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当地贫困发生率高达80%。随后几十年，国家针对西藏的深度贫困问题实施了综合性的援助行动，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尽管如此，到2012年时，西藏的贫困发生率仍为26%，60多万人处于贫困状态。
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将消除贫困作为优先工作，突出强调“精准”原则，不断探索创新减贫手段。2019年底，西藏自治区政府宣布全区74个县的62.8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1499元人民币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全部实现脱贫。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西藏人民迸发出蓬勃的内生动力，并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扎日乡推进家庭旅馆试点，经过培训，20个家庭旅馆正式营业
从贫困乡到小康村
地处偏远的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扎日乡因为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入选西藏首批风景名胜区。然而过去守着天然旅游资源的扎日乡，却因为道路、水电、房屋等基础设施落后，成为无人问津的深度贫困乡。
贡觉曲珍，是土生土长的扎日乡人，毕业多年后成为乡长，见证了脱贫攻坚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今村民们搬出危房住上了安居房，家家户户通了电，从隆子县到扎日乡的柏油路，过去七八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三个多小时。”贡觉曲珍说。
2018年，扎日乡的农牧民通过务工和国家边境补贴实现了全乡脱贫。脱贫后的贡觉曲珍带领乡亲们在海拔27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种植茶叶，发展传统的藏白酒、藏香、竹器加工等产业。
“乡里的茶园已经有200多亩，2020年第一批培育的高山古茶叶生产出成品，销路不错。今后打算逐年扩大种植面积，稳扎稳打，不盲目扩张。”贡觉曲珍谋划着下一步乡村振兴路。
藏白酒厂的经济效益更为可观。致富带头人平措多吉告诉记者，为了迎合市场多元化需要，2021年他利用扎日乡特有的野玫瑰果资源，研发了一款玫瑰酒，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现在我们扎日乡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边境小康村。房子建得漂亮，幼儿园、医院基础设施健全，还有产业园可以增收致富，所以乡里的年轻人都愿意留在家乡工作生活，很少有出去打工的。”贡觉曲珍介绍说。
从贫困乡到小康村，从荒山坡到产业园，扎日乡的发展路径是西藏减贫实践的一个缩影。西藏自治区从现实区情出发，把发展生产作为脱贫之本，把易地搬迁作为治贫之要，把教育支持作为治本之策，把生态扶贫作为惠民之举，把社会保障作为兜底之法。“西藏的减贫路径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做法，也有很多创新与探索，值得肯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张云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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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的秘诀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直以来，有关扶贫的理论基础、扶贫的具体措施等问题，学术界长期有意见分歧。从全球范围看，减贫效果并不理想，且进度缓慢。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随后，他针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着力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问题”。精准扶贫为西藏减贫成功提供了政策保障。
扎日乡全境总面积5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93人。脱贫攻坚初期，贡觉曲珍带领乡干部对全乡常驻人口进行100%入户走访，精准识别真正的贫困人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量身定制减贫方案并付诸实施。“我们分析每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劳动力状况、可能的增收途径等，与村民共同协商，确定村庄产业发展思路，确定发展什么样的合作社，然后给予资金扶持和其他帮助。”2020年，扎日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超过12000多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高度肯定中国的减贫方略。他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当然，西藏的减贫经验还离不开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特点制定出的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腹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是亚洲水塔，全球气候调节器。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因素制约，西藏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宗教信仰氛围浓厚，信教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不足。由此，西藏制定出了“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原则，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扶智和扶志双结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具体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就像扎日乡发生的变化。
此外，西藏还不断创新减贫理论与扶贫实践，构建脱贫攻坚新机制。根据西藏农牧民受教育水平低，远离中心市场等特点，注重发挥村级组织和农民合作社作用，通过集体力量带动贫困户脱贫。帕那村是西藏北部草原地区的一个牧业村，全村246户，有65户贫困户。帕那村的传统生计模式主要是放牧，将剩余的畜产品如活体牛羊、牛奶等出售给商贩。由于草场面积有限，很难扩大畜群规模，加之人口快速增加，单纯依靠传统畜牧业收入微薄，已使许多牧民家庭陷入贫困。2017年，帕那村成立了特色畜产品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全村的草场、牲畜通过入股方式，实行集约化经营，牧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大大减少，许多牧民可以外出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方式开展工业化养殖，并开办了乳制品（鲜奶、酥油、酸奶）加工厂等，实现规模化经营，打造市场品牌，提升了畜产品价值。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扎洛介绍，正是因为看到发展合作社对西藏减贫工作的积极作用，201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大力扶持合作社发展，到2019年底，共建立13726家农村专业合作社，16.5万个家庭加入合作社，贫困人口年均收入接近1万元，说明这项政策是成功的。
按照中国政府最新的发展规划，到2035年西藏农村要初步实现现代化。扎洛认为发展合作社不仅是西藏减贫行动中的重要经验，也应该成为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
为国际减贫事业增加信心
西藏的减贫实践使广大农牧民的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8244元，增长到2019年12951元，增长了57%；贫困人口的收入从2015年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增长了522%；消除了绝对贫困，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西藏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在中国的减贫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西藏当雄县脱贫增收的经验，写入了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6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扎洛介绍说，与西藏具有类似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特点的世界其他地区多数都是深度贫困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区、安第斯山区、东非高原等。如何改善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条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是长期以来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二战以来，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的引领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手合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国际减贫成效与人们的预期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脱贫攻坚，特别是在西藏这样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给全球反贫困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极大地提振了人们的信心。
“立足于中国的扶贫经验，立足于西藏的脱贫实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对国际社会的价值日益彰显。那些希望加快发展、独立发展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的扶贫经验中获得启示。事实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