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胶东文化专家刘凤鸣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由原莱阳专区和省辖烟台市合并成立的烟台地区,在区划范围上与“胶莱河以东”的地理概念相对最为接近。不过,之后即墨、莱西等地划入青岛,威海也单独建立地级市,“胶东”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范围的不一致又表现得十分明显。
目前,根据山东省2009年出台的《关于建设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意见》,其对胶东半岛的界定则是:“主要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四市。”
这是行政意义上的胶东，而文化意义上的胶东，通常意义上则是指以胶辽官话为母语，文化习俗也趋于一致的地区，包括青岛、烟台、威海全部。
如今看来，胶东的经济重心在青岛，不过其文化起源则要追溯到烟台附近的古莱夷部落。
莱夷最早载《尚书·禹贡》，是对胶东东北部原始部落的统称。大概在商朝某个时期，莱夷建了莱子国。莱国疆域有说西到今潍坊（昌乐临朐）的，有说今蓬黄掖（包括平度）的，有说胶莱河以东包括整个胶东半岛的。
“莱”字从草，“来”的甲骨文字形像个“麦穗”，代指“小麦”。《诗经·周颂·思文》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来牟”即小麦和大麦的意思。诗的大意是你把麦种赐予我们，这是上天的恩赐。
“来”加“艹”成“莱”，形成“长满杂草的野地”意，指荒废不用的土地。上古莱地多荒芜之地，唐代颜师古注：“莱夷，三面濒海，皆为斥卤（盐碱地），五谷不生，适为放牧。”后来族人从外地引入小麦（即“来”），开坎荒地，水灌斥卤，使莱地农业得以发展。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炭化麦种，为小麦根植莱地的历史提供了证明。
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胶东古国，叫莱子国。莱国国都位于龙口市莱山北麓，黄水河冲积平原。它有内外两道城垣，外城依山而建，内城坐落在河流盆地。古城周围密集分布着许多贵族墓地，出土铭文青铜器证明这里是当时胶东最强大的莱子国。
据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等多数学者考证，莱国古都在龙口莱山北麓“归城”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城”地理位置优越，南依广袤丘陵山区，北临辽阔平原，直达浩瀚渤海，资源丰富，气候宜人。
据“归城”遗址发掘文物考证和先秦典籍记载，莱国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植柞养蚕历史悠久，当时柞蚕丝唯莱国出产；海水制盐技术先进，齐桓公时，管仲改革，把“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作为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一项改革措施，足见莱国丰富鱼盐资源在对齐国和其他诸侯国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位置。除青铜器铸造外，采矿冶铁业也很发达。据《叔夷钟》铭文记载，齐灵公灭莱后，因叔夷作战有功，一次就赏其4000多名冶铁工人，可见莱国采矿规模之大、冶铁业之发达。
尽管莱国经济文化繁荣，但终不敌经过姜太公励精图治和管仲改革后日趋强大的齐国，《史记·齐世家》记载：“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国。”清朝宣统《山东通志卷二十·封建》根据《左传》记载：“春秋（鲁）襄公六年，齐晏弱围莱，莱共公浮柔奔棠（今平度境内）。棠，莱邑，晏弱围棠灭之。迁莱于郳（今滕州境内）。高厚、崔抒定其田。”
齐国灭亡后，秦朝一统天下，胶东一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当时胶东地区设“胶东郡”,其后,汉代封“胶东国”,两者的行政中心区域都在即墨故城一带。
自唐代直到清朝中前期,胶东地区的中心则位于莱州湾一侧，大体维持着登州、莱州两个平行的行政区划。登州治所蓬莱,莱州治所掖县,其中蓬莱海运便捷,曾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兴盛一时。
胶莱运河兴衰记
如前文所述，胶东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定义是指胶莱河以东，这条河虽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在历史上，曾是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
胶莱河南北分流，南流入胶州湾，北流入莱州湾，河名取两湾首字而成。其中，南胶莱河也叫胶莱南河，河长30公里,流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为胶莱河自平度市万家镇姚家村分水岭向南流入大沽河的一段河道。该河段始于元朝，元世祖为南粮北调接济京师，于1280年开凿，历时五年而成。现已为胶莱河主要排水干道，但当地群众仍有运河、运粮河之称。
胶莱运河，顾名思义，贯通胶州湾与莱州湾，进而将黄海与渤海以最近的捷径连接起来。开凿胶莱运河的初衷与京杭大运河殊途同归，指向的都是漕运，确切地说，就是为了运粮之需。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作为统治中心的北方，粮食短缺，不能自给，仰赖于南方鱼米之乡的供应。古人评价大运河时，用得最多的话，莫过于这么一句：“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民。”
正在一步步走向繁盛的隋唐尚且如此，经历了五代十国、宋、辽、金蔓延的战乱纷争之后，到了元朝重新统一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北方经济一蹶不振，尤其是粮食短缺的现象愈演愈烈，政治中心顽固地坚守在北方，而偏偏经济不那么争气，经济中心早已转移到南方，“苏湖熟，天下足”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南方的粮食需要大量北运，但怎么运？仅仅依靠日益萎缩的京杭大运河行吗？所有这些难题，都在考量着元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最早提出胶莱运河大胆设想的是山东莱州人姚演。姚演其人生平事迹不详，查诸史籍，能够确定的是，他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上书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利用原有河道，修建胶莱运河，以缩短海运航程，节省海运成本。有元一代，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君主，忽必烈算得上是其中开明且有为的一位了。他敢想敢干而且是说干就干，他接受了姚演的建议，下诏开凿胶莱运河。
两年之后，“凿池三百余里……谓之胶莱新河”。来自江南的运粮船队，不必再绕胶东半岛，只需进入胶州湾，随海潮驶入胶莱运河，再经莱州湾北上，即可直达塘沽。胶莱海运之梦，似乎已经成真。
胶莱运河短时间盛况空前，成了维系南北的一条重要纽带。元朝为此专门设置胶莱海道万户府，辖水手、军兵2万多人，拥有各种船只千余艘。然而，这条难能可贵的海洋运河真正是昙花一现，转瞬即衰，通航仅仅2年，也是这个元世祖忽必烈，自己否定了自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下诏“罢胶莱海运事”，阿巴赤调京任职，船舶水手也都调到京杭大运河等河段去了。
为什么仅仅2年时间事情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呢？原来，胶莱运河开通以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水量严重不足。按照原先的工程设计，是想利用胶州湾和莱州湾潮水上涨之机行船，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运河的设计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中间河段水浅，“船多损毁”“军民苦之”，这一技术难题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今日也会让很多重温旧梦者望而却步，解决不了。
胶莱运河偃旗息鼓了，但不等于做这个海洋运河梦的人从此绝迹。时隔多年，到了明朝，胶莱运河奇迹般地再一次浮出水面，不仅有人重提旧议，而且又一次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不过，最终结局与元代没有什么两样。
嘉靖十四年（1535年），山东按察副使王献奏请朝廷重开胶莱运河。嘉靖帝不辨利弊，贸然批准，任命王献主持河务。但经费提前用尽，资金短缺，再加上老难题依然难以克服，运河中段又遇“难通者三十余里”，嘉靖帝闻讯之后，勃然大怒，以“妄议生扰”为由，诏罢胶莱河工，胶莱运河随即功亏一篑，逐渐废弃。
胶莱运河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打断了胶东崛起的历史进程，胶东要实现真正的繁荣，还要等到下一个历史机遇的到来。
▲烟台山是集海滨自然风光、开埠文化、文物遗址、人文自然景观和异国风情于一体的风景区，有着600多年的沧桑历史，是烟台的象征和历史重要发祥地。图为烟台山上的丹麦领事馆。
开埠与经济重心的转移
19世纪的山东，曾经被划分为鲁西南、鲁西北、鲁中、鲁东四个贸易区，它们分别以济宁、临清、济南、潍县四市为中心。除鲁东之外，另外三个贸易区彼此相连，中心城市间相隔不超过100公里，有通达的官道，由此形成“鲁西”这样一个整体，在地理位置上与山东的内陆地区基本吻合。至于青岛……可能19世纪的鲁西人根本不知道，青岛、烟台在哪里。
因此，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鲁西的发达程度都比胶东要高，尤其在明清两代南北漕运发达时，山东西部也有一个著名的“运河经济带”，北临清、南济宁都是商贾繁华的地方。因此，胶东超过鲁西，正是在清朝中后期漕运衰落、海运兴起之际，大致时间应该在1850-1860年代。
在如今的烟台市福山区博物馆，保留了一张1859年(清朝咸丰年间)的山东沿海州县上缴税额表，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胶东地区主要为“登州、莱州、青州”(东三府)三地，即登莱青道。这张表单虽然没有列出内地州县的数额，但从海丰(无棣)、利津、日照的水平来看，应该离胶东差距较大。
实际上，从后来的捻军进军胶东的史料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的一本书《山东军兴纪略》中记载，捻军进军胶东的原因是羡慕东三府富庶，原文道：“青、莱、登为东三府，久未被兵，家给人足，户有盖藏”。
这段话中，也能看出鲁西衰落的部分原因，除了运河荒废之外，再就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期，长期战乱，受影响较大。
而身处鲁东的青岛和烟台，尚为蒙昧小渔村，正在静待命运的眷顾。
烟台位于胶东半岛东北端，是扼守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袭扰，明王朝在芝罘湾南岸筑城，设立奇山守御千户所，受山东督司直辖，以示其军事地位的重要。奇山所之北的滨海小山上筑有烽火台，遇有敌情则施放烟火作为报警信号，后俗称“烟台”，此山被称为“烟台山”。缘于此，在烟台山下发展兴起的这座城市，便以“烟台”作为市名。
1858年6月，清廷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登州（蓬莱）被辟为通商口岸。
1861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遣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马礼逊认为，登州港水浅，周围无遮蔽，而烟台各种条件都比登州优越，于是他最终选定烟台为通商口岸。清廷也认可了这个既定事实。后来英国驻华公使在1861年12月的报告中狡辩称，之所以改选烟台，是因为烟台属于登州府，这样做并不违反条约。对于这个强盗逻辑，清廷并没有争辩，因为作为清廷来说，也不愿意将登州这样的府治所在地辟为通商口岸。
1861年3月，马礼逊已经在烟台山上筹建领事馆，升起领事旗，外国商船也不断抵港卸货进行贸易。马礼逊不断催促地方官，要求加紧办理开埠事宜。本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与登莱青道道台崇芳一起到烟台（此时登莱青道署驻在莱州府城），筹划开埠事宜，不料捻军进逼烟台，崇芳在前往烟台的路上得到消息后又折回莱州。此时，烟台厘局也因内部权势之争出现税务管理混乱局面。在港口无序的情况下，王启曾与随行人员经过短暂筹备，于8月22日宣布开关征税。
自此，烟台门户洞开，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三个口岸之一（另两处为天津、牛庄），也是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
青岛开埠的时间要晚于烟台。1891年，清政府觉察到外国海军舰船在山东半岛的觊觎，选取青岛东侧建总兵衙门，这一年因此被认为是青岛建制的开始。
建制后的短短二十年间，青岛迅速发展。1900年，青岛港进出口货物仅为27.13万吨，到1911年时增长到106.91万吨；而青岛港的贸易总值从1901年的400万海关两发展至1913年的6000万海关两。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无出其右，青岛在1911年成为中国第6位重要的海港。
究竟是什么，让青岛成为山东省的经济贸易中心，完成从渔村到现代港口的蜕变？
清政府可做不到。这一切其实都多亏了德国人。尽管青岛下水道里油纸包裹着的德国良心是假的，但这里的经济奇迹却有着实打实的“德国制造”的烙印。
作为腹地的济南也理所应当地享受到了青岛成长的红利——1904年，德国人自主运营的胶济铁路通车，给济南带来从未有过的发展。
当然，这条铁路也将德国人的野心从青岛一下延伸到了山东内陆，他们把济南作为扩展贸易的前进基地，这让当局感到害怕。为了限制德国势力，袁世凯决定在济南开放商埠，通过政治势力对城市的控制对抗德国的势力扩张。
可以说，济南的地位决定了其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皆出自政府的政治目的。在此后历任山东巡抚呈送北京的报告中，“从经济上削弱青岛”这个主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此，以济青两地为代表的山东内陆与海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济青两城的对抗与追赶也成了山东近现代商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