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渡舟船从鸟舟变为龙舟的这一变化，是图腾文化的产物。舟船在民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了丰富的文化功能，我们称之为“民俗之舟”。它不同于日常生活载物载人之行舟，是舟船意象的扩展，是由承担文化功能的文化象征物而生发出来的神话之舟。
民俗之舟有两大类：一个是赛舟，就是那个与龙舟相关的对象，主要功能是竞渡仪式所用；还有一个就是载灵之舟，这种舟船载不了什么货物，但是载着神灵甚至妖魔鬼怪，通过特定仪式将其送走。
可是，关于作为民俗之舟的“龙舟”，许多问题大家还是糊涂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我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是：从先秦到唐代，端午竞渡都是鸟舟竞渡。从南宋开始，端午竞渡才变成了龙舟竞渡。竞渡舟船的这一变化，是图腾文化的产物。但是前期的图腾是鸟图腾，也可以说是凤图腾。宋代以来，龙舟竞渡开始普及，则是帝王与民间共同崇拜的龙文化的一次大的文化认同行为的发生，让龙的传人的故事，变成一种民俗的行为叙事和仪式叙事。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借助这艘民俗之舟奔向远方。
龙舟很重要，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曾经繁荣的鸟舟竞渡，它也是飞翔的舟船。没有鸟舟，就没有龙舟。龙凤呈祥才是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竞渡之舟，起先是“鸟舟”而非“龙舟”
龙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关于竞渡的主要工具。但是最初的竞渡工具是龙舟吗？不是的。竞渡最初的“龙舟”，其实名叫“鸟舟”。龙舟最初根本就不是用来竞渡的。
最初的可能与龙舟相关的文字记载在《穆天子传》中，说是“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对于这段文字，有人认为“龙”字下面还有一个“舟”字，即天子乘坐龙舟鸟舟。这没有说服力，一人不能同时踏上两条船，这是常识。很可能这段文字根本就没错，就是鸟舟，像龙一样漂浮在大沼上。但无论是鸟形还是龙形，也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龙舟，因为这个舟船不是用来比赛的，而是乘坐的，只不过是做成一个鸟形罢了。
龙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关于竞渡的主要工具。用于竞渡的，是吴楚地区的舟船。一个是关于祭奠屈原的，其地望在荆楚之地，或称是在汨罗。第二个竞渡的地望在吴越地区，其中也有两说，一说是迎伍子胥 ，一说是祭祀越王勾践。关于这个问题，在《荆楚岁时记》及其注文中有集中的表述：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这段文字，有两大主题：一是关于竞渡的多种说法的排比，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一是关于采药驱除毒气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祭祀兼有健身。是不是祭祀屈原，或者伍君，或者勾践本身也有强身健康的意思呢？仅从这段文字里面还看不出来。在这段文字里，我们还找到了《穆天子传》中所谓的“鸟舟”的传承者，“鸟舟”名叫“飞凫”，即会飞的鸭子，所以速度较快。但是这里根本就没有龙舟竞渡的事情。
综合《穆天子传》和《荆楚岁时记》等文献，我们发现，现在所谓的“龙舟”原来叫“鸟舟”，对竞渡时的舟船，早期没有谁叫过“龙舟”。南朝时期人们开始用“鸟舟”竞渡，是取鸟飞之速，这是非常正常的。那时，帝王垄断“龙”的资源，怎么可能有龙舟竞渡的事情呢。
那么，为什么“鸟舟”现在没有人叫了？而“龙舟”本来是帝王乘坐的，怎么就变成了赛舟的名称呢？
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龙舟竞渡是吴越地区的龙崇拜的产物”，是不是站不住脚？我在为闻一多先生的神话集子进行重新编辑的时候，注意到他对于龙文化研究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龙的复杂形象是以蛇为主干，吸取了马、鸟等元首，是部落兼并后留下的图腾符号。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虽然主要是一种逻辑推断，没有事实根据，但是人们觉得大致合理，所以深信不疑。二是龙舟是吴越地区龙崇拜的产物。吴越之地本来曾经崇拜龙，这是事实，文献中也有船上刻龙的记载。
但是，要说端午龙舟是与吴越地区相关，还真是站不住脚。比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指出：“寻常舟船刻为龙形，本是吴、越一带的习俗”。接着举例。第一个例子是应用的《灵河赋》，这应玚是河南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写的是黄河，应该是与吴越地区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二个例子举了杨泉的《物理论》，有“龙舟”一语，但这不是竞渡的龙舟，且是三国时期。吴越地区的龙崇拜是后来发生的，后来包括孙权称帝于南方，他们对于龙的崇拜是秦汉帝国龙崇拜影响下的产物，并不是吴越民间信仰的直接继承。
而吴越地区在古代是鸟文化的崇拜地区，其关于龙文化的崇拜是外部迁入的，虽然也产生很大影响，但是鸟文化一直在民间占据很高的地位。从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开始，河姆渡一带主要是鸟文化，没有见到龙文化的影子。著名的“双凤朝阳”的图案，以及在考古中出现的江南吴越地区广泛呈现的鸟文化区，都是鸟舟广泛使用的基础。闻一多先生认为龙舟是龙图腾从“断发文身”扩展到身体以外的工具，划龙舟是图腾社会的浮世绘。这些见解很有创意，但就是不符合事实。因为竞渡的时候，人们划的船是“鸟舟”而不是龙舟。如果说吴越之地的竞渡习俗与图腾有关，那一定不是龙图腾，而是鸟图腾。所以说，吴越之地的鸟崇拜，带来了鸟舟竞渡的习俗。
从前的龙舟是做什么用的呢？
在先秦的时候，龙舟大致是普通人都可以乘坐的，既有舟船作龙形的，也有车做龙形的。比如屈原的《楚辞》里面，反复出现乘龙、驾龙的表达，有舟船意象，如《九歌·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但是，大多数都是龙车，即车上刻有龙纹。而且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屈原驾龙是在洞庭湖，是楚地的风俗。一般来说，楚辞是尊凤贱龙的，龙在屈原的诗歌里面地位很低，都是驾车的角色。楚地的飞龙舟与竞渡的龙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桓谭以“水戏则舫龙舟，建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说孟尝君，这个龙船乃是一个歌船游船。从汉赋中出现的几次龙舟看，这个龙舟大体上就是一个游船，是不能参加竞渡的。班固《西都赋》里提到的“后宫乘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则明显是皇家的游船。晋代有一位王鉴，劝黄帝出征，这样说：“议者或以当今暑夏，非出军之时。鉴谓今宜严戒，须秋而动，高风启涂，龙舟电举，曾不十日，可到豫章……”(全晋文)，这个龙舟就是皇帝的船。至于后来隋炀帝出巡的大龙舟，更是皇家宝船的代名词。由于是皇家所用，所以一般人就不能打造龙舟。
刘宋王朝有规定：“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乘舫皆平,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 ”这里要求王子的乘舟都不得“拟象龙舟”，平民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也就明白，宗檩写作《荆楚岁时记》为什么没有提到龙舟。那个时候不能赛龙舟，只能赛鸟舟。
鸟舟竞渡在龙舟禁止的岁月里，承载了端午竞渡文化的内涵，演绎了千年端午竞渡的壮举，也为鸟崇拜的文化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
龙舟竞渡始于何时何地？
如今，人们把最初的竞渡都叫做“龙舟竞渡”。现在人们一般都很笼统地把最初的竞渡叫做“龙舟竞渡”，这肯定不对。那么真正用来竞赛的“龙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证具体的时间。据闻一多先生列出来的资料，是在唐代。如唐诗《竞渡歌》（有人认为是刘禹锡的诗）有：“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但是这个“两龙”是真的龙舟，还是诗歌的比喻，我们不能确认。翻遍唐人的诗歌，我们发现关于龙舟的叙事，大多数是咏叹隋炀帝龙舟误国的事情，几乎与竞渡和端午节无关，龙舟与竞渡是没有交集的两个概念。而关于竞渡的诗歌描述，也没有见到龙舟，只有彩船，反倒是鸟船依然，如“分曹戏鹢舟”。还有张说在岳阳楼观看端午竞渡是这样的情况：“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所以，唐代基本上还是“鸟舟竞渡”，而不是龙舟竞渡。部分诗歌描述竞渡时候的龙形，多是一种比喻，与龙舟基本无关。
据我的考证，可能的“龙舟竞渡”的表述时间是在南宋时期。南宋有一位词人叫甄龙友，他有一首《贺新郎》：
思远楼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画船无数。绿盖盈盈红粉面，叶底荷花解语。鬥巧结、同心双缕。尚有经年离别恨，一丝丝、总是相思处。相见也，又重午。
清江旧事传荆楚。叹人情、千载如新，尚沉菰黍。且尽尊前今日醉，谁肯独醒吊古。泛几盏、菖蒲绿醑。两两龙舟争竞渡，奈珠帘、暮卷西山雨。看未足，怎归去。
这里开始出现与竞渡有关的龙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南宋词人也将龙舟竞渡与端午连在一起。黄公绍有一首《端午竞渡棹歌》：
看龙舟，看龙舟，两堤未鬥水悠悠。一片笙歌催闹晚，忽然鼓棹起中流。
可以说，直到宋代，龙舟与端午竞渡才完全联系在一起。至于唐代和唐代以前是不是也有龙舟竞渡，我不敢贸然否定，希望在以后的文献调查过程中，进一步弄清这段历史真相。
接下来可以问，为什么是在南宋的时候王朝放松了对于龙舟的禁制呢？
或许因为这时的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本身都向金称臣了，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政权。对于这个龙，本来王朝使用都没有合法性了，便也放任民间一起享用这份资源。联系到南宋在信仰世界里广泛的民主化倾向，我们会发现王朝放松龙王信仰禁制的理由。如宋代祠堂的兴建，民间的祖先祭祀得以兴起，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龙舟竞渡就在这样一种信仰民主的时代诞生出来，成为朝野共享的文化盛事。这一文化解放加强了文化的认同性，促进了民俗文化的发展。
民俗之舟的中国赛舟，就此从鸟舟变为龙舟，走过了千年的历程，并从龙舟开始，向海外传播。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民俗赛舟，大多数都是龙舟，而不是鸟舟了。龙舟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端午竞渡不仅仅是龙舟，还有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