至还有对乌托邦及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寻求。乃至于，旅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欲望（英文词是wanderlust） ，一种朝向“未知”的状态：而那“未知”的，却可能更符合人性，更“亲切”。 《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被认为是19世纪最后一本拥有全欧洲影响力的诗集，开卷不久，我们就会遇到《旅行中的波西米亚人》，诗中，地母为旅人们——
铺上绿茵，使岩石间流出清泉，又使荒野开花，为他们打开那个黑暗未来的亲切的世界。
年少初读波德莱尔时，这一节诗给我至深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中， “波西米亚人”是指欧洲大地上古老的流浪民族，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了“都市漫游者”的代名词。“漫游者” （le fl覾neur）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身上，对他，巴黎或许是寓意的一切和一切的寓意，对我们，巴黎是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首都。在关于巴黎和波德莱尔的研究手稿中，德国犹太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一针见血地点出，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关系就像石头“嵌”在土层中，这位大诗人偏偏是一个不旅行的人。的确，自从结束了上层子弟的教养时期之后，波德莱尔就没有过远行或壮游，虽然经常居无定所，却很少离开巴黎。晚年的比利时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