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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呐喊，他们用文章、用气节为全民族抗战鼓舞士气，激励人们血战到底。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一位文人战士代表。
在浙江富阳郁达夫故居，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一直珍藏着郁达夫的手迹，当年，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7年10月17日，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此后，他相继发表《文化节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在后方》等十五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激发了各界民众强烈的抗日救亡之心。
1937年12月24日，侵华日军攻陷杭州。几名日本军人强占了郁达夫家的房屋，郁达夫七十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了后山。六天后，活生生饿死在山洞。郁达夫为此写了一副挽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还来不及脱下丧服，郁达夫便接到了郭沫若的邀请。1938年的武汉，是积极抗日的革命力量与消极抗日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心。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参加并组成第三厅，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郁达夫受厅长郭沫若之邀前往武汉，出任设计委员。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
在当时，《抗战文艺》成为了他们抗战的“主战场”，郁达夫出任编辑委员。如今，当年《抗战文艺》上所刊发的文章大多被收录在了这本名为《烽火》的合辑里。
记者找到了郁达夫所写的一篇文章《黄河南岸》，里边讲述了他在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等四人组成政治部代表团与盛成组成的全国文协代表团，携带“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来到台儿庄劳军。
《黄河南岸》书于1938年5月23日，上面写着，“长堤上有负枪行走的逻卒；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四万万五千万民族的后光”。
从台儿庄回来后，郁达夫又陆续写了多篇战地通讯，把战争的惨烈和抗日将士的决心带给中国人民。
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政治上日益倒退，国内的投降派大肆散播再战必亡论，坚定宣传抗战必胜的一大批文人遭到了公然攻击。
此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郁达夫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1938年12月，郁达夫便远赴新加坡继续开展抗日宣传。
1939年1月1日，在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郁达夫就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并在文中写道：“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在新加坡期间，郁达夫陆续发表抗日救亡的政论、杂文散文等四百多篇，并为宣传抗战四处奔走。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28名抗日文人乘坐小船离开新加坡，向印度尼西亚撤离。
到达印度尼西亚后，郁达夫来到苏门答腊的一个叫做巴爷公务的小镇，那时他和当地华侨募集资金，办起了“赵豫记酒厂”，从此隐姓埋名。
1942年6月的一天，郁达夫乘车出去办事，车被问路的日本宪兵队截停，由于司机是当地印尼人，听不懂日语，日本人一气之下拿出刀来。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出面用日语向日本兵指明了道路。被日本宪兵发现会日语之后，郁达夫被位于武吉丁宜的宪兵强征去做翻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误解，当地人误以为他是间谍。
在宪兵队翻译这个特殊身份的掩护下，郁达夫开始暗中竭力营救和帮助爱国华侨。
1942年6月至1943年7月，南洋侨领陈嘉庚在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的13个月间，曾经被汉奸告发，遭到宪兵队追杀。郁达夫得知此事后，巧妙地为陈嘉庚打掩护。1985年，夏衍在《忆达夫》一文中写道：“当我和陈嘉庚先生谈到新加坡弃守后他们流亡生活时，他对我说，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
1944年2月，由于华侨汉奸洪根培的陷害，郁达夫身份暴露，郁达夫建议胡愈之等人先行撤离苏门答腊，而他自己却选择留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9日的晚上，留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宪兵，却把郁达夫带走秘密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