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2022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云南大理召开，该论坛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重要配套活动在去年首次召开，作为一年一度的机制性会议，“洱海模式”“大理经验”被反复提及。中国水环境集团作为洱海项目治理的具体实施者，通过模式创新与科技加持，让大理经验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湖泊的治理解决方案。
8月28日，2022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云南大理召开，从去年开始，洱海论坛成为一年一度的机制性会议。连续两年，洱海治理都成为会议中被热议的话题。“洱海模式”“大理经验”被反复提及。
而对大理人来说，洱海治理从不是一时的热门话题，而是几十年来，事关当地人生存、生活变迁的必选项。
曾经依靠洱海发展起来的渔业、大蒜种植业、民宿旅游业，为洱海带来污染和生态压力，为了治理保护洱海，大理州展现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企业、禁种大蒜、拆迁民宿，并依托科技，探索出一套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生态之治”的模式。
如今，洱海治理经过长达五年的抢救性阶段，水质明显改善，转入到保护性治理和生态修复阶段。大理州的经济发展经历阵痛期后，也已走上转型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水环境研究专家孔海南见证了洱海二十多年来的治理和保护工作。在孔海南看来，洱海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例，洱海的治理经验，也有望推广到全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湖泊治理当中。
8月28日-29日，2022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云南大理召开。
经济发展VS生态保护，在探索中寻找答案
洱海对傍水而生的大理人来说，是秀美如画的景观，也是得天独厚的资源。
经过多年的开发，如今洱海承担的功能包括供水、发电、农灌、渔业、航运、旅游等。
然而，由于过度开发、疏于保护，洱海的水质一度恶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洱海不断出现生产生活对湖体过渡侵蚀、流域污染加重、污染负荷增加、蓝藻大面积暴发和聚集等问题。
出生于1967年的大理市古生村村民李德昌从小生活在洱海边，他告诉南都记者，“儿时记忆中的洱海美不胜收”。曾经洱海湖畔有沙滩、草坪，是小朋友嬉戏玩耍的地方。周围的居民靠水吃水，主要以种田、捕鱼、放牧为生。
1993年左右，为发展渔业，大理开始“围海建塘”，洱海边的沙滩和草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民承包的鱼塘，人工养鱼饲料被直接撒入湖中。
三年后，洱海遭遇一次大面积蓝藻暴发，浅蓝色的湖面仿佛盖了一层绿色油漆，这是湖水富营养化、水质恶化的表现。
意识到大规模养鱼给洱海带来的生态危机，1996年底，大理州开始实施“双取消”政策, 取消了洱海湖区所有的机动捕鱼船和网箱养鱼, 并禁止随意打捞水草。短短几年，“围海建塘”切换到“退塘还海”。
大理籍居民赵一海记得，此轮“双取消”过后，洱海周边的养鱼业和他祖辈从事的造船业，从此难以为继。
不过，一些大理居民很快有了新的经济来源——种植大蒜。
紫皮独头大蒜是大理州的特产，作为当地人饭桌上的家常食物，原本少量种植在白族人的自留地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保健品大蒜精油风靡欧美，但由于种植大蒜的环境成本高，发达国家没有大规模种植，中国成为大蒜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孔海南告诉南都记者，大理的紫皮独蒜中，大蒜精油的含量比普通白皮大蒜高四倍，作为保健品的原料再理想不过。2000年左右，洱海流域大蒜的种植面积从不到一千亩，迅速发展到近二十万亩。“大蒜热卖的时候，收购商的车就停在田边，农民收完可以直接出售。”孔海南说。
当年，种植大蒜的收益在每亩地5000元以上，远高于种植一般粮食，李德昌印象中，那时许多农民蜂拥而上，改种大蒜，收益好的人家，两年就能盖起一栋房子。
种植大蒜无疑给洱海带来巨大的生态压力。孔海南形容大蒜种植的特点为“大水、大肥、高药”，大量的农药和肥料残留在农田中，每逢雨季，污水就随着径流排入洱海。
2003年，洱海再次大规模暴发蓝藻，湖水透明度不足1米，部分水质直降为V类。这让孔海南忧心不已，他到现场考察后作出判断：治理洱海仅靠大理已经不够了，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
洱海曾经于1996年、2003年和2013年暴发了三次大规模蓝藻。资料图
在孔海南的推动下，2006年，国务院批示并成立国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简称水专项)治理洱海。上海交通大学牵头，十七家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项目组来到大理，孔海南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负责人。
项目组多次考察后得出结论：洱海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种植大蒜及放养奶牛产生的污水、废物排放不当。面对当地农民的谋生之计，治污工作困难重重。项目组建议当地政府出资在田间建立牛粪存储池，让农户用牛粪代替化肥，同时把种植大蒜的化肥替换成配方肥，以从源头减少污染。
项目组还建议洱海流域进行产业转型，限制农业、工业进一步发展，鼓励开展第三产业，比如旅游业等。逐渐地，洱海水质有了好转趋势。
然而，2013年，洱海再次大规模暴发蓝藻。彼时，大理已经是“逃离北上广”的城市金领向往的远方，在洱海边修建民宿、客栈成为新的风潮。2011年，大理州明确提出将旅游业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外来资本租用当地人的宅基地修建民宿。
操持着外地口音的投资客涌入洱海边的农村地区，祖辈都生活在洱海边的李德昌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盛况”，他告诉南都记者，2010年和2011年间，不止50个人曾向他表明合作意向。这些外地人想租他在洱海边的老宅，改建民宿，一年租金最高可达18万元，租期在15年以上，有的几年一付，有的一次性付清。这笔收入对当地人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一时间，洱海周边的民宿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与此同时，大理的旅游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大理白族自治州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大理州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近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三成多，是十年前的4倍。有数据显示，到2017年3月，洱海周边各种特色民宿超过2000家。
旅游业的迅猛增长，对应的是洱海周边农村地区缺乏规划和基础设施滞后。赵一海观察到，2015年以前，大理的客栈民宿确实呈现无序、粗放的发展状态，这为之后的拆迁、整顿埋下伏笔。
“壮士断腕”，抢救洱海
2015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大理州视察工作，就在李德昌家的院子里，他和“四代同堂”的七口人拉起家常。他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大理州委书记杨国宗在首届洱海论坛发言时表示，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洱海边作出了“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指示，从此，洱海保护治理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伴随着“洱海清，大理兴”的口号，大理州的治湖措施逐步开展。2015年底，时任大理州副州长杨承贤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中介绍了“四治一网”的洱海治理措施。“四治一网”指依法治湖、工程治湖、科学治湖、全民治湖和全流域网格化保护管理。网格化保护管理要确保一条沟、一条河、一块田都有人管理，防止污染物进入洱海。
然而，2016年冬天再次爆发的蓝藻，改变了治理洱海的节奏。赵一海清楚地记得，2016年冬天是个暖冬，有数据显示，当时洱海的水温高于往年同期，洱海局部地区出现了蓝藻聚集。
洱海的状况引起云南省的重视。2016年11月底，时任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批示，要“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治理好洱海”。
抢救模式下，洱海边的民宿、客栈首当其冲。2016年12月开始，大理工商、税务、环保、公安、电力等单位联合突袭执法，一批证件不齐的客栈被关停；2017年3月末，大理市政府发布公告，为减轻洱海入湖污染负荷，洱海周边和入湖河道沿岸总计2498家餐馆和民宿客栈全部关停整治，关停时间至2018年6月30日大理环湖截污工程完工。
一系列措施为大理如火如荼的民宿发展按下暂停键，旅游业也受到冲击，民宿投资者、当地居民、政府，每一方都为抢救洱海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
之后，洱海的治理措施接连升级，多位大理州官员都曾用“壮士断腕”形容当地的决心。
2018年5月30日，大理市公布了《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方案》，方案划定“蓝线”(湖区界线)向陆地延伸15米处为“绿线”(湖滨带界线)，两线之间的洱海湖滨带是水生态保护重点管控区。这意味着，绿线以外的客栈可以重新开业，而绿线以内的海景民宿、民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曾担任大理市“三线”划定项目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的李文标在媒体采访中指出，洱海湖滨缓冲带作为湖泊最为重要生态空间，多年来被人为侵占情况比较突出，岸带碎片化，没有形成完整连续的湖滨生态岸线，严重削弱了湖滨带应该发挥的污染物截、蓄、净等生态功能。对临湖人口密集区划定一定距离的保护带进行生态搬迁，恢复湖滨生态空间，可以有效保护湖泊生态系统。
2018年12月30日，洱海湖滨带的1806户7270人完成搬迁，腾退近岸土地1029亩。
亲历客栈长期关停，目睹湖滨带拆迁的多位大理民宿业观察者，认为那两年是大理民宿业发展的阵痛期，不少客栈主蒙受经济损失，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
“鼓励旅游业发展的初期，政府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导致后来陷入被动。”孔海南对南都记者谈到，“民宿的生活污水不能直排洱海，政府应该在其修建初期就做好基础设施保障和引导工作。大理在这方面走了弯路，这是可以输出的经验。”
之后，大理州相继提出“七大行动”“八大攻坚战”，不仅针对湖滨民宿，村镇污水、矿山、农业面源污染、入湖河道均纳入整治范围，此外，环湖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流域综合执法监管同步启动。
去年10月，在首届洱海论坛上，时任大理州常务副州长李琰用几组数据总结了洱海近年的治理举措：2017年以来，洱海流域共拆除违章建筑3578户46.68万平方米；实现了12.36万亩大蒜全部清零；奶牛存栏从10万头减少到3万头；全面关停了洱海流域57座矿山；流域内共建成19座污水处理厂、135个村落污水处理站、14.7万个化粪池、4519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实现了流域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南都记者梳理了近几年大理州人民政府公布的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简单计算可以得出，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大理州投入的洱海保护治理资金达270亿元，其中财政资金超过90亿元。
大力度的治理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洱海水质改善是最直接的体现。2020年、2021年、2022年1至6月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洱海水质评价结果均为“优”。近两年，被称为“水质风向标”的海菜花再次在洱海盛放。
研究者和当地政府判定，洱海保护已经从抢救性治理阶段转入到保护性治理和生态修复阶段。
在云南洱海中开放的海菜花。新华社发
有“水质风向标”之称的海菜花在洱海再现 。受访者供图
治理洱海如“滚石上山”，科技加持让大理经验可复制
淡水湖泊治理一直是世界难题。孔海南告诉南都记者：“三五年内治理好一个湖泊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规律，至少要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
比如蓝藻问题，孔海南将其称为诺贝尔奖级别的难题。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一旦温度上升，藻类就能迅速繁殖，而一个湖泊一旦出现蓝藻水华，将极难根治。即使水质好转，蓝藻仍有周期性爆发的规律，一般5-7年为一个周期。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是孔海南的学生，已经参与洱海治理项目十多年。他观察到，近年来洱海流域气温水温都不断升高，容易造成蓝藻的异常增殖。
此外，洱海流域的降雨量不断下降，造成了洱海补给水量的大幅度减少，水体置换周期延长，进入水体的污染物滞留时间加大，并形成累积。再加上洱海周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加剧恶化洱海的水资源不足问题，也进一步促进了洱海向富营养转变的进程。
对此，大理州政府已经做好准备。李琰在首届洱海论坛上发言时坦言：洱海保护治理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洱海水质的波动或“钟摆”现象十分明显，保护治理工作就像“滚石上山”。
洱海的问题不是个例，孔海南认为，在中国层面，如果以一个平方公里面积为计数，95%以上湖泊面临的水污染风险或出现的初期问题，都与洱海类似。这意味着，洱海治理取得的经验，可以推广到中国甚至世界其他湖泊的治理中。
洱海保护已经进入生态修复阶段。新华社发
扎根大理治理洱海的孔海南。
作为洱海保护的见证者，孔海南用“政府主导，依法治湖，科技支撑，企业创新，全民参与”总结洱海的治理模式。
其中，中国的自主科技在洱海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洱海的“环湖截污”工程，实现了截污管道沿湖一圈“完全闭环”，可以收集所有进入洱海的村镇点源性污水以及农田、养殖等面源性污水。
同时，在长达200多公里的沿洱海全封闭污水收集管道上，分布镶嵌了六座下沉式再生水生态系统，实现了全流域多种污水全收集、处理，据孔海南观察，在全世界(>200平方公里)的大型湖泊领域，这种治理方式未曾被报道，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工程技术水平。
承担上述工程，并研发出“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技术体系”的，是中国水环境集团。集团董事长侯锋博士告诉南都记者，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一改世界百年治水模式，颠覆性地提出将城镇污水和处理厂作为稳定的第二水资源、第二绿色能源、第二土地资源，比传统方案减少投资20-50%，平均节省运营成本约四分之一。
依托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洱海周边原设计的地面污水厂，变更为下沉式再生水厂，污水被作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进行科学的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侯锋解释，这样可以减少从洱海“抽清排污”约2000万吨，也解决了传统污水厂的“邻避效应”，并使水厂与洱海周边的村庄和美景融为一体，释放出160亩地面空间。目前，这一技术已经在成都、贵阳、北京等地都有所应用。
而对大理当地人来说，治理好“母亲湖”洱海，对重振当地的旅游业至关重要。事实上，经历了大规模整顿后，2019年大理的旅游业形势并不理想，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大理州的经济发展曾受到明显影响，一度出现GDP增速在云南省位列末位的窘境。
如今，洱海水质达到近年最好水平，“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的美景依旧是大理州的自然名片。今年暑期，当云南旅游业强势复苏时，大理州的旅游市场可以用“火爆”形容，“苍山洱海变人山人海”。据统计，大理仅在7月就接待游客约690万人次，市内大多精品民宿、客栈也是一房难求。
大理的坚持终于迎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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