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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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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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