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76个项目中，“端午节”赫然在列，中国新闻网称：“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馀年历史。由祛毒避邪的节令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2009年10月13日）道出了端午节的“邪”“毒”本源，这一本源内涵贯穿端午节发展始终，并与各类节俗活动、观念相联系。
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但“恶”的初意应指仲夏炎热或湿热之毒，乃是自然环境条件所致，并与天体信仰有一定的联系。顾炎武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73页）民众对天文的熟知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适应，《礼记》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亢为疏庙，主疾。”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玄戈》载：“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188页）仲夏之月的天象昭示着这是个疾病多发的时节，它折射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感受。那么，此时社会环境条件如何？人们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行为呢？《夏小正》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其载：“蓄兰。为沐浴也。”（《大戴礼记解诂》）其佚文云：“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75页）夏历五月，大约在阳历的六月，正值炎热的天气。据研究，夏商时期的五月更为炎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大量的热带动物，如大象、貘和水牛，是中国的第一个温暖期，气候十分湿热（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所谓的“毒气”正是湿热之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949页）“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同上）似乎太阳是万“毒”之源，可见人们对炎热危害的认识。而土地燥湿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类型的毒物，如生于湿热之地的蝮、蛇之类和燥热之地的蜂、虿之类。气候环境的湿热和由此滋生的各种瘟病、毒虫严重危害了人体的健康，才使民众视之为“毒”。这应是“恶月恶日”的最初含义。
随着阴阳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端午节中的“恶”与阴阳观念相结合，被解释为阴阳相争带来的不安宁。《夏小正》对五月的记述并未明显涉及阴阳观念，但战国时期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恶月”的记述变化为：“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106页）汉代以后的端午节融合了五月“恶月”信仰和夏至节气的相关礼俗、观念，节日时间也由原来五月“午日”而确定为五月五日。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端午民俗观念和事象的解释仍带有浓厚的阴阳色彩，如《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论衡校释》，979页）如《风土记》对粽子的解释：“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太平御览》卷三一）人们对端午“恶”的理解也随之变化，或归之于“盛阳”，如上述五月生子不举的解释；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其视为“阴”性，这与阴阳家对阴、阳的定位有关，董仲舒云：“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贵阳而贱阴也。”（《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395页），“恶之属尽归为阴，善之属尽归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398页）与之相应，构成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雄黄、菖蒲、艾草、粽子和竞渡等，也都具有“扶阳抑阴”的性质。
另一方面，“恶月恶日”中“恶”的所指也日益广泛和衍化开来，除了上述因湿热环境而流行的各种病毒、疫疠和以蟾蜍、蝎子、壁虎、蛇和蜈蚣等“五毒”为代表的各种毒虫，还包括各种鬼祟、灵怪之类以及其他种种“不祥”之物。
首先，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将鬼祟灵怪与端午节之“恶”联系起来。《后汉书》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3122页）桃符是克制鬼祟的法物。《清嘉录》提到：“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还有文献提到民众于端午节悬钟馗像以驱鬼祟。一些地方志则叙及了端午节间民众以各类形式“遣送”瘟神、邪魅的习俗，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列举了多个这样的例子，如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就水际设盘祀神，酒肉犒鼓櫂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如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如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13-216页）。有些记载则将端午节与水中神怪为恶相联系①，如吴均《续齐谐记》中所说，五月五日在投水粽子上附上楝叶和彩丝以防止蛟龙为恶（参《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08页）。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端午之“恶”则形象化为各种“妖兵妖将”，如河湟地区藏族的《“俄哇伊”节传说》中，五月五日为恶的是从魔宫里走出的魔王和他的妖兵妖将。
其次，民众还将端午之“恶”与兵祸相联系，《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以避五兵。令人不病瘟。”注者解释“避兵”为“俗谓可避兵鬼之气”。这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民众对兵祸的恐惧与无奈，这种心态和“兵鬼之气”则在后世转化为形象的端午节传说表达出来，如河南民间故事中的《插艾》。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