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
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1000多万人,先后花了60多亿元(加上企事业单位支付的费用超过100亿元———编者),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稳”农场、“放”农村行不通
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又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
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而国营农场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历来较少,返城的人数远远低于农村插队知青,引起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知青的不满。加之,联系到婚姻、恋爱、生活艰苦、探亲路远等因素,不满情绪更大。大家利用农场知青集体居住、人数集中、联系方便等有利条件,飞速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开始行动。
云南垦区知青起事最早、最厉害。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反映云南知青的种种困难,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签名者974人。
信件发出后,杳无音讯,而且有关人员还受到了农场领导的严厉批评。半个月后,他们又发出第二封信,依然无人问津。绝望之中,他们愤然发起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先后征集数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发表罢工宣言,派出上访团进京请愿,并在知青中为上访团募集资金。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活动,迅速在西双版纳垦区风起云涌地展开,而且很快波及到河口、文山、金平、临沧等垦区的50多个农场,三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形势相当紧张。
12月16日,首批赴京上访团40人,几经周折终于从西双版纳出发。两天后,第二批上访团随后跟上。两批上访团在昆明会合,云南省农垦总局、省知青办、团省委根据省委指示,竭力劝阻上访团进京。因双方意见无法统一,上访团立即在昆明街头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发动市民捐款。
省委领导也出面座谈,劝他们留在原地解决问题,但知青代表仍决意北上。火车站方面阻拦他们登程,他们立即采取卧轨行动。卧轨行动持续一天一夜,大量客车、货车无法进出,运输中断,交通混乱,昆明形势陡然紧张。
23日,一部分知青运用声东击西、转移目标的办法,悄然潜入昆明附近另一车站,顺利登上进京的快车。上访团抵京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几天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受中央委托,出面接见上访团代表,传达党中央对广大知青的关切之情。王震既批评请愿行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理解,绝不追究,但希望回去后要作自我批评。他还告诉代表们: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领调查组赴云南农场处理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赵凡就会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乘飞机飞往昆明。赵凡是个急性子,一下飞机就带调查组火速赶到火车站,看望滞留在那里的农垦知青,会见他们的代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答应尽快解决有关问题。知青代表见赵凡态度诚恳,通情达理,同意结束卧轨行动,撤出车站,让火车恢复通行。接着,赵凡又不顾疲劳,风尘仆仆赶往西双版纳。他一到西双版纳,就立即召集八个农场党委书记开会,听取大家汇报情况,研究如何正确处理知青问题。经过调查组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双版纳垦区的局势终于逐步趋向稳定,赵凡紧张的心绪稍感宽慰。
然而,这边的工作刚稳定下来,在云南西部的勐定农场,又兴起了更大的浪潮。勐定农场先后安置了7000多知青,其中成都知青有5000人,其余是上海知青。勐定农场是滇西最大的天然橡胶农场,毗邻缅甸,位置重要,影响很大。那里的知青不仅搞罢工,而且闹绝食,1000多人连续绝食三天。此事惊动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赵凡火速前往处理。赵凡带领工作组立即乘坐军用吉普车出发赶路。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勐定农场。农场气氛高度紧张,干部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才好。赵凡劝慰大家:“知青不可怕,你们不要紧张。知青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做工作。”工作一贯认真的赵凡,立即找了七八个知青代表到招待所谈话,听他们诉说生活苦、劳动苦、生病苦、见不到父母等伤心事,让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第二天上午,赵凡带领中央调查组赶去和广大知青见面。只见农场的1000多知青,黑压压的一片跪在大广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呼口号“我们要回家”,有些人还嚎啕大哭。口号声、哭声混合在一起,在农场上空久久回荡。面对此景,赵凡深感不安,他首先亮明身份,表明自己是国务院派来专门调查处理知青问题的。接着,他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也是知青家长,四个孩子都在乡下插队,所以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绝食不吃饭,我们心里很着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党中央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对你们的要求,党中央很重视,会认真处理的。”短短数语,情深意长,迅速在感情上把知青和中央调查组的距离拉近了。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时间啊!”在场的知青觉得赵凡的讲话亲切,合情合理,态度诚恳,原先对立、紧张的气氛,逐渐趋向缓和。大家听从劝告,恢复吃饭。一场惊动中南海的千人绝食风波,顿时宣告平息。
赵凡松了一口气后,又风尘仆仆赶回昆明,迅速向国务院汇报。并按中央指示分别同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紧急联系,希望他们在知青返城问题上能有积极态度。然而,这几个城市也有难处———当时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面临一大堆麻烦问题要处理。如今又有这么多知青返城,返城后要就业,要吃饭,要住房,负担重,难度大,所以态度都不积极。经过赵凡苦口婆心做工作,反复磋商,四川省委开会研究后,首先表示:凡按照政策应该回四川的知青,我们全部负责接收安排。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
新疆和北大荒垦区也刮起了“暴风雪”
自从云南垦区的知青带头上访后,其他垦区出现连锁反应。新疆阿克苏垦区数万名上海知青紧随云南知青,在西部边疆掀起更大的返城浪潮。中央再次派调查组赴新疆处理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并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上海市方面决定放宽政策,合理解决上海知青的实际问题。即分期分批把一部分符合政策规定的青年商调回上海或迁回上海落户。从那以后,经各方努力,先后有1.6万名上海知青回到上海,但留在新疆的仍有3万多人。也有的回上海后,因工作不合适又返回新疆。
建国初期,王震指挥数十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建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1962年以后,又有40多万城镇知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进军北大荒。“文革”动乱期间,那里的城镇知青同云南、新疆的知青一样,也遭遇到许多不幸与苦难。1978年,垦区内知青病退、困退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当年年底,黑龙江垦区就有20多万知青通过各种方式返回城市。到1979年第一季度统计,黑龙江垦区又有7.4万名知青离场返城,另有6万多人待批,仍有10万人留在农场花名册上。
当云南、新疆垦区知青返城浪潮汹涌澎湃时,北大荒也刮起了“暴风雪”。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里,曾经形容:“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
中央果断决定停止上山下乡
知青返城浪潮声势浩大,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深感震惊。1979年8月17日,中央在京紧急召开部分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原希望通过表彰先进,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遏制汹涌的返城大潮。但是,事与愿违,会后的知青返城浪潮势头有增无减。原先全国在乡知青尚有502万人,可到了1980年6月只剩150万人,而且返城势头还在继续发展。
中央书记处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胡耀邦态度更明确:“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他认为“一举两害”是既害青年又害国家,主张顺从青年人求知上进的愿望,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人才。既有利于青年成长发展,又有利于国家建设,实现“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让农村多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我们一方面发动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堵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