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佑庙座落在伊犁昭苏县城西北，天山脚下的洪那海河畔，圣佑庙内古木参天，松杉蔽日，登堂入室，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沿着中轴线望去，8座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对称，除照壁、山门、前殿、大殿、后殿按中轴线建筑外，左右还有硬山顶配殿和八角形双层双檐阁。
圣佑庙主体建筑，殿宽17米，7开间，平面正方形，大出桅，高举折，陡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之，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巨柱擎起的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猛虎雄狮，金鹿麒麟，凤凰弥猴，千恣百态，大殿正壁还绘有二龙戏珠，凤凰比翼，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我国传统风格的壁画，实在令人惊叹。
伊犁地名故事：昭苏圣佑庙的历史圣佑庙位于昭苏县城西北2千米处，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完整的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
圣佑庙，西藏语名叫“吉金铃”，蒙古语名为“博格达夏格松”，其出处不详。该寺原名“圣祜寺”，文献中记载最早在嘉庆十三年，系钦赐寺名，为表示规范，以下均以此名。
文献中关于圣祜寺寺最早记载见于清代抄本《伊犁文档汇抄》： 嘉庆十三年，大学士将军松咨明：额鲁特上三旗、下五旗并沙毕那儿人等各该游牧俱建盖庙宇，请赏庙号。每庙由部领度牒，添放闲散达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德木齐一名，住该游牧奉经。上三旗庙名：圣秸寺；下五旗庙名：崇寿寺。嘉庆十三年(1808)，厄鲁特营左翼上三旗六苏木所建庙宇钦定为“圣祜寺”。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位于昭苏县城西北军民巷8号的寺院是嘉庆年间修建的那座吗?
钦定圣祜寺名的第四年，湖南学政徐松被贬伊犁。在边疆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嘉庆二十四年其完成地理学名著《西域水道记》记有：特克斯河又东流，格登水自北来入之。格登水二源，西源发达布逊淖尔南岸山，日阿尔班水，南流数十里，经上三旗厄鲁特之喇嘛寺西。⋯⋯其喇嘛寺在格登山北麓，阿尔班水经寺西。
格登山位于昭苏县城以西60余公里，徐松在文中也注明格登水因山得名，其西源阿尔班水是特克斯河北岸十条支流中自东向西的最后一条支流，因“阿尔班”在蒙语中谓十数。现在的圣祜寺距文中记载的寺院有60多公里，可知这个寺院绝不是嘉庆皇帝钦名的那座。
中哈边境的格登山
“阿尔班”也被写作 “阿力奔”、“阿勒温”，昭苏历史上曾载有阿力奔庙和阿勒温庙，应该指同一个寺庙。据编纂过《昭苏县地名图志》的仁钦老师确认，清代的阿尔班水就是现在昭苏县西界、中哈边境的苏木拜河 (“苏木拜”蒙语意为“庙所在地”)，在格登山以北。
无庸置疑，嘉庆年间厄鲁特上三旗第一次建的圣祜寺就是被蒙古族群众称为“阿力奔庙”或“阿勒温庙”；当时格登山以北，阿尔班水流域应该是上三旗的中心区域；按照当时的经济实力，六苏木民众不可能同时供养那么多寺，那么多寺名只是对圣祜寺的不同民间称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圣祜寺”之名当时乃至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在当地蒙古群众中流行，因为汉族移民及汉语使用在厄鲁特部是晚近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寺院使用更通俗的称呼；清政府宗教管理甚严，对寺院及喇嘛都登记造册，相应在官方档案中，也找不到民间称呼。
在昭苏历史上中国西蒙古厄鲁特部落建修的十三个庙中，最后建的一所庙就是今存的圣秸喇嘛庙。材料中提到厄鲁特部建有13个寺院，应该是指准噶尔和清王朝统治时建立寺院的总数，还是指清时厄鲁特营各处所建寺庙兴建和移建的次数?厄鲁特民众中喇嘛们一直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群，他们师徒间口口传承的资料大都传之有据。
“厄鲁特”是清统治以后对准噶尔汗国余部的称呼，那么这个数字应指清时厄鲁特营各处所建寺院及逢动乱后移建的次数。厄鲁特营除左翼上三旗，右翼下五旗及沙毕纳尔都建有寺院。他们大都是准噶尔的部众，右翼下五旗所在的今特克斯县，在准噶尔汗国时曾是名僧咱雅班第达属众“沙毕纳尔”所在地，1982年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调查中，当地建有“四个大喇嘛庙：呼图克图格根庙(当时已毁)、巴乌庙 (祭释迦牟尼的)、阿尔丹嘎不纠庙和额尔沁庙”。可见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有历史渊源的。并且右翼下五旗民众多于上三旗，他们的寺院也较多。
巴·巴音克希克先生在《新疆昭苏县“佛爷庙”历史概况》中也记有“胡木别勒寺、苏根寺、巴合勒克寺、仲嘎寺、乌尊布拉克寺、阿格牙孜寺、哈桑寺、格登寺、贡布寺、小洪纳海寺、库克乌逊寺、杭盖寺、夏拉秀古尔寺和大洪纳海寺”等14座，这些寺庙在地理分布上涵盖了厄鲁特营左、右翼全境；应该是老喇嘛所指的那些寺院，由于当地有准噶尔汗国的寺庙遗存，而使这些数字显得纷杂起来。就圣祜寺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从始建到最后一次移建文献中就出现过三次之多。
厄鲁特上三旗最初驻牧于特克斯河 (伊犁河上游)、察林河及塔马哈河流域，最初的中心地带应在格登山以北，阿尔班水流域，此应为圣祜寺始建之地。但沙俄在中亚的迅速扩张打破了清帝国边疆的短暂平衡，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帝俄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特穆尔图诺尔及该湖以东的察林河、格根河、特克斯河水系上游的全部地区，上三旗的大部分牧地被俄国占领。”上三旗驻牧中心内移已势在必行，接下来同治年间的动乱，使厄鲁特民众损失惨重、流离失所。位于惠远城八旗各营总寺——普化寺亦遭大劫。
圣禧寺同样也在劫难逃。曾参预征服中亚各汗国的俄国中将捷连季耶夫，利用大量官方文献与档案于 1864年就开始撰写的《征服中亚史》中就记录了圣祜寺的那次劫难，当时俄国境内的一些部众也参预抢劫，很多人不愿失去到汉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去发财的机会，他们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地方 (例如从楚河彼岸)前往特克斯河和伊犁河一带，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阴暗的荒野密林里去寻找不幸的卡尔梅克人。
1864年l2月初，多金人、谢基兹萨连人和萨雷巴格希人将苏木拜的佛教寺院抢劫一空，该寺院位于注入特克斯河的苏木拜河上。其庙宇及禅房均被烧毁，金、银、铜铸的佛像全被抢走，石膏佛像被打得粉碎，寺院里的人被打死或赶跑。数日后到该地的人所见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近三十个濒于死亡的受伤挨饿的老年妇女。
其后，沙俄趁机侵占伊犁达十年之久。至光绪七年 (1881)清政府收回伊犁，沙俄又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又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 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厄鲁特原住地不断受到侵蚀，被迫东移。清末随着生活稳定，人口增多，厄鲁特民众开始再次兴建寺院。
1907年4月 8日 (俄历)，路经此地的马达汉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所走的路很不错。这条路自西南向东北走 (约10—12俄里)，可能把卡尔梅克人的古喇嘛寺素摩(圣佑庙)与库热连接起来。
库热喇嘛寺 (圣佑庙)是十年前卡尔梅克人集资建造的。听住持说，原有的古寺叫素摩寺，三十年前被俄国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烧毁了。
译者在素摩寺和库热喇嘛寺之后都括注的是圣佑庙。被俄国将军烧毁的寺庙位于大洪纳海 (也是特克斯河的主要支流)河口，巴·巴音克希克也在文中记有此河口建有“佛爷庙”，被俄人烧毁一事。现在位于河口以北、昭苏县城西北的圣韦占寺其前身所在地至此也就很清楚了。
据马氏记载向前推十年，应该是1898年左右，这和县档案资料所反映的圣祜寺交付使用时间吻合；资料表明：其始建时间是1884年，从北京请来建筑名师李照福等80名技师，由上三旗六苏木百姓集资，耗银十万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竣工交付使用。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后一次兴建、并保存至今的圣祜寺。其历史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代《昭苏县志》也记有：清光绪十九年 (1893)5月，厄鲁特营六苏木蒙古族民众，由于地处松拜河 (苏木拜河)西岸阿力奔喇嘛庙被俄国割占，失去了宗教活动场所。因此，在玉克尔代组织领导下，集资修建圣祜庙。
此记载提到圣祜寺 (这里圣祜寺又以阿力奔的民间称呼出现)初建地和最后一次修建的时间，这两处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但由于官方档案的缺失，圣祜寺的历史依然是模糊的。
1982年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在昭苏县曾采访81岁的担达喇嘛，他说：“刚回来时，喇嘛庙毁了，喇嘛也散了。巴勒特高勒在巴勒特地方修了一座喇嘛庙，是用木头修的。一、二百年后，人口、牲畜都恢复了。后来六苏木和克列吉斯发生战争，庙毁掉了，于是把巴勒特庙和喀喇哈盖两个庙合盖成一座庙，就是现在的昭苏庙 (蒙古库仑)。这是由才布加甫总管向北京要求，由北京派刘师傅来盖的庙。盖成已有九十五年了，在我出生以前十五年盖的。”
在老喇嘛口述传说里也只留下概括、模糊的记载，边疆生活的残酷与恶劣在一个寺庙的命运中就可见一斑。
综上，圣袼寺建于嘉庆十三年(1808)左右，位于格登山以北，苏木拜河流域，当时那里是厄鲁特营上三旗的活动中心；在同治动乱中首次为俄国境内的中亚部众所毁，后随厄鲁特部众流徒东迁，又建于大洪纳海河口，后为俄人所毁；光绪十年 (1884)左右最后一次上三旗六苏木民众集资修建，至光绪二十四年 (1898)竣工使用，逐渐形成上三旗的中心。
在多次动乱迁移中，圣祜寺最早的匾额遗失，当后人根据蒙文之意往回汉译或由于记忆模糊，就写成“圣裙庙”、或“圣佑庙”了。从锡伯营靖远寺的题匾可知，当时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题写。圣祜寺的藏语对译是“吉金铃”，蒙语书面语称其为“博格达夏格松”，但当地的一些蒙古群众又称其为 “博格达伊瓦克齐苏木”，由此不难知道为什么圣祜寺有那么多的名称了。
圣祜寺最后一次建造时，其中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派出僧俗两个代表团(前提是清政府已批准建寺)：俗人代表赴京请建工人员；僧人代表赶赴西藏取得建庙批示，并请回经书和主祭的神佛。
刚进寺院的格恰，首先学的就是藏文，喇嘛们念的经是藏文经，至今如此。西藏的喇嘛有时会来厄鲁特营上三旗，例如旦德尔的师傅帕仁布就是来自西藏。
解放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分别于1962年到伊宁，1984年视察昭苏，对当地群众震动很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