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城的基本范围，与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现代邯郸城基本重合，处在今日邯郸城的核心地段，为这座城市诠释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从大北城的发掘来看，它兴起于战国，并在两汉时期继续得到使用，是汉代赵国的王宫所在地及商贸重心。
赵王城与大北城位置关系图
发现赵都——近代关于邯郸故城的考古与认识
尽管邯郸作为赵都的记载史不绝书，但对其概貌的真正了解却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封建社会时期，尽管一些方志包括《邯郸县志》也有些许描述，但毕竟是只言片语、三鳞五爪，一直不得其真。
明代的《邯郸县志》认为“古城”即赵王城，在“县西南八里”。以后诸多文献基本依此为据，直到清朝乾隆时期，编纂乾隆本《邯郸县志》的邯郸教谕王炯首先对此发出疑问：”邯郸为赵故都，城池本自高深，如丛台距照眉池颇远，俱赵宫景物，城之广阔可知。……乃在洪武初，南不过斜街口，北不过观音阁，远不及二里，东西仅半里许，何其隘也！”
之后到民国时期，随着各种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对赵国都城的认识所加强，但限于历史条件，仍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对赵国都城的认识仍存在着偏差。
上世纪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如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关野雄等人，到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四处活动，特别是来到邯郸，对邯郸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梳妆楼遗址的初步发掘，后来使得赵文化引起了世界学界的重视。195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正式出版了这次发掘的报告《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这是最早的用近代科学考古方法揭示赵文化的纪录。
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对邯郸郊区的涧沟墓葬发掘。他们第一次把田野考古与教学计划完整结合，无论对我国的考古教学还是对田野的科学发掘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61年后，赵王城被列入了国家文物保护范围，并有了初步的考古研究。70年代初，邯郸城的地下考古发现了赵国大北城基址，初步探明了邯郸故城的布局和范围，加深了对邯郸古城的新认识。考古成就推动了研究者对赵国历史文化的重视与研究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1975年，河北省召开了“文物工作座谈会”，并开展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基本查清了河北境内的赵国历史文化遗迹。侯仁之先生也在1974年率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6位教师以“赴邯教育革命组”的名义到邯郸对邯郸古城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的《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则是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邯郸故城的论文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赵文化研究在战国文化研究中也繁荣起来。1987年，在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的直接指导下，首届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赵光贤、石泉、孟世凯、杨钊等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赵文化的渊源与内涵、赵国的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文化、都城与疆域、思想与人物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次把探讨的领域涵盖了赵文化的主要内容。
1994年邯郸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5年4月23日至25日，由邯郸市委、市政府与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邯郸市社科联与河北省历史学会承办的第二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举行，会议邀请李学勤、孟世凯等先秦史专家出席，与会的60多名专家学者对赵文化的特质以及对今后邯郸文化发展的定位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探讨，概括出了赵文化的特质：开放、进取、包容。
近年来，关于赵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仍然不断有新的发现。赵邯郸故城的大北城址位于市区地下，随着旧城改造，对大量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包括大北城城墙的基址多次发现，我们对邯郸故城的基本轮廓有了完整的认识。赵王陵二号陵、邯郸周围古城址调查也都获得了新的发现。邯郸周围已经发现了15 座春秋末期到汉代的古城址，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战国车马坑，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马头、磁县一带，属于战汉墓的密集区，范围大、数量多。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邯郸的人口约有30万，汉代约有40万，最盛时期为王莽时期。此外，冀南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山西河南等地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和遗迹的发掘等，尤其是山西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的精美的赵国青铜器等文物，取得重大收获，为赵国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为认识赵文化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