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的新疆地区，当地的一些贵族及少数头人在沙俄的支持下相继发生叛乱。清政府两次出兵新疆，才先后平定了叛乱。但沙俄对我国西北边境仍旧虎视耽耽。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这一地区的边防力量，决定增派重兵驻守。公元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及所属辽阳、抚顺和凤城等15个城镇，选调骑射娴熟、骁勇强悍的锡伯族官兵1020人，连同家属共计3000余人分两批调往新疆伊犁御敌戍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暑、顶严寒，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行程万里，到达新疆伊犁。 锡伯族民间诗人关兴才老先生,整理而成的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伟大的历程:
披荆崭棘跨过了万水千山,
栉风沐雨经受了万般苦难,
男女老少紧跟坚硬的牛蹄,
攀登西陲峥嵘的山峦。
凭一双开天劈地的臂膀,
架起了桥梁,开拓了坦途;
靠一双钢铸铁打的脚板,
踏平了荆棘,征服了凶险。
啊!誓以报国的英雄民族,
何畏关山有千难万险,
闯过了雄峙的果子沟,
披肝沥胆结束了西迁。
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戍边的壮举。西迁的锡伯族同胞和当地各兄弟民族团结奋斗，为保卫边疆，平定分裂主义分子，建设边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开凿的察布察尔大渠等，现在仍灌溉着万顷良田;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边疆的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们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离开沈阳就近出彰武台边门，有东西两条路，是走哪条的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盛京图"及"内蒙图"均有东、西用土色绘着的"大道"。西路过彰武县奔阜新市、经义县、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兴隆，进关过北京再西北行，出张家口(出关)，经内蒙，奔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再西行。再看东路:过彰武县就进入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地区，沿养息牧河北上的大道，经科尔沁左翼后旗，到通辽，再逆西辽河上行，过开鲁、阿鲁科尔沁旗，西、东乌珠穆沁旗、右翼后旗，到中前旗，过克鲁伦河，上克鲁伦路西行，经车臣汉旗、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到乌里雅苏台。
两相比较，否定了西路，肯定了东路，并照东路绘制进军路线图。思考程序及理由如下:
其一，西迁大军两队先后行进，是个很大很长的队伍。每队兵五百名、管带协领及防御与骁骑校各五名，官兵家属一千六百余名，计二千一百余名，两队共四千二百余名。以兵为户，以户为家，牧放前行，是个长长几十里的行军队伍。没有水，没有草，是不可想像的;沿河流与选取丰美草原而行，是必不可缺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只东路有，而西路没有。
其二，所拣选来的锡伯官兵，都需是"马背技艺谙练"的"能牧者"，故而规定了"由塞外行走"。西路进关内行，后再出关，根本违背谕旨，行不通。只有东路，从牧区行走，方合指定行军路线。每个兵都是放牧的能手，"游牧之时，须逐水草不时迁移，牲畜方可膘壮"，"马匹牲畜非但不致疲劳，且大有裨益。"
其三，前面讲过，"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是对"由塞外行走"的具指定。只有东路经内蒙哲里木盟的南部，中部与西部，昭乌达盟东北部和锡林郭勒盟的东部与东北部，进入外蒙的车臣汉部，才能走上"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而西路向内行，出张家口到塞外，奔乌兰巴托，根本走不着"克鲁伦路，与指定路线不符。
第二，就是上面说的只能走东路、不能走西路的理由之三，即"出彰武台边门"，经" 克鲁伦路"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路段，在路线图上，绘成虚线，就是留有余地，表明这只是初次试绘。因为在《锡伯族简史》等书中，所引用的清文献资料记载，都是"出彰武台边门 "。"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但这只是一个大跨度的走向，其间并没有经过的河流、草原、旗县与地区等，所以绘制的路线图，填补了这一大路段的空白。
第三，经克鲁伦路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朗特)。这又是一个大的路段。《锡伯族简史》等书援引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有关条文(汉译文)，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怎个走法，所经过的地区地势如何，均无文字记载。察《乌里雅苏台图》。西迁大军上克鲁伦路后，是逆沿克鲁伦河西行，在外蒙古高原(实际上进入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就已进入了蒙古高原)上行进，"图"上有驿站'大道'线，经东臣汉旗。中族库伦(乌兰巴托)，过杭爱山，抵达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过冬。因官兵使役的牲畜，经长途乘骑驾驮，绝大部分已疲惫瘦弱，加之八月末的北部蒙古高原，已是寒气凌人、草木枯黄的季节，无法再继续前进。经过休整，倒毙的牛(也有少量的马)得到补充，经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准，从当地牧场借给马五百匹，驼五百峰(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这些行军中的挫折与艰难困苦，路线图是无法表述的。但有一点，即此段路线图，未将线路绘进乌里雅苏台城内。而在其城之南沿蒙古路西去，可能有失实之处。
第四，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中旬，草木返青之后，休整后的西迁大军，仍分两队先后从乌里雅苏台出发，沿蒙古路向科布多行进。到了科布多一带，时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数河俱溢，队伍受阻多日，并绕科乔斯山而行。进入新疆境后，过阿勒泰、布尔津，到霍博克塞尔与察罕俄博。这又是一个较长的路段，从乌里雅苏台的西部。越过阿尔泰山，来到新疆的北部。在这一路段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朝时期的"乌里雅苏台图"和"新疆图"均有"大道"可循。唯阿勒泰、布尔津的位置，均在"乌里雅苏台图" 界内;我们将其绘在新疆界内，是根据现代地图绘制的。
第五，从察罕鄂博到伊犁是西迁大军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经额米勒(额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其间，过额米勒(额敏)后，未经塔城，直奔巴尔鲁克。理由是:虽然文献资料上多处有"移驻塔尔巴哈台"的记载，可是能否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尚需经伊犁将军明瑞的检查与调遣。辽宁省内沈阳等地的锡伯族家谱内记有乾隆二十九年移驻新疆者，是写"拨往伊犁"，或"移驻伊犁"，而未见"拨往塔尔巴哈台"者。
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有的书上说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经查，由于锡伯官兵到达后，未能确定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就拨出绥定驻札，那不过是临时性的。所以，我们仍然的目的地，绘制到伊犁。整个西迁戍边路线图，到此即可宣告结束。而在伊犁标志图的西南方，又多绘县的标志图，即察布查尔。它有两层意思:一是确定后的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二是今天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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