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师园。摄影/方托马斯
但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必须注意：尽管今人多以苏杭并称，但在历史上，两地的发展进程存在有显著的差异。苏州在春秋时就已成为吴国的都城，而在那一时期，与苏州旗鼓相当的南方城市是绍兴。
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故事流传千古，苏州与绍兴也因此带上截然不同的政治宣教色彩。绍兴名垂青史，成为“卧薪尝胆” 之城；而苏州成为“亡国亡君”之地，在传统的政治语境中饱受非议。
▲ 阊门是苏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门之一。明清时期，阊门是整个苏州城最繁华地带，它见证着城市的迎来送往与兴衰起落，一度成为苏州的象征。摄影/殷启民
比起“早熟”的苏州，杭州的成名则要晚得多了，这与西湖地区的成陆进程有关。在苏州和绍兴为了春秋霸主的地位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杭州仍是一个浅浅的海湾，今日的西湖尚与大海相连。
直到隋朝以后，海潮与河流携带的泥沙不断在海湾堆积，最终促成了这一地区的成陆，西湖也终于与大海隔断，形成了一个瀉湖。可见隋唐以前，今日的杭州根本不存在繁荣的基础，但此后却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成为一座可与苏州并称的东南名郡。
▲ 《梅石溪凫图》页，南宋，马远，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马远擅长画水，钱塘江水以及杭州常有的雾蒙蒙的天气，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画作。图/故宫博物院
如果重新审视具有关键意义的唐代，有一位大文人对苏杭二州有过直观的描写和对比。公元822年，在朝中失意的白居易请求到外地任职，担任杭州刺史，成为最早发现西湖之美的大文人。仅仅三年之后，白居易再任苏州刺史，正是在此任上开辟了七里山塘街。
苏杭两地的重要名胜不少与白居易相关，这位本应为政治失意而感到落魄的文人却在随后人生中都颇为“苏杭两州主”的际遇而感到自豪。他对苏杭二州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有唐一朝的顶级文人，白居易的治理手段、审美趣味，通过其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角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苏杭的名声，也经由这位文豪的介绍而逐渐为人熟知。
▲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 局部——山塘街。全卷 12.25 米，我们今天仍能从中一窥 18 世纪苏州的市井风貌与城乡景观。图/网络
唐代的苏州，在白居易笔下是“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的所在。唐代的扬州有“扬一益二”之谓，长安更是这个东方帝国的庞大都城，白居易将苏州与扬州、长安并称，足可见其对苏州的喜爱。
而当时的杭州，不能与苏州的繁盛相比，“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这也是白居易的诗句，若论城市繁盛，杭不如苏，当为事实。但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似乎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闲忙正适中”的杭州。
▲ 透过窗看苏杭园林，猜猜哪个在苏州，哪个在杭州？。上图/方托马斯 下图/老阳
白居易偏爱杭州，更明确的证据不得不提那两首《忆江南》。“最忆是杭州”与“其次忆吴宫”直白地表明了文人心迹，他的个人偏好似乎也隐约指向了两座城市的未来趋势——这当然也与后来的历史走向密不可分——五代割据时期的吴越钱氏，一心向佛，规避战乱，是一个能写下“陌上花开缓缓归”这般诗意“便签”的特殊王室。
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不仅将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线城市的地位， 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剧，纳土归宋，以一个地方政权的悲剧命运作为句点，却为杭州在宋元时期的大发展写下了开篇。
▲ 与水相伴的两座城池。图/视觉中国
杭州后来居上的势头如此明显：从隋大业六年（610）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到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激增，再经由吴越钱氏的经营，至北宋时，宋仁宗称赞杭州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柳永则在《望海潮》一词中写下“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名句，可见当时杭州的繁华已给世人带来多么根深蒂固的误解。至少仅仅往前数上三四百年，杭州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小城，“自古繁华”真是无从谈起。
到了南宋，苏州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收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时，“苏杭”的并称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范成大仍然追忆“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但苏州作为江南中心的地位在此时已然褪色了。当年不起眼的杭州，转而成为临安，做了百余年的南宋都城。
▲ 图左为苏州报恩寺塔，图右为杭州望仙阁。左图/陶源 右图/视觉中国
因此，从出现的时序来看，天堂的确是有先后的。但至于民谚中的“苏杭”，或许为了押韵，或许出于范成大的私心，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而在这句民谚出现并逐渐成形的漫长时期中，苏杭二州的地位、实力并非一成不变。
放在更长远的时空背景中，“下有苏杭”的民谚也激起了层层涟漪。不仅出现了大量诸如“生在苏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等苏杭并称类型的民谚，遍布中国各地的城市村庄也把苏杭作为攀附的对象。苏州与杭州，作为中国人理想家园的形象，在两座城市的彼此竞争、彼此成就中更加深入人心了。
▲ 图上下分别为杭州和苏州的CBD。图/视觉中国
今人了解苏杭两地的标签，无非是“园林”与“西湖”，但也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西湖也是园林之一种。原本作为瀉湖的西湖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沼泽化的进程，按照自然规律早就湮灭无存了，但正是李泌、白居易等人开创的疏浚传统，延续了这一湖泊的有限生命。苏州园林与杭州西湖都在随后的千年历史中成为诸多东亚园林的经典范本。
▲ 杭州园林大多远离都市，在湖岸营建，水系亦与西湖相通，气质上更显开放。图为杭州集贤亭，依托于开阔的西湖，为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摄影/曾令洪
有着“甲天下”之谓的苏州园林，多修建于繁华的市井之中，却有着鲜明的文人个性。这些从属于文人士大夫们的城市园林，是为了在城市的喧嚣中重建一片自然的林泉，因此在设计和意趣上，其核心理念是要以自然山水为原型，并在景观的命名中寄寓主人的志趣和品格。
▲ 苏州从来是文人气息与商贸传统结合的混合体。市肆何其喧嚣，一转身进入一室之内，木石林泉、花鸟鱼虫， 局促中也能构建一片精神天地。摄影/孙以樑
极为典型的是苏州园林中的集大成者——拙政园。“拙政”二字，取自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的“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其中委婉表达的就是追求闲适、无心官场的人生愿景。
园内著名的“与谁同坐轩”，也是引用了苏轼“与谁同坐”的词句，“明月，清风，我”——这是古典文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答案。遑论庸俗的官场、嘈杂的市肆，就是人间的山水，似乎也是没有资格与清风明月同坐的。
▲ 拙政园秋景。摄影/方托马斯
将个人志趣以极为含蓄隐晦、却又在文人群体中能够获得共通共鸣的方式予以表达，是苏州园林艺术中的重要特点。这种充满雅致、诗情与小小高傲的“曲笔”，无疑是内向收敛于文人群体之中的。
哪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也只是局限于一小撮精英群体的高雅趣味。无怪乎园林大家陈从周评价苏州园林为“文人园”，它的精致营造，它的命名出典，都极富有书卷气息。
▲ 雾蒙蒙的拙政园。摄影/方托马斯
相比之下，杭州的园林意趣则大相径庭。历史上，杭州的园林传统也曾盛极一时，南宋时“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便足可见杭州造园之盛。建筑学家汉宝德认为，南宋时期的园林是江南园林的直接源头，陈从周则在《说园》中指出，南宋叠山匠人的出现，是造园职业化的开端——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当然理应在中国的园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 杭州太子湾。图/视觉中国
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提到：“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不仅如此，更添一笔“而以湖州、杭州为尤”，可见杭州的园林之风甚至盖过今日以园林见长的苏、扬二州。
然而历经元朝至太平天国的多次战乱，无论当时的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杭州并没能像苏州那样保存下丰富的标本，以至于逐渐被人遗忘了悠久光辉的园林传统，到了民国年间，已是“未能免俗，而无一巨制”，“远逊于苏矣”。
▲ 杭州郭庄雪景。摄影/老阳
“园林”在杭州一地的语义因此发生了漂移，从皇家、私家园林向如今普遍认知的公共园林过渡。与缺乏自然山水、以水乡平原为主的苏州相比，杭州拥有非常丰富的湖山资源，现存的郭庄、刘庄在远离城市的湖岸上营建，皆从开放的西湖借景，其水系亦与西湖相通，“私园”与“公园”的界限并不截然，这与深处市井的苏式园林大异其趣。
▲ 杭州西湖上的夕影亭以及远处翻新建设的雷峰塔。图/视觉中国
另一脉络有更鲜明的“开放性”。杭州对东亚园林传统更直观的一大贡献转而体现在西湖的空间格局上。这片开放的湖山也是一片充满包容精神和创造力的山水园林，相较苏式园林，西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