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圣兰朱涛（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
注释：
作者简介：董圣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明清史2017级博士研究生；朱涛，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高中历史教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冲击——回应”模式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模式在美国汉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美国学界逐渐开始反思费正清的解释模式，以柯文（Paul A. Cohen）的“中国中心观”最为代表。[1]柯文等人试图摆脱“欧洲中心”的解释模式，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能简单视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过程。研究中国历史应当关注中国的特殊性，应当从中国本体发掘近代中国转型的作用力。这一观点对传统学术提出鲜明质疑，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近代化”的概念涵盖诸多方面，其中思想的理性化、科学化即为重要标志之一。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在思想领域是否蕴含着近代社会转型的机制，这一点可以视为衡量“中国中心观”是否完全适用的重要标准。
学界一般认为“冲击——回应”模式较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中国中心观”更适合开展微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