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瞭望 | 20世纪后50年新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三次飞跃
《十七条协议》解决了西藏的主权问题，民主改革解决了西藏的政权问题，自治区成立解决了西藏的制度问题，全国人民的支援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社会动荡不已，边地屈辱不堪；20世纪后50年，新西藏发展实现了三次飞跃，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安居乐业；如今的西藏，已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发展基础之实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之好前所未有、发展后劲之足前所未有
文 | 刘伟
回首《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前后经过，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了和平协议，也正是这个伟大的和平协议，使西藏全境获得和平解放，协议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协议签订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以和平方式进军，以实际行动帮助西藏人民，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戴和欢迎。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至达赖集团叛逃境外之前，《十七条协议》一直是西藏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履行的法律性文件。
3月29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技术工人在拉林铁路进行接触网精调作业 焦宏涛摄/本刊
民主改革解决了
新西藏政权属性问题
如果说，《十七条协议》解决了西藏主权归属问题，民主改革则是解决了新西藏政权属性问题，从两种政权并存到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实现了西藏社会发展历史性飞跃。
《十七条协议》签订，虽然使西藏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机构不统一，以卫藏为中心是以达赖为首的噶厦政府，掌管西藏绝大部分地方，以后藏日喀则为中心有班禅的堪布会议厅，在昌都有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1954年9月，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12月，班禅喇嘛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北京期间，经过商议并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达赖喇嘛为主任，班禅喇嘛、张国华为第一、第二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专程赴藏参加筹委会成立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授予达赖喇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印鉴。
本着毛泽东对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进藏解放军、地方干部和西藏爱国力量积极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隔阂逐步消除，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得到加强；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1956年，民航在拉萨试航成功，极大地改善了西藏交通运输，增加了物资供应，保持了物价稳定，赢得了基层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信赖。
《十七条协议》除了提到几个“不变”，如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地位职权不变，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不变等。协议也提到西藏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要逐步发展西藏的教育、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如此，西藏有必要进行改革，但协议第十条细致地提到，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1956年10月，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共同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班禅喇嘛即返回祖国，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即受到国外势力及流亡美国的达赖哥哥及西藏地方政府原官员夏格巴等人的包围和鼓动，他们力劝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组建流亡政府，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达赖喇嘛在游说中瞻前顾后，滞留印度不归。
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抽出时间，连续三次找达赖喇嘛谈话：“周总理给达赖喇嘛转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已决定西藏在六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之后是否改，仍然由西藏人民和你们决定。毛主席希望你早点回西藏。'周总理指出，有人想把你留在印度搞‘独立'是行不通的。闹独立，反对中国，是叛国行为。......世界上有人喜欢听骂共产党的话，你骂一次共产党，他可以给你一些钱，再骂一次，还可以给些钱，骂三次四次以后，你拿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人家听着也没什么味道了，也就不再给你钱了。何况你骂共产党，并无损我们的事业胜利发展。”[31]周总理苦口婆心晓之以理，使达赖喇嘛解除了在改革上的顾虑，于1957年2月由陆路经印度噶伦堡到达西藏边境小镇亚东，4月回到拉萨。
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急切盼望改革，而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三大领主既得利益和特权反对、阻挠并拖延改革。
为什么怕改革、反对改革？我们看看当时是怎样的西藏：“1959年之前的西藏，实行的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3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西藏上层一些坚持分裂立场的顽固分子则是为自己谋私利，甚至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不惜勾结国外势力破坏协议，背叛祖国，他们制造分裂的活动一直没有消停。
1952年，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支持西藏地方非法组织“人民会议”不断在拉萨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在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交涉下，达赖喇嘛同意将两个司曹撤职。[33]
1955年，噶伦索康到康区煽动武装叛乱，1957年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1959年3月以“卫教”名义从其他藏区汇集到拉萨的武装分子已有数千名之多；8日，达赖喇嘛原定10日到西藏军区看演出，受到煽动的2000多市民和一些武装分子包围了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阻止去军区看演出。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给达赖喇嘛连去三封信，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制止武装挑衅，达赖喇嘛也回复了三封信。12日给谭冠三政委的复信说：“对于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16日复信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然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但是，在次日即17日深夜，达赖喇嘛在噶伦索康等人及美国中情局培训的藏籍特务挟持下，逃离拉萨去了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机关发动了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34]
虽然达赖喇嘛逃亡路上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并在抵达印度即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