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厅，古与今意义交互的“剧场”。步入一场展览，历史湮没的一隅被照亮，潜隐的文脉、昔日的创造、民族的精神，重新被每一个“我”热忱地认领。
如今，“博物馆热”成为一道夺目的风景，江苏各大博物馆纷纷在策展方面下足功夫。一场好展览，大到主题、风格、形式、推广，小到墙上一颗钉子的定位，都离不开策展人的谋篇布局、匠心巧运。有人说，策展人就是那个给历史“打光”的人——他们是导演、制片人、学者，也是优质公共文化产品背后的操盘手和灵魂人物。
好的展览是如何被创造的？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听策展人的故事和思考。
是导演，也是制片人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放风筝是民间常见的游玩健身方式，同时，它也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南京民俗博物馆的“志在青云——南京风筝艺术展”定于今年重阳节期间举办。为什么要策这个展览？在重阳节期间举办风筝艺术展，除了可以科普重阳习俗，如登高、秋游、放风筝、吃重阳糕，还可以让观众明白，重阳节不只有“敬老”这一重涵义，放风筝和登高中更蕴含着“志在青云”的人生理想。
历史关于过去，但展览是当代的。好的策展人是连接历史和当下的桥梁。
但对策展人而言，他们实际面临的问题往往更复杂。展品从何处来？费用从何处来？他们除了做导演，还得做制片人。
在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的记忆中，“吴门四家”系列学术展览的成功殊为不易。
“吴门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这四位苏州人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举办以他们的生平、创作为主题的展览，无疑是“最苏博”的打法。但2012年苏博决定举办此系列展览时，困难重重。那时的苏博远不是今天博物馆热度榜Top3的网红博物馆，馆藏资源匮乏，研究力量薄弱，七成观众来苏博，只是为了苏博最大的一件展品——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博建筑。
“在借展上就面临很大的难题。”谢晓婷回忆。一是借展单位多。为沈周特展，他们向国内外14家单位借展，文徵明特展21家，唐寅和仇英各11家，这还仅仅是最后借展成功的单位，最初发出的借展函远不止此。二是借展展品等级高，“吴门四家”的很多作品都是各馆的馆藏一二级品，特别是仇英，基本都是一级品，直接降低了借出的可能性。
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借展经历可谓一波三折。谢晓婷回忆，筹办沈周特展时，他们发去商借函，希望借出沈周的几幅作品，其中一幅《四季花卉图》卷殊为难得，上面有清代著名收藏家高士奇的题跋，结果遭到拒绝。举办文徵明特展时，他们又给对方写信，因文徵明为他的好友、拙政园第一代园主王献臣画的《拙政园景》册就收藏在该馆，仍然遭到拒绝。2014年，苏博举办唐寅特展，依旧锲而不舍地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商借展品，表明唐寅在苏州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终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意借出《致若容书》。“这封信札是唐寅写给同为科场舞弊案受害者徐经的父辈徐尚德的信，信中谈及了沈周等一些前辈的离世和自身的学术成果，展出效果非常好。”谢晓婷说。
这段经历给了谢晓婷很大的成长，“作为策展人，光懂艺术不行，还要有情商、韧性和很强的协调沟通能力。”
近日，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举办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革命文物巡展正在展出。步入展厅，江苏新四军的东进北上通过“弯弓射日到江南”“东进北上扫敌顽”“重建军部铸雄师”“丰碑仰止慰忠魂”“红色基因代代传”等五部分完成了精彩叙事。
这一展览的创意，来自馆长张燕的思考。今年是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85周年，能不能举办一个展览，把“东进北上”的过程呈现出来，以真实的历史呼应今人寻访的脚步。今年6月，《擎旗江苏——“新四军东进北上”革命文物巡展》启动，展览在江苏大地上流动起来——送进机关、部队、社区、学校、企业等地，迄今已经走了十多站。
张燕说，选择巡展的时间点，就像一部电影选择档期，其中大有学问。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巧妙地“蹭热点”：六一到学校，七一进部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把编草鞋的非遗项目同时展出。很多红色将士后人自费来为展览站台，当他们深情回忆新四军父辈时，台下许多观众濡湿了眼眶……
除了筹钱筹资源，策展人还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连云港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马振林负责“永远的丰碑——彦涵版画艺术作品展”全国巡展时，为了赶到下一站举办地，一坐就是十五六个小时火车，“下车时整个人都是飘的”。筹办“生活在票证时代——父辈们走过的难忘岁月”展时，为了寻找当年的老物件，淮安市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宋文敬跑遍了文物市场、废品回收站，他至今仍记得废品回收站老板打量他的奇怪目光。
是学者，也是“讲故事的人”
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需要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见人见物见精神。
“策划革命主题展览时，经常遇到的困难是历史细节缺乏文物文献的佐证，或文物背后的故事缺乏生动的历史细节。”渡江胜利纪念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杨学功慨叹。
如今，在渡江胜利纪念馆入口前的下沉式广场上，“停泊”着一艘船身斑驳的黑色小火轮，它就是被称作“渡江第一船”的“京电号”小火轮，时有观众伫立于此，想象半个多世纪前它搏击风浪的英姿。然而，对于“京电号”如何成为南京解放“第一船”，以及在1949年4月22日晚和次日凌晨它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开始缺乏翔实的历史文献佐证。为此，策展人通过多种途径联系“京电号”上的船工，翻阅当年南京中共地下组织人员撰写的回忆资料，前往档案馆和造船厂查阅相关船只文献，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多种途径相互印证，才终于确定了“京电号”在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中发挥的作用。
又如，“金陵支队”曾在南京解放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由于当时该支队成立时间短、南京解放迅速，有关支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