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绝秦书》2013年面世后好评不断，获中国作家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名、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等诸多大奖.作家张浩文就是吟唱着信天游、秦腔，用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携带着家乡的黄土、黄沙，在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陕西自然环境粗粝，周秦汉唐故地……有人认为陕西作家土气，与现代文明隔阂。我觉得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这里的“土气”是相对于“洋气”而言的，“乡土”土不土，取决于人对乡土的认识。我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一切耳濡目染……张浩文说。
王波：任何伟大作家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家乡，说说陕西家乡黄土高原对您写作的影响。
张浩文：我目前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写的都是陕西题材，这当然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三十岁之前一直待在陕西。一般而言，一个作家的写作范围是被他的青少年生活经历限定的，故乡人，家乡事，大部分作家一生都沉浸在回忆中。
前年，陕西举办过一次长篇小说研讨会，一些批评家，特别是南方籍的批评家共同认为，陕西的长篇小说相比之江南的作品，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宏阔厚重，有史诗品格。
如果把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乡土就是当下中国现状的一部分，乡土如何存在，中国就如何存在，它一点都没有被时代落下。作家关注乡土，就是关注当下的中国，因此不存在所谓时间上的落后差。如果“土气”是指传统的写实手法，那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写实就是“土”，写意就是“洋”？这种以表现手法衡量文学价值的判断方式是皮相之见，这就好像硬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区别高下一样不靠谱。而我以为，面对宏阔的历史和现实，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写实更能逼近真相，写意似乎轻佻了一些。
王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您是怎样走上创作之路的？说说影响您的作家及您的创作成果。
张浩文：我出生乡下农村，家境贫寒，但从小很爱读书，家里没有书，所读的书都是借来的。记得那时为了借书，给别人割过草，放过羊，用劳动换书看。借来的书白天没时间看，只得晚上看，可晚上看书要点煤油灯，家里嫌浪费，只好前半夜假装睡觉，等父母睡着了再点灯。为了不让亮光惊醒大人，只好把油灯和人都用被子遮住。结果第二天一起来，鼻孔全是黑的，父母还是发现你晚上偷着点灯了。小时候镇上的书店我经常去，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一个书店售货员，因为他们守着那么多的书。
上小学时，我就上课时偷偷阅读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一大批文学名著。为这事没少挨老师批评。记得最早写小说是在初中二年级，写了一篇放羊娃智斗地主分子的故事。上高中时写过赞扬农村“新面貌”的小演唱剧本。
我走上创作道路受两位作家的影响最大，一个是王汶石，一个是柳青。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和柳青的《创业史》我那时几乎是可以背诵的。在《绝秦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我的侵染。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走上文坛，至今已经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著作8本：《绝秦书》《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长在床上的植物》《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及《海南民间文学与海南旅游经济》《新时期海南小说创作述略》《沉默的言说》等。在《中国作家》《天涯》《钟山》《花城》《上海文学》《大家》等刊物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五百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多篇入选各种年度文学选本。
特别是长篇小说《绝秦书》引起较大反响，入选“中国作家”2013年度全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名，获《中国作家》第三届剑门关文学大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2013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海南省第一届南海文艺奖文学大奖、陕西作协2013年度文学奖、第四届柳青文学奖、2019年度“精品阅读年度好书”奖等，被翻译为英法等文字。
王波：谈谈您的长篇小说《绝秦书》创作初衷，在新冠疫情的当下，您觉得像《绝秦书》这样的灾难，对文学有什么意义？顺便谈谈您的独特描写叙述。
张浩文：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发生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300多万，逃亡300多万，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超过千万。这场大饥荒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我想，一定要写出一部关于这场灾难的长篇小说，时时提醒人们，为那场灾难树立一个纪念碑。如今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这也符合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不过娱乐需要一个承平富裕的环境，没有战争，不愁衣食，人才可能娱乐。但无论科技怎样发达，人类都无法完全避免自然灾害，当下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新冠病毒就是证明。
以史为鉴，《绝秦书》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我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小说中，那个特定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西安之围、凤翔剿匪、中原大战等，都被纳入笔下。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尽管有一定的依据和原型，但基本还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必须符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必然的逻辑关系。
创作这部小说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用什么语言方式去言说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恢复汉语语感，严禁语言穿越。在我们已经习惯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流行词汇后，稍不留神就会闹出越位笑话，这相当考验作家的学养储备和叙述耐心。另外，一个相对客观的叙述态度，即零度化的叙述语调，对描写灾难的惨相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写作中，要时时跟自己的同情心做斗争，而我又是同情心泛滥的人，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绝秦书》中有大量的风俗民情描写，比如端午节耍社火，春节扫社、敬祖宗、拜年，小孩满月搽黑脸，祈雨时舞龙，等等。
王波：我觉得长篇小说对任何小说家都是一种诱惑，您对长篇小说怎么看？
张浩文：据说现在中国每年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三千多部，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写长篇？这主要与文化工业的兴盛有关。相对于中短篇小说集，出版社更青睐长篇小说，因为读者欢迎。它是一个作家艺术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体现，所以对很多作家而言，他毕生一定是要写出一两部长篇小说出来，以奠定自己的文学地位。
不过，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以中短篇闻名于世的，像蒲松龄、鲁迅、欧·亨利、契诃夫和莫泊桑等人，这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成为文学大师。
假如一个作家真要动手写长篇了，以我的经验，这一定是对人智力和体力的极大挑战。它必须动员作家全部的生活积累，施展作家所掌握的全部技巧，消耗作家所有的学识资源。除了智力上的挑战外，还是对体力的考验。所以，写长篇一定选择恰当的时机，一是要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可以利用，二是要在自己身强力壮的年纪动手。还有，写作者一上手就写长篇，除非是天才，一般人很难成功。所以我的建议是，作家还是要按部就班，先短篇，再中篇，最后水到渠成写长篇。
王波：您是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谈谈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感受。
张浩文：当下文学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也处于最差的发展时期。
我们先说好消息。当下文学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据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每年经正规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有四千部左右，超过了被大家公认的文学黄金十年（1985—1995）时期的长篇小说出版总量。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学作品产量的增加，这跟农民种田是一个道理。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但质量一定是建立在数量之上，有数量，才有选优的基础。
再说坏消息。现在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很大，这数字膨胀的背后也有危机。一是通俗的、娱乐性强的类型小说出版量大，销售也快，严肃的纯文学出版量少，市场反响也不强烈。据人民文学出版版社著名编辑脚印说，一些严肃作家的作品，即使名气很大的，在他们那里每次也就是印刷五千册左右。二是，长篇小说出版量大，也并不全是来自文学自身的吸引力。很多“爆款”的长篇小说，是被同题的影视剧带火的，现在出版社之所以喜欢出版长篇小说，很多也是在赌影视前景。
文学不可能再回到八九十年代那个全民关注的黄金时代，我们能做的，就是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
现在有很多作家还继续坚守严肃文学。这是好事。在我看来，当下文学最大的危机是它越来越远离我们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这才导致读者对它的冷遇。相比而言，手机微信微博里面的文字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对现实的及时回应。不及物是眼下文学最大的危机。因此，严肃文学要赢得民心，要重塑辉煌，就必须与这个时代建立起互动关系。
王波：谈谈你最新的小说创作情况
张浩文：最新的长篇小说《西风破》已经完成，并将在年内出版。该小说是海南作家协会的资助项目，同时入选中国作协2019年度全国重点扶持长篇小说目录。该长篇也是我的“关中三部曲”之二（《绝秦书》是之一），是我献给家乡的文化礼物。我的家乡是关中西府，这里是周秦两代王朝的龙兴之地，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诞生地，记载“中国”二字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在这里出土的，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的根脉就埋藏在这里的黄土高坡之下。我的“关中三部曲”打算用百万字的篇幅，把近代百年以来的关中社会变迁容纳都进去。《西风破》是第二部,它是写一个人寻找亲人的经历，时间跨度很长，从193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与《绝秦书》多线交错的结构不同，这是一个单线发展的故事，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有所改变，《绝秦书》比较粗粝，这个偏向典雅。希望读者、媒体朋友们多多支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