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3年的“五一”假期，是第一个完全“正常化”的长假，因此备受关注和期待（2023年春节，虽然已经放开，但是仍然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
节后盘点，似乎有喜有忧。喜的是，2023年这个“五一”假期的国内出游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达到了2.74亿人次。考虑到以后几年“报复性出游”的冲动应该会有所减弱，这个出游历史纪录甚至有机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忧的是，人均旅游消费似乎仍未恢复。
2023年“五一”假期,全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分摊到2.74人次头上，“平均客单价”仅为540元。相比之下，2019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176.7亿元，当年“平均客单价”为603元。两者之间落差明显。
这只是对“名义价值”的比较，旅游消费的实际降幅更大。一方面，从2019年到2023年，这四年间中国的GDP仍然在增长，当然物价也涨了一大截，2019年的603元，在2023年肯定不只值603元；另一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机票、酒店等普遍存在着“报复性涨价”现象，这样扣除交通住宿和景点门票等刚性支出后，用于吃喝玩乐的“纯旅游消费”支出就更少了。
于是就有了“特种兵旅游”这个网络热词：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到尽可能多的景点打卡，同时还要保证花尽可能少的钱。
报复性出游如期而至，但各界期盼已久的报复性消费却“失约”了。有专家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有那么多的超额储蓄，为什么老百姓就是不响应政府的号召扩大消费呢？还有人陷入了悲观，声称这种现象不仅表明经济复苏无力，而且意味着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路子可能走不通。
指责老百姓不扩大消费当然是过于不食人间烟火了，但是过于悲观也没有必要。事实上，从这个穷游的“五一”中，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积极的迹象，因而可以有所期待的。
五一“穷游”说明消费意愿并不弱
笔者前期曾经撰文，讨论过“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的问题。从原则上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是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同时消费观念对消费意愿也有影响。
“穷游”意味着“即便没有多少钱在手，我也非要出去浪一浪”。
是的，2023年的“五一”假期，旅游可能并不像以往那样，主要是出于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因而更与对自己的消费能力的计算密切相关），而是更加简单直接的“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不管自身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足够支持一次舒适的旅途）。
由于出门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穷游”恰恰说明大家的消费意愿并不太弱。
疫情期间，由于受到裁员、失业，以及各种各样不确定性事件的影响，人们的收入减少，对未来收入也不再那么有信心，因此他们的消费意愿理应有所下降，疫情结束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不确定性依然较高，人们消费意愿也不可能太强。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财产之锚的房子，其价格在这几年来出现了下跌，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不少，进而影响了他们对永久性收入的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愿意出游——哪怕是穷游——说明他们的消费意愿是不弱的。这也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口红效应”来解释。
“口红效应”最早源于美国，它指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不太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此时口红作为一种“廉价非必要商品”，可以对消费者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尤其是当柔软润泽的口红接触嘴唇的那一刻。
再者，经济不景气导致一些人的消费能力降低，无力进行大额的高档消费，反而会多出一些“小钱”，正好去买像口红这样的“廉价非必要商品”。
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给“口红”带来了市场。中国人在今年“五一”假期的“穷游”，可能也符合这种“口红效应”。不要忘记，口红效应强调的正是消费意愿。
消费复苏态势隐约可见，恢复至2019年尚有难度
不妨再来看一看近7年来“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相关数据。
图：2019年为客单价高点；2023年出游人数高但客单价仍在恢复
不难看出，在疫情发生前的那三年，“五一”假期用名义价格衡量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表现为稳步小幅提升（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是基本保持不变）；疫情期间，“五一”假期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2021年除外，当年“五一”假期是基本放开的）；疫情结束后的2023年，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虽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与疫情期间相比，复苏态势至少隐约可见。
之所以说这种复苏不算弱，是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而且不处于上升周期，因此复苏只能反映疫情结束后，经济从封闭状态回到相对正常状态的恢复过程。这就是说，原先的“增长速度下一个台阶”的“常态”是复苏的天花板，因而2019年的旅游收入确实是一个可能的顶部位置。因此，再考虑到2023年因为“报复性出游”因素而新增加的游客的数量，“旅游客单价”出现下滑本来也不必觉得太惊讶。
当然不可否认，与2019年以前，中国游客动不动就“买爆”巴黎、“买爆”东京的那些日子相比，“旅游降级”的迹象似乎明显一些。
有意思的是，这种“穷游”可能还反映了疫情带来的消费观念的某种转变，比如说，人们对购买住房的兴趣似乎不再持续增强了，反而开始出现了弱化的迹象。
需要注意的反而是，在中国，消费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出口增长受阻的情况下，许多人都将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到了消费的拉动力量上。事实上，这种看法存在误区，可能会导致对所谓的“消费乏力”的过度担忧和对消费的片面强调，遮蔽真正的问题。
不要过分强调消费而忽略了真正的经济问题
关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及以往的原因，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因为发达国家产业链转移、供应链调整导致出口订单下滑，再叠加国内消费需求乏力所致。
这种解释属于相当正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框架。它源于一个恒等式：
国民收入（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但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只是一个定义方程，给出了以支出法计算“GDP总量”的其中一种方式（另两种方法是生产法和收入法）。
在一般人看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增长的原因，但严格地说，定义方程不能直接用于解释现象，因为定义方程不涉及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资本、人力、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