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
在舟山水产城，凌晨两点是最热闹的时刻。
出发那天正是台风过境前的晚上，我原本期待舟山深夜的海边能有一丝凉意，然而下车后，巨大的热浪混着海腥味，瞬间把人团团围住。我和同行的朋友靠在桥边的围杆上。从围杆上望下去，我真正直观地看清了海鲜码头热闹繁杂的模样。
“我多呼吸一口就要吐了。”
“我也是。”
就这样，我们硬着头皮往码头走去。
凌晨两点，沿街的早餐店们早就开张了，一屉屉小笼包混着臭鱼烂虾的味道被端上桌，桌边三三两两的人们默默吃着，仿佛这股强烈气味不存在。
在码头的道上走，是不能停下脚步的，些许犹豫就会挡住着急运货的场内三轮车的道儿。我们沿着路的边角，踩着各种虾蟹的尸体走，背后的喇叭声此即彼伏。混码头的，捕捞船的水手，搬卸货的工人，凑在码头边等海鲜的买手们，金链子、晒得黝黑的肚皮和黑白T恤是标配。放眼望去，一片黑压压的脑袋们，根本分不清长相。很少看见女性。
舟山水产城的规模尤其大，有“中国第一鱼市”之称。这几年，水产城的作业环境也在不断地被讨论。早年间，渔船靠岸后，摊贩雇佣工人会对螃蟹进行大小、死活的分类，死蟹便一只只地被抛在路上。断掉的螃蟹腿和各种垃圾顺着污水淌过每个人的鞋底。在不断地抱怨中，如今这些卫生有所改善。码头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规定专门的作业和下货的海鲜品类，也不再允许卖家挑挑拣拣，只能成筐出售，买鱼货也变成了开盲盒。
日光灯下，搬运工们赤裸着半身，在虾山虾海中成筐地倾倒着冷冻红虾，放眼望去，数不清有多少筐。
小时候在餐桌上听外公讲，他刚刚进厂工作时，每逢过年，单位便会一人发上两条野生大黄鱼，作为年夜饭上的一道硬菜。然而，这个昔日的家常菜在八十年代便翻身成为东海最昂贵的海鱼之一。时至今日，它已然成为了海洋“黄金”，倘若哪艘船在捕鱼时遇到了野生大黄鱼群，这辈子就能躺平了。
“鱼越大就越值钱，三四斤的野生大黄鱼已经是极品一般的存在，1斤以上的黄鱼，每斤能卖1300元，2斤以上的每斤2100元，3斤以上的每斤2900元，一条四斤的大黄鱼，身价就上万了。”
事实上，野生大黄鱼并非唯一“失踪”的鱼类，和它一起被称为东海“四大鱼产”的小黄鱼、带鱼、墨鱼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锐减的现象。这期间，渔具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像拖网船，流刺网等等这些杀伤力很大的渔具，那年头，越是价格昂贵，渔民们越是应捕尽捕，海上的捕捞竞赛就此上演。新闻说：“这样一网接一网的拖，海底早就拖得比飞机场还平了。”
读到这些昔日的新闻，很难不令我疑惑，对于渔民而言，难道他们曾经真的视海洋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吗？经验老道的渔民怎会不理解万物生长和轮回的道理？但没有人能真正地停下来。只要依然有船在偷摸使用这些粗暴的捕捞技术，市场就会面临极大的波动。随着渔民们对于某块稀缺资源地展开恶性竞争，利润甚至大幅度下降，这种价格战影响了渔民们的捕捞心态，使所有靠海吃饭的人们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中。只靠自发意愿去保护生产，没有外界干预和监管“公共池塘”，谈可持续，是根本行不通的事。
即便大黄鱼养殖的技术早已不是什么难题，但唇齿之间的滋味，却是每个吃海鲜长大的海边人都能清晰分别的。
网箱中的大黄鱼，游动环境有限，日常所摄取的食物种类也无非被投食的几种，它们与那些在海面风浪中溯游，在海底复杂环境中觅食的大黄鱼群相比，即便有着相同的基因构成，但油脂肥瘦以及鲜/腥的分别，那可完全就是两回事了。
在码头上四处游逛，我们也想去找找黄鱼船的踪迹。
听码头上的小贩说，这些捕捞的黄鱼船并不会天天回码头，它们一出海便是半个月起，在近海的领域里日夜漂流，寻找鱼群的踪迹。在先前提到的东海“四大鱼产”的鱼群数量锐减之后，渔民们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