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曾说，“在孩子眼中，大人之所以显得丑陋，是因为他们总是得往上看，而没有几张脸经得起这种视角的检验”。
罗尔德·达尔（1916-1990）一向不惜以最可怕的文字来描述大人外表的丑陋——在《世界冠军丹尼》中，他写恶林场主海泽尔先生“巨大的，闪光的啤酒脸……粉的像火腿一样”；
《詹姆斯与大仙桃》中，可恶的海绵球姨妈像“一颗巨大的煮过头的卷心菜”；大头钉姨妈则长得又细又长，皮包着骨头……“每逢生气或者激动的时候，一开口唾沫星子就会从嘴里喷射出来”。
《小乔治的神奇魔药》中那位坏脾气的姥姥“牙齿发黄，小嘴缩起来像个狗屁股……笑起来就像一条蛇正准备咬你一口”；
再看《蠢特夫妇》里那位恶心的蠢特先生——“一个脸上长了许多毛的人。”“他的整个脸上，除了前额、眼睛和鼻子之外，全都被浓密的毛覆盖着。他的鼻孔里和耳朵眼儿里甚至都冒出了一撮一撮的毛。”
在罗尔德·达尔的价值观中，外表的丑陋常常是与心灵的丑陋相关联的。 “如果一个人有丑恶的念头，便会显露在脸上，当一个人长年、长月、长日都心生恶念，他的脸便越来越丑，直至丑到你不敢看它。一个有善意的人是不会丑陋的。”（《讨厌鬼》）
所以，他笔下的大人，尤其是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大人，常常是愚蠢粗鲁的俗物，或者邪恶残酷的恶棍，不吝于对无辜的孩子施以最严厉的处罚和折磨。即使那些“好的大人”，道德上也常常是可疑的，比如了不起的狐狸先生是一个偷鸡贼，丹尼的好爸爸是一个偷猎人……
巧克力工厂的主人威利·旺卡则是达尔小说中最诡异的一个成年人形象，看似无害，甚至可能被当成一个英雄的角色——他不但供应孩子们各种好吃的巧克力，还把工厂传给一个最值得继承他事业的孩子。但细思之下却极为恐怖，他集中了几乎所有传统恶人的特征——有钱、孤僻、喜怒无常、以及各种独断专行。他从非洲丛林里找来的奥柏一伦柏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十九世纪贩运黑奴的历史，而他处置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的手段——一个掉到巧克力河，被吸入一个巨大的玻璃管；一个被吹成一个巨大的蓝莓；一个被一群松鼠架走，掉进肮脏的垃圾槽（甚至可能掉入焚化炉）；一个被电视一传缩到一英寸都不到——他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即使不是虐待狂式的，也是幸灾乐祸的。
罗尔德·达尔（1916-1990），英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卡迪夫市，父母为挪威人。他的一生非常精彩，做过飞行员、间谍、慈善家，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人”。
罗尔德·达尔喜欢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视为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曾经说，大人如果真想了解孩子，最好的办法是跪着生活一个星期，他就会知道小小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个人高马大、高高在上的大人的地盘上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儿童作家，将成人/孩子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置于如此决绝、黑白分明的状态——孩子是智慧与勇气的化身，而大人则代表某种邪恶、冷漠、残酷的力量。而且，很多时候他将矛头直接指向孩子最亲密的照顾者，包括父母在内。比如《玛蒂尔达》讲一个天才的小姑娘如何对抗自己愚蠢恶俗的父母，而《小乔治的神奇魔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男孩试图毒死自己祖母的故事，当然，那是个很恶毒的祖母。
在1988年对BBC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一个孩子要如何努力才能活到，比如说12岁？我对于其中的艰难有强烈而深刻的理解。你刚生下来，或者才一两岁的时候，只是一个未开化的小动物，从那时起到12岁，15岁，你得不断的接受各种教化，不许吃手指，不许在地上吐痰，不许这个不许那个？教训你的是谁呢？两个人，你的爸爸和妈妈。孩子总是爱自己的父母，但潜意识里他们是他的敌人。在深刻的爱与恨之间，有一条很微妙的界限。”
在传统童话里，血缘至亲之间的爱恨交织是一个平常的主题。多少童话故事是从被父母抛弃的孤儿开始的？韩塞尔与葛雷特是被亲生父母赶进森林听任饿死的；在一些早期版本的童话里，灰姑娘是被自己的父亲逼婚而被迫出逃的，而嫉妒白雪公主美貌的皇后是她的亲生母亲，她命令猎人杀了她，还要带回她的心、肝脏和肺做晚餐。
但在现代社会，这是我们的文明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禁忌了。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现代中产阶级父母，愿意付出一切保证孩子的幸福成长，怎么可能在什么潜意识里暗自怀着对自己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恨意呢？至于孩子在潜意识里把我们当成敌人？别开玩笑了！罗尔德·达尔不仅触及这种禁忌，还敢拿来开玩笑，过去半个世纪里围绕他与他的作品的种种争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阅读体验而言，从来没有一个儿童作家，像他这样在成人与孩子之间引起这么大的分歧。成人指责他的作品中各种暧昧的道德问题，暴力、残酷、恶作剧、以及各种政治不正确（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而这些似乎恰恰是孩子们热爱他的理由。比如他在书中热衷于描绘种种暴力和残酷细节，动不动就把人斩成肉泥、绞成肉酱等等，大人觉得血腥恐怖、骇人听闻，但在小孩子的眼中却只是夸张有趣、惹人发笑而已。
看看《好心眼的巨人》里那九个坏巨人都起的什么名字：“吃人肉块巨人”、“喝血巨人”、“抱汉包巨人”、“嘎吱嘎吱嚼骨头巨人”、“肉油滴滴答巨人”、“大吃特吃内脏巨人”、“啃姑娘巨人”。
达尔年轻时做过飞行员，二战时曾效力于英国空军，但第一次执行起飞任务就在利比亚沙漠坠机，他躺在沙漠里，颅骨破裂，脊柱错位，差点死掉。他认为这次坠机事件可能改变了他的大脑结构，突然让他变成了一名天才作家。不知道这是否能解释他的想像力和幽默感中所带着的那一股子邪气。在《肮脏的野兽》中，一只饱读诗书的聪明猪悟出生命的意义竟是肉店和割肉的刀时，先发制人把屠夫吃进了肚子。《反叛的诗歌》是一部诗歌集，达尔对几个经典童话进行了匪夷所思的改写：灰姑娘是个放荡的女孩，王子是个爱砍头的疯子；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偷了魔镜来赌马；小红帽不披红色斗篷，改穿皮草——狼皮！
仅仅是判断标准的差异吗？或者成年人缺乏孩子的幽默感？达尔说，“我只是写我觉得好玩的东西。”就像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推理小说《羊腿谋杀案》，妻子用冻羊腿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把羊腿给红烧了，端给前来调查的警察。警察们于是一边讨论着凶器，一边把凶器给吃掉了。这是残酷，还是滑稽？
或者，孩子们对达尔的热爱，还有着更深刻的理由？他们虽不是孤儿，但何曾没有过不被理解、近似孤儿的体验？他们也许不曾受过身体的虐待，但从故事里小主人公挨饿、被鞭打和羞辱的体验中，他们能迅速理解其中身为一个孩子的无力感？
达尔本人从未遭到过来自父母的粗暴对待。事实上，他的父母都是温柔可亲的人。3岁以前，他的人生很完美，家境富裕，父母健全，一家人住在海边漂亮的大房子里，但他3岁那年，7岁的姊姊死于盲肠炎，两个月之后，伤心欲绝的父亲也死于肺炎。他的母亲苏菲决定留在英国，让她的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每年夏天她都会带他们去挪威的小岛度假，在那里，他们听女巫和山精的故事，在冰蓝的海水里游泳，吃“混合了一千种太妃奶糖碎片的冰激淋“。9岁那年，达尔被送去寄宿学校，并在那里遇到一个冷酷的女校长，喜欢用拐杖体罚学生，“那不仅仅是打人的工具，而是伤人的武器。”
“你们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学校里各种打骂体罚的事情？答案是我忍不住不写。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故意伤害比他们小的男孩，甚至严重伤害他们，是司空见惯的事实。我没法释怀。我从来没能释怀过。“他在自传《男孩》中这样写道。
这是否意味着，他对于暴力和残酷细节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童年时代“无法释怀”的情结的释放呢？还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本能的理解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的论断——“孩子需要童话的黑色素材，从而以一种象征的，替代式的方式来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愤怒、憎恶和无力感。孩子从童话的暴力和粗野中受益，因为它抵制成人世界一种普遍倾向，即拒绝让孩子认识下面这一点：我们人生的各种问题都来源自自己的本性——人类好斗、自私的本性。”（《童话的魅力》，1976年）
达尔的很多作品是从口述开始的。1953年，他娶了好莱坞女明星派翠西亚·尼尔（Patricia Neal），两人的婚姻维持了30年，育有5个孩子：奥莉维亚、泰莎、西奥、欧菲莉亚和露西。但这个家庭悲剧不断，他的儿子西奥还在襁褓之中就遭遇车祸，脑部遭受重创，眼睛也几乎瞎掉。长女奥维利亚7岁就因麻疹性脑炎离开了人世，妻子派翠西亚在怀着第五个孩子露西时三度中风。但也是在这些日子里，达尔开始给他的孩子们讲故事，《查理与巧克力工厂》、《詹姆斯与大仙桃》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抛开他所有性格与道德上的瑕疵，达尔的确赋予他的小主人公真正的智慧和勇气。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故事都是关于“愿望实现”的复杂叙事。他通过这些故事告诉他的小小读者，困境中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但如果一个人不逃避，而勇敢直面这些难以预料，经常是不公平的困境，他最终能克服所有的障碍，而获得胜利，或者说幸福。
达尔最好的作品，包括《好心眼的巨人》、《女巫》、《玛蒂尔达》，都是他晚年所写。此时他天性中刻薄与挖苦的一面已经大为收敛，而变得更加温情和甜蜜。这三本书都是关于一个大人与一个孩子之间完美的理解与相伴。
就像在《女巫》的结尾，被女巫变成老鼠的小男孩与姥姥之间的一段对话：
“姥姥，你多大岁数了？” “八十六岁。” “你会再活八九年吗？” “会的。只要运气好。” “你得活着，因为到那时我将是一只很老的老鼠，你是一位很老的姥姥，再过不久，我们就一起死掉。”
文：陈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