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引擎逐渐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国区域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趋势：“云贵川”在悄悄崛起。
“云贵川”的核心城市分别为昆明、贵阳和成都。成都多年来在与重庆的不断竞合中愈发强大，最终两者一起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心。而昆明和贵阳，这对曾经的网民口中的“难兄难弟”，近几年也不断发力，不仅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还逆势生长，频频登上国内省会城市经济增速排行榜前列。
远眺昆明城区。 图 | 图虫创意
此外，昆明和贵阳手上都有几张好牌，比如昆明的绿色能源、大健康产业以及连接东南亚的“桥头堡”的标签；贵州则被称为“大数据之都”和“中国数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昆明的经济总量高于贵阳，2019年GDP为6475.88亿元，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提升至12位，但论城市存在感，昆明却不如贵阳。贵阳以大数据为抓手，不仅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得风生水起，还成了“网红城市”，而提起昆明，大家想到的还是其四季如春的气候，滇池、西山交相成映的城景，还有独特的美食。
这让一向“从容淡定”的昆明有些着急。
2020年刚开始时，昆明就表现出了“雄心”：提出力争今年将石油（含化工）打造成为千亿级产业，同时建设一批做优做强产业链的大项目，推动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发布了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将大健康产业培育成为昆明市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近日，昆明又再次明确了今年年度投资计划，涉及新基建投资项目62个，总投资1953.45亿元。包括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智慧+”基础设施、新能源充电桩、轨道和航空基础设施等领域。
昆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昆明该拿什么撑起自己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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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民塑造的城市
昆明所在的云南省是个“宝藏省份”。
地形复杂。
密布的沟壑和林立的山川犹如褶皱，似乎要把云南从中间崩裂。热带雨林、大江大河、高原湖泊、高冷雪峰等在这里都能找到。整个云南高差异常悬殊，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高达6740米，最低点在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海拔只有约76米。
不仅如此，还气候多样。云南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北高南低的巨型阶梯使这里足足出现了北热带、南亚热带、高原气候区等7个气候类型，相当于从海南岛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
昆明滇池，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图 | 图虫创意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云南贴上了诸多标签：“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成了这里的底色，放到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里都相当亮眼。
但如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云南的地理条件并不太好：
首先，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远离国内主要政治、经济中心，绚烂的云南只能孤芳自赏。即便秦朝统一后开凿“五尺道”（路宽五尺）连接了巴蜀与云贵，使云南不再孤独，此后历代王朝也念念不忘经营云南，但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古代，云南很容易就成了一枚“闲棋冷子”。
其次，云南各区域间也因峰连叠嶂的阻隔联系不深，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主导云南的中心城市也在不断迁移。元代前，昆明、曲靖、大理都曾当过云南的中心城市。
还有一个很戏剧化的规律：云南中心城市的交替几乎每隔500年就发生一次。随着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洱海沿岸的大理在当了南诏国、大理国500多年（748—1278年）的都城后，无法摆脱500年一变的宿命，被滇池沿岸的昆明所取代。
元代统治者之所以选了昆明，主要源于两点。一是昆明位置好，正好在云南中间。古代交通不便，“居中而治”是对一定区域实现有效治理的正道，在云南范围内居中的昆明也就更容易受到青睐。同时，昆明比大理更靠近中原，与元大都往来更方便，利于中央政府统治。
二是昆明的水利灌溉条件也更好。农业时代，省城乃至首都是耗粮大户，周边比较好的灌溉条件对于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有很重要的价值。
如果说元朝时昆明再次被推向了云南舞台的中央，成了区域内各城市的“大哥”。那明朝之后，昆明的性格则被不断打磨，具备了统辖区域各方应有的气场。
明朝初期，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大将领率30万大军远征云南，后来这些军人大多留在云南。他们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打仗，打仗之余还要耕田种地。“屯种听征”拉开了向云南大移民的序幕，此后陆续到来的汉族移民达三四百万之多。
相应地，昆明城也被好好营造了一番，街道市井、署衙书院、寺观禅院、官邸民居、商铺作坊等都渐次铺开，吸引内地各种技术人才和商业人才，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昆明城市化得以提升。
而到了清朝康熙平藩后，云贵总督府在昆明设立。云贵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昆明的政治地位提升，昆明的城市功能、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
此外，为了便于开矿，清政府对云南交通下了很大功夫，以昆明为中心的滇黔线、滇川线、滇贵线等逐步建立起来，甚至连接到了缅甸、越南，云南交通网得到前所未来的扩展，而昆明稳坐中间，不断向四周扩散着影响力。
1840年前后云南驿路交通状况示意图。
图源：《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
除了昆明，滇西南红河流域的元江、滇西的大理和腾越（即今腾冲）、滇东的曲靖等次区域中心城市也发展起来。
古代城市繁荣的一大标志就是人口，清道光年间，昆明的人口就接近30万，而几乎同期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人口也刚超过30万。
当时昆明及整个云南的发展潜力绝不止于此，但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存在，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天然具有的外贸优势基本没怎么得到开发，商品流通规模很小，甚至直到1875年，云南对越南的出口几乎为零。
即便在云南外贸最活跃的19、20世纪之交，其进出口总额也不过40万-50万英镑，而同期单是广州一处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达到了2000万-3000万银元（大约相当于250—375万英镑）。
总的来看，此时的昆明已经是一座广泛接纳移民，并被多种文化长期糅合的城市，渐渐变得自由包容、圆融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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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中的意外收获
1866年6月，六个法国人组成了一支“湄公河探险队”，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逆流而上，他们的目的就是证实一下湄公河能否利于通航，从而考虑把中国西南地区的物产运到西贡去。在此之前，法国已武力侵占了越南南部六省。
这支探险队跋涉了5000多英里，其中3000多英里是西方人此前从未涉足之地，他们被无数的水系和难以适应的气候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找不到源头，最后得出湄公河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并不适合航行的结论。但他们结合探险中的见闻断定，另一条河流红河肯定能由滇入越。
在法国觊觎云南这个“宝藏省份”时，英国也没闲着。英国早在1852年就发动了侵缅战争，占领缅甸，然后就开始谋划从缅甸仰光通往大理，再进入四川。
英国于1875年组织了一支近200人的探险队，也许因声势过于浩大，在闯入云南后，探险队与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其中名叫马嘉理的英国翻译官被打死，其余人被赶回缅甸。但此后英国利用这起事件大做文章，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了云南。
看到英国向云南步步紧逼，法国很着急，作为18世纪与英国比肩的殖民强国，在此前北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争夺中，法国基本没捞到什么好处，如果连云南也丢了，那法国扩张的野心就只能悄悄藏起来了。情急之下，法国在1883年发动了中法战争。
这场战争中，虽然清军也打出了诸如“镇南关大捷”等漂亮战役，但孱弱的清政府已经不能继续支撑这样一场战争，最终落败。于是，法国也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了云南。
就这样，英法两个侵略者分别以缅甸和越南为据点，各自从云南东西两边发力，你通商，我通航，你修路，我架桥……虽然是为了榨取资源，掠夺市场，但竟也无意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使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危难中成为了西南门户重镇，也使自由散漫的昆明慌乱中跟近代工商业结了缘。
1884年，当云南疲于应对英法两国的侵略时，早已认识到侵略者工业品威力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在昆明创立了云南机器局，这是整个云南的第一家近代企业，主要生产火炮。后来，冶金、电力、玻璃、火柴、卷烟、制革等企业依次铺开，有的甚至引领了全国风尚，比如耀龙电灯公司兴建的石龙坝水电站，就是我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
与此同时，继蒙自、河口（今属红河州）、腾越（今腾冲）、思茅（今属普洱市）开埠后，昆明也于1905年开埠。
跟前面众多“小兄弟”有所不同，昆明是主动开埠的。
当时英法的触手已经伸到了云南周边，选定的几个通商口岸都是重要节点——腾越是云南进入缅甸的门户；蒙自和河口是红河沿岸的重要口岸，而红河能通往越南；思茅是云南传统产茶区，也是滇西南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昆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一直被英法惦记着，主动开埠肯定比被英法“碰瓷”开埠好得多。
云南当时主要通过蒙自、腾越、思茅“三大关”进行贸易，开埠后的昆明充当商品集散腹地，外商纷纷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公司，直接经营从各口岸运来的各种洋货，昆明的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有商行仅靠销售瓜子、蜂蜜、白糖等土产每年就有“数万金生意”，与光绪初年昆明土产销售“寥寥无几”的状况对比鲜明。
开埠5年后，又一件深刻改变昆明城市格局的事件发生：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这条翻山越岭跨河谷的铁路从昆明一直修到了越南海防港，这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由中法双方合资建成，中国出土地、劳动力及负责以后的维修、保养等，法国出资金和技术。
滇越铁路路线图。图源：昆明日报 王丽娜/制
自此，云南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原来从云南运货到海防港，靠马拉肩扛，最快也要半个月；有了铁路后，从云南锡产地个旧到海防港只需4天左右，而从昆明到海防港，再坐船去香港，也仅需一周。
从此，云南贸易量成倍往上翻，滇越铁路云南段垄断了云南近85%的进出口贸易，100%远走南洋、欧美的客货、邮路运输。
滇越铁路。 图|图虫创意
1908年，云南对外出口额为1200多万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滇越铁路开通两年后的1912年，这个数字便一跃达到2200多万关两。
但滇越铁路的开通也让洋烟大量涌入云南，迅速占据市场，烟草制品成了云南进口货物的第三位。
1922年秋天，一个名叫庾恩锡的云南墨江人在昆明创立了亚细亚烟草公司，为了缅怀蔡锷将军及其领导的“重九起义”，他将公司创造的第一个卷烟品牌命名为“重九”，跟当时云南众多烟草品牌一起，开始了与洋烟的激烈抗衡，不过在当时支持国货的潮流下，亚细亚烟草公司很快把洋烟的气焰打了下去。
尽管后来亚细亚烟草公司停业关闭了，其他70多家烟草企业也因为规模较小而渐趋衰败，云南烟草一段时间在全国市场上平平无奇，但云南烟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故事刚开始的还有当时的昆明，借助滇越铁路，昆明变得很风光——滇中、滇东及部分滇西地区的货物先运到昆明，然后通过滇越铁路疏散到各处。涓涓细流汇成奔流大河，昆明稳坐水中央，成了全省的广阔腹地和交通核心点，资金、市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此交融，新生产力呼之欲出。
但昆明毕竟缺乏积累，1933年国民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东部上海、广州、天津、无锡、青岛的工业资本就占了全国58%多，工业产值占了70%多；中部地区工业集中在武汉，属中上水平；西部地区的佼佼者重庆工业水平也只是处于中下水平，而西安工业产值仅占全国0.02%，当时根本不值一提。昆明未被列入统计，但能想象其在全国大体是什么水平。
或许当时“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昆明也并没有太把这个放在心上，反而因为那几年的跨越式提升而有点小兴奋。
然而，一座城的命运是参差多态的。渐渐习惯于从容淡定的昆明未曾想到，终有一天自己也会被置于潮头搏击风浪。
3
颠沛流离的光辉岁月
1937年11月16日，70多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写下遗嘱，登船先行入蜀，三天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接着，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自东向西的人口和物资大迁移。
当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全面侵华，北平、上海等东部大城市相继沦陷，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分布着全中国的工业精华，几乎所有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都在这。所以，尽快迁走这些战略物资才能保住中国民族工业的元气。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封锁了中国沿海，切断了中国大陆同国际社会的海上交通线，让中国拿不到海外援助的各种战略物资，这也成为中国抗战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很多人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云南——紧邻越缅，能构建国际大通道，且对内相对封闭，能有效抵御日寇入侵。于是，云南就成了不亚于川渝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正所谓“西南边疆，无事则已，有事则云南首当其冲。而云南一隅之得失，小则关联西南诸省之安危，大则影响整个国家之兴废。”
一时间，大批沿海或内地的中央、地方及民营企业纷纷内迁到昆明等城市，冶金、纺织、机械制造、军工、化工、交通等企业都来了，有的是绕道越缅北上进入云南。
在众多来滇的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央机器厂（昆明机床厂前身）、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厂等大型机械厂，这都是当时“央”字辈的大牛企业。比如中央机器厂，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奇工厂”，厂长王守竞提出的经营方针是“你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当时各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蒸汽发电机、电动机，车床、铣床，碾米机、抽水机，都是从这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这让原本机械工业十分落后的昆明瞬间有了重量级产业。
据统计，截至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工厂企业已达80个，昆明工业内迁数量仅次于重庆、川中（即四川中部），昆明也因这些企业的迁入形成了四个区：茨坝（以机械制造为主）、马街（以电工器材为主）、海口（以兵工生产为主）、安宁（以钢铁生产为主）。
此外，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战时工业集中分布的8个省份中，云南工厂总数最少，但其实缴资本和币值资本却高于除重庆、四川之外的其他各个省份，说明了单个企业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而云南机械、化工等“重磅产业”多集中于昆明，不难想象，迁入昆明的产业都有相当高的技术及资本密集度。
战时工业地域分布表 图源：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当时，除了这些带有官方色彩的大企业，商人们也没闲着。云南人缪云台创建了昆明水泥厂、王少岩开办了云茂纱厂，从江浙迁来的卢根记营造厂承包建筑，上海“冠生园”也在那时来到昆明，带来了西式糕点。
跟工业一块迁入的还有资金，当时的国民政府“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来昆明设立支行，东南亚地区帮助国内抗战的海外侨胞也把资金汇到了昆明。
人才也来了。提到人才，就得说西南联大。
战时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西南联大，后来长沙沦陷，学校只得临时迁往了昆明，这一待就是八年。
当时中国的几乎所有文化精英都集中到了这里，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接踵而来的还有茅盾、老舍、巴金……都是振聋发聩的名字。
昆明接纳了各路文化深流，融化了他们心中的苦闷，而散居城中的教授学生们也组成了昆明的“精神高地”。
于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开枝散叶了，这八年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和邓稼先在内的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不计其数的、在新中国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人才。
产业、资本、人才再次在昆明这个绚烂多彩的城市中融合，昆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产业高级感、文艺范儿、国际范儿都大为提升。
当然，在那个敌寇来袭，战火纷飞的年代，成长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7-1945年全面抗战期间，在主政云南的龙云领导下，共有42万云南人投入抗战一线，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随着沿海通道相继被日军封锁，处在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后来开辟的驼峰航线三条生命线连接点的昆明，是中国对外联络，接受援助的唯一支撑点；
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昆明及整个云南的农民努力开荒、生产、节衣缩食，负荷因战争涌入的同胞，并为抗战前线提供大量抗战物资，所以中国很多“第一”都出自昆明：第一台汽车、第一台军用望远镜、第一炉电力炼制的钢水……
应该说，身居偏远南方的昆明人，多数时候是以一种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不慌不忙地安居乐业，然而一旦需要，昆明人又会做出石破天惊的壮举，甚至改写历史的进程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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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好牌闪耀西南
抗战结束后，大量工厂和人员陆续迁出大后方，国内经济重心重回东部沿海，昆明工业开始下滑。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昆明工业总产值只有0.88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但当时大家整体水平都不高，成都也只有0.97亿元，西安为1.11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凭工业崛起的“中部黑马”长沙，彼时工业产值只有0.58亿元。
此后，作为省内优先建设的城市，国家重点对昆明的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电力等产业进行建设，新建了昆明水泥厂、普坪村电厂、昆明拖拉机厂、云南印染厂等企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有两件事不能忽视：156个重点核心项目的建设和“三线建设”。
“一五”“二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核心项目有1/3布局在了重庆、成都、西安和兰州，云南获得的4个项目安排在了个旧、东川（后成为昆明下辖区）、会泽，作为省内“一哥”的昆明一项都没有。
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中，成昆线、贵昆线等铁路缝合了“云贵川”的铁路网缺口，让昆明的触手进一步延伸，但昆明在产业方面的支持还是比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弱了不少：
重庆接收了东部迁来的上百个大项目和数十万技术工人，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
成都不但机械、电子、航空等产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且绵阳、广元、西昌等一众“小兄弟”也“各怀绝技”；
西安的航空、航天、重汽等产业借此成长了起来，大批院校和研究所的迁入也让整个城市“脱胎换骨”。
昆明为什么当时没像它们一样得到那么多支持？
这跟美国有关。
“三线建设”前，美国在越南燃起了战火，让云南既是“三线”，又成了“一线”，考虑到战争危险，云南当时没被作为重点地区，其投资仅是全国投资的7%多，是四川省的36%，略高于贵州。
但当时的昆明并没因此而郁郁寡欢，反而依靠前期形成的“小而全”的工业门类，在工业领域频频发起冲击。
1958年7月的一天，在昆明城北郊远离市中心的云南卷烟厂（后改名为昆明卷烟厂）里，一个名叫徐天骝的农艺师研制出了一种新的香烟配方，这个新品种与当时中国烟草业最好的上海烟风格迥异。香烟无论是从色泽、香味还是品质，都堪比英国老牌香烟“茄力克”，经鉴定其质量达到卷烟中的最高级别：甲一级，此后开始大量投入生产。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只等着为它取一个好名字，大家商量后，将其命名为“云烟”。
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一年，在离昆明不到100公里的玉溪，玉溪卷烟厂第一包红塔山香烟下线。次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几箱红塔山香烟送到北京。
虽然此时烟草界以上海、青岛、天津生产的卷烟为主，但此时，日后“上青天时代”的两大终结者均已齐聚舞台。
与此同时，在重工业领域，昆明机床厂也向属齿轮、精密箱体等关键零件制造工艺发起冲击。随着一道道技术难关的突破，1965年，昆明机床厂研制出了T42100大型双柱坐标镗床，这种有着18887个零件的大型精密机床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复杂的机床之一，称之为“机床之王”也不为过，而昆机则摘下了精密机床的“王冠”。
成立于1958年的昆明机模厂也渐趋辉煌，当时生产模具的工厂在云、贵两省只有这一家，连老牌“茅台酒”的酒瓶模具也由该厂负责生产。
改革开放伊始，昆明在工业领域依然锐气不减，不仅昆明机床厂、云内动力、昆明卷烟厂、CY集团、昆明钢铁厂等重点企业的发展迈入了快车道，而且还孕育出了“白玫”牌洗衣机、“兰花”牌冰箱、“春花”牌自行车、“山茶”牌电视机、“茶花”牌汽车这“五朵金花”，让全国商界惊羡不已。
“五朵金花”都是军转民的成功典型，代表了那个时代“昆明制造”的辉煌。
“白玫”牌洗衣机是当时全国少有的洗衣机生产企业，《云南日报》甚至曾称之为“大西南的创举”。
“兰花”牌冰箱几乎走进了那个年代云南的千家万户，它是航空航天部昆明电冰箱厂引进意大利先进技术生产的当时代表国际水平的产品。
“春花”自行车主打女式自行车，当时昆明满大街都能看到男士骑着 “金鸡”自行车，女士骑着 “春花”自行车的身影，这成为一种潮流。
当年全国开始生产电视机的就只有三个基地：天津生产的“北京”牌，上海生产的“上海”牌，昆明生产的“山茶”牌。“山茶”电视机虽然比前两者产量少很多，但鼎盛时期也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建立了销售网点。
“茶花”牌汽车更是曾创下汽车和汽车底盘年产量超过3000台、销售收入达1亿多元的业绩。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这些产品往往供不应求，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昆明制造业让这座城市陡然一震，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连昆明的卷烟业也做出了创新，整个云南对烟草工业先后投入了450亿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来武装云南烟草工业，使云南烟草产业于1982年成为全国龙头产业。
1984年的“春城”。图源：昆明日报
“当时，整个昆明火车站附近宾馆的房客，一大半是从全国各地来云南倒卖卷烟的，整个中国烟草可以说是唯云南马首是瞻。”一位媒体界人士如是感叹。
烟草制造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集聚大量的财力。举个小例子，著名的“烟草大王”褚时健，在他52岁时（1979年）被调往云南的玉溪卷烟厂，随后17年里，他带领玉溪卷烟厂累计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一年上缴税金曾经占到了云南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云南也就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