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有福娘在的地方，3年成村，5年成镇，10年就能成一座城。”尽管这只是个传说，但在此情此景中从岑开文的嘴里说出来，竟多了几分现实意味。他抬手指向窗外，笑着说：“你看，下面这个社区，不就是从小村变成小镇了吗？”从福娘阁的三楼向外望去，可看见整个茶源街道的布依茶源小镇，这是个移民搬迁社区。万亩茶山将其环抱，布依族元素的房屋鳞次栉比，宽敞的道路边停了不少车辆，行人如蚂蚁般细小，匆匆穿梭于四通八达的街道中。
布依茶源小镇
他又给我添上了茶。经过数次冲泡，琥珀般的茶汤色泽已越来越淡，可岑开文胸中的感慨却似越发浓郁起来。我们见面之前，他才刚乘着午间那班高铁从贵阳赶回普安，抵达时已近下午2点，顾不上吃一口午饭，便和我坐在这福娘阁的顶楼喝起了茶。茶喝了好几泡，他不仅没感觉饿，反倒愈发情绪高昂，目光炯炯，说起那些往事时更加细致入微。毕竟，那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像这楼阁之外由山村演变而来的小镇，其中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
望着楼阁外的小镇，四通八达的街道似乎与岑开文记忆中儿时的山路重合，他还是那个背着背篓去卖茶青的孩子，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呼吸同连绵的林间小道一同起伏。他的目的地是茶神谷，那里有国营茶场设的收青点。
普安县细寨布依人家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岑开文
岑开文并不是家里第一个与茶扯上关系的人。他出生在茶源街道下辖的联盟村，是普安县的一个传统种茶村。生于1979年的岑开文，儿时尚不知普安拥有世界唯一迄今200多万年的四球古茶籽化石，只是听老人讲，普安种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而联盟村所倚靠的群山之间，也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些许证据，如人们熟知的茶神谷，以及一座曾经由历史人物孙可望捐建的茶庵寺。
传说和历史故事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岑开文更关注眼下的生活。24岁以前的岑开文，生活一直过得较为富足。爷爷早在20世纪70年代拥有了一个200多亩的茶园，后来，由于当地举全省之力发展万亩茶园，便将这200多亩茶园归为国营。作为回报，靠种茶为生的爷爷，以及父亲、三叔、幺叔等家中男丁，均进入到国营茶场获得一份工作，父亲还在1994年时，被分派到茶神谷附近带头建设分场，成了国营茶场二场的场长。
联盟村的茶叶基地
从光着屁股的时候就跟着父辈在茶山上打滚，岑开文18岁读完初中后，便也理所当然地进入到茶场，成了一名技术工和质检员。不过，他没有赶上好时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普安县是红茶出口基地县，出产的红茶运往寒冷的西伯利亚，进入到前苏联人的生活中。那时，茶场工人的生活风光无限，90年代初期，就连一名普通工人的工资每月都有600多元，远比在税务局、环保局等部门工作的同乡高出许多。年少的岑开文，常常骑着家人花了五六千元买来的“太子摩托”在镇上显摆，可谓出尽风头。然而，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普安国营茶场几乎“断粮”。1997年，岑开文进入茶场工作时，尚未感知到市场的冲击。可是，船太大了不好调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层层推高，市场经济的潭水被搅动得浪花四起，国营企业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从2000年开始，国营茶场连年亏损，大量茶场关闭，逐渐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企业重组成为历史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下岗。2002年，岑开文也被列入到下岗工人的队伍中。
春茶采收时的盛况
此时的他不过24岁，下岗带来的失落很快被养家糊口的焦虑替代，年轻力壮的岑开文决定自谋出路。他很快联系上几位浙江朋友。其中一位潘姓兄弟，曾经在茶场里扮演着“乙方”的角色，远道而来在茶场炒茶带到浙江销售。如今，岑开文与他角色调换，成了那个求助人。他拨通对方的电话，寒暄几句便尽量用平静的语气提起：“我们这里的茶场已经不行了，我想自己出来闯一闯，过来和你一起干，你看如何？”姓潘的兄弟对这位出身于做茶世家的年轻人敞开怀抱，立刻邀请他动身前往浙江省金华市的武义县。
岑开文在浙江炒茶，但也忘不了老家曾经辉煌的茶园。到了春茶开采的时候，他便与几位浙江的朋友回到老家，打算用这里的优质茶青自己做茶销售。不过，那时的国营茶场虽已奄奄一息，但当地政府仍然舍不得这曾经带来大量税收的产业，明令禁止私人卖茶。岑开文一行像进行一件秘密任务一样，穿过刷满“为了维护国家税收，严谨私人加工茶叶”标语的大街小巷，低调地向茶农收购了茶青，躲到深山里人迹罕至的农户家，架起铁锅开始炒茶。直到凌晨两三点，山里灯火尽灭，人们都酣然入睡时，岑开文便带着他的浙江朋友进入茶神谷，穿过一座宋代时期就架起的古桥，进入旁边没有打击私人炒茶的晴隆县进行销售。
偷偷摸摸地只干了一年多，2003年，他便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老人火急火燎的语气听得岑开文心里一阵阵发紧，对方告诉他，老家的茶场气数已尽，茶农们靠种茶再也睁不了钱，纷纷毁茶改种，那些生长了几十年的老茶树即将不保。“茶树越老越值钱，你是知道的，挖掉了多可惜！”这近乎哀嚎般的声音仿佛化作鞭子，抽打着他催他返乡。
福娘阁
实际上，县里相关部门也早已看清症结所在，不仅国营企业纷纷退出舞台，企业里的能人也受到牵连，或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大多光芒尽褪，甚至过得穷困潦倒。那时，普安县政府推出召唤人才回归的计划，岑开文的到来恰逢时机。
到了回家的那天，岑开文刚走到村口，只见不远处站着黑压压一片人，正冲着他的方向伸着脑袋张望。待靠近时，人群里爆发出惊呼：“开文来了！开文！”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掌声和欢呼。这突然沸腾起来的气氛，让岑开文感到意外，又有些羞怯，自己并非大富大贵凯旋，竟赢得老乡的夹道欢迎，仿佛自己是一个逆流而上的勇士一般。
听说岑开文要回来建厂，联盟村的茶农原本萎靡的情绪都如乌云被大风吹散一空。待到2003年国庆节，厂房正式动工时，茶农们自发集结在工地前。建厂的地方离大路有200米的距离，从浙江开来的卡车装着岑开文购买的炒茶机，无法进入到工地中，茶农们挥着锄头、肩挑背驮，硬生生将那条200米的小路拓宽了一米多，让那辆大车得以驶进工地。岑开文擦着脸上的汗水，那汗水很咸，似乎还夹着眼泪的滋味。
福娘阁也是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军扶贫茶文化传播基地
他知道村民们为何如此迫切。在过去这一两年里，面临重组的国营茶场剧烈缩减规模，许多收青点逐一取消，曾经在下午就能售完茶青再回到茶园采茶的农户们，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收青点前排起长队，苦守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能饿着肚子回家。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包圆他们茶青的新茶厂，岑开文的归来无疑是全村人的希望。
100多个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烘烤着联盟村茶农的希望。岑开文也不负所望，第一年就靠自己在外积攒的人脉换来了7万元的收入。那时，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90元，7万元对大多数人来说简直是巨款。茶农们彻底动了心，一些小有积蓄的茶农找到岑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请求，能否帮忙带着他们一起建厂。此时的岑开文正与河南一家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型公司合作，正愁无法满足客户庞大的需求，当然立刻答应。
不过，建厂需要制茶设备，但茶农们的资金捉襟见肘。岑开文思考再三，决定刷一次“脸卡”试试看。他联系上与之交好的一位浙江老板，对方是专做茶机销售的，向对方“赊”了一批机器。机器到手后，岑开文便发放给有需要的村民，联盟村的茶香日渐浓郁起来。
采茶的布依族姑娘
与此同时，普安县对私人加工茶叶的态度也在转变。到了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出台，明确农民可以自己成立专业合作社加工、销售农产品。同时，普安县也出台文件，提出原则上放开私人企业加工茶叶及销售。岑开文大喜过望，于2007年与当年请他帮忙建厂的几位村民一起成立了茶叶合作社。2009年，他又牵头成立普安县细寨布依人家茶叶专业合作社，60户村民成为社员。
几年来闪烁在联盟村土地上的星星之火，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合作社社员从60人逐渐扩展为600人，原本不到8000亩的核心种植区，逐渐扩张到2万亩、3万亩、5万亩、8万亩……直到今天，整个普安县的茶叶种植已达18.3万亩之多。
从2004年到2015年，联盟村的茶产业虽在发展，但始终举步维艰。毕竟，这里只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小山村，在“打工潮”的席卷之下，不少年轻人才志在四方，并未受到茶香的诱惑。而这远离发达地区的村庄，无论在信息还是技术上，始终落后于外界，产能和技术都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只能游走在产业金字塔的中下阶段。
福娘阁内展示着大量普安红产品
直到2015年，贵州省领导在普安县调研茶产业，对普安茶的历史底蕴和品质大加赞赏，提出“普天之下、安定祥和、红红火火”的“普安红”品牌，为普安县点亮了产业发展的灵感。
自此，普安县陆续引进了多个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茶企，带动产业与全国接轨。“普安红”的名气也逐渐为人所知，2016年，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普安红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尘封在大山之间的历史和传说也在悄然揭开面纱。
早在2009年，父亲与几位老干部在家中吃饭，岑开文作为晚辈在一旁斟酒倒茶。几位老人闲聊之中，提到布依族地区流传的一则关于茶叶的传说。故事中，这种茶专由布依族少女采摘，通过一种秘而不宣的工艺加工成茶，被命名为“福娘茶”。有资格制作这种茶的少女也被推选为福娘，成为布依族产茶区膜拜的对象，也流传下“有福娘在的地方，3年成村，5年成镇，10年就能成一座城”的传说。后来，其中一位老人与岑开文一起查阅各种文献，整理出文章，将“福娘茶”的故事发表在《黔西南日报》中，把这个传说重新带到世人眼前。
岑开文牵头成立的合作社为社员分红
岑开文根据文献记载，将这种工艺复刻到产品中，开发出了“福娘茶”产品。而这件事也引起了不少茶商关注，随后，还有茶商抢注了“福娘茶”的商标。
2015年，“福娘茶”被“普安红”这一公共品牌替代。而挖掘出“福娘茶”传说的岑开文，则被这奇妙的际遇激发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