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梁瑀可
编辑 | 姜妍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辈对“老人”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四篇：《90年代之三峡大坝——一个超现实的中国奇迹》。
2004年12月10日，三峡大坝全景。图片作者：天风 图片视觉中国一艘豪华观光邮轮行驶在长江上，余水目无表情地望向窗外，经过一片普普通通的河滩时，她的眼神忽然闪烁，那里曾是她家的老屋，如今已经淹埋在水下。纪录片《沿江而上》跟踪记录了长江边上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生活，这家人因为三峡工程而搬离河边，余水是家中长女，家庭的贫困让她被迫辍学外出打工，成为了一名邮轮服务员。
余水的父亲在老屋即将被淹没之际，徒手把仅有的破家具一一背走，一家人推着装着所有的家当的推车住到了一间出租的房子里，“这里水啊、电啊都要花钱”，余水的母亲说起搬家后的不便，河边种的蔬菜瓜果都还没有熟，家里又断了生活来源。
这只是无数个三峡故事的小小缩影，伴随着整个九十年代时代脉搏的跳动，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在长江上崛起，千百万人的生活因此改变。相信每个中国人关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记忆恐怕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这是一项“世纪工程”、“伟大工程”，为了防治长江特大洪水带来的洪涝灾害，为迅猛发展的经济提供工业电力保障，一条长达3335m，坝顶高达185米的大坝把长江拦腰截断。
导演贾樟柯敏锐地捕捉到了三峡大坝建设的历史时刻，他带着摄影组前往三峡记录下珍贵的影像资料，一部《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该片以三峡拆迁为背景，讲述了煤矿工人韩三明和女护士沈红从山西来到重庆奉节，分别寻找已离开自己的前妻和丈夫的故事。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自己初到三峡的感受，“在巫山和奉节，整个城市好像遭受到了核打击或者外星人袭击，奉节两千年时间形成的城市文化和历史，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就是中国的超现实，但在那个年代，超现实才是现实的一部分，可能晚一天一栋房子、晚一个月一座城就没有了“。
在贾樟柯的电影镜头下，建筑废墟、锈迹斑斑的钢管在三峡库区随处可见，到处是光着膀子在房屋上方敲敲打打的工人。当世人把目光对准三峡这项伟大的工程时，贾樟柯却将镜头下移到了底层人民身上，也不禁让人开始思索，到底谁才是“三峡好人”？。
《三峡好人》 (2006)电影海报 图片视觉中国这项耗资百亿的巨大工程，曾经引发了无数中西方科学家、工程师和环保人士的关注，对于修建大坝利弊的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涉及的移民、环境、国防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工程直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在中国有了实现的可能，经历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有需要也有了底气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一个伟大的科技发展国家，应具有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防洪发电、造福一方，三峡大坝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登上舞台。
一、百年大计长江绵延6300公里，灌溉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尼罗河、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三大河。它发源于西藏北部的冰川地带，从中国西南山麓奔流而出，穿过一条200公里长的壮观峡谷，这就是三峡。时间倒退回一百年前，最早提出在长江修建大坝的是孙中山。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里，就首次提出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设想。五年后孙中山应广州国立高师的邀请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做了更加生动的描述：中国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 这番讲话激励了当时无数具有”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这个时期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后来也持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不仅一直做着长江流域的水文探测，储备水利人才，在蒋介石执政时还邀请到了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考察。
萨凡奇是美国的著名水利大师，曾经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在哥伦比亚河上成功修建大古力水坝，到中国时，这位已经年届65岁的水利大师立刻对三峡产生了同样的热情，他不顾当时中国战乱的危险形势，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当时已然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萨凡奇的方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萨凡奇的学生张光斗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但张光斗在国民党撤退时把珍贵的水利资料留在了中国大陆，为后来三峡梦的实现埋下了种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长江一次酣畅淋漓的游泳振奋了国人的情绪，他写下诗句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再一次点燃了中国人的三峡情，1958年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三峡事宜的主要负责人。但由于世界格局尚处于冷战状态，战争的威胁没有消失，再加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对中国技术支持的撤退，两位领导人都没有看到三峡大坝建成的曙光。
时间来到了八十年代，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邓小平判断建大坝的时机已经成熟，再加上长江流域发生的几次特大洪水，建设三峡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设立三峡开发总公司负责工程建设。1990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推动下，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把水位线从150米提升到了175米。1992年4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建造三峡大坝成为现实。
在中国近百年几位重要领导人的推动下，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终于在 2003年建成，并实现了首次通航，它崛起于世纪之交，牵连着中国文明古河的命脉，给国人带来的荣耀感和价值感远非研究报告可以估算。
二、计划与市场之间兴建于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的三峡工程，得益于九十年代这个绝妙的时机。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带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实实在在的用电需求，三峡工程不会最终顺利上马，但若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集体力量决策实施，三峡梦也不会有可能成为现实。
《江城》的作者何伟在书中写到，“当我每次在长江上经过，我都感叹政府建设三峡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的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
贾樟柯也感受到了计划经济属性跟三峡工程的牵绊，他用“烟酒茶糖”四个篇幅给电影《三峡好人》分幕，烟、酒、茶、糖是计划经济下政府配给给家庭的奢侈品，贾樟柯说“到了三峡之后先是感受到物质的消失，因为城市和建筑是物质的，另一个感受就是三峡工程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么大工程的决定和实施都很有中国特点，所以无论从空间的改变到人际关系的改变有象征着作用。”国家在七十年代开始实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助推器，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到了2000年全国发电量要翻两倍，这项工程被列入过国家的五年计划，而这一切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
整个九十年代，人们一方面刚刚经历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冲击，开始从自我和财富的角度重塑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还活在“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意识里，对荣誉感和国家意义构成的话语体系保持认同，最终使得一百多万依恋旧土的中国移民出走他乡成为现实。
在《国家行动》一书中，作者何建明记录了两个地区争当拆迁第一户的故事：重庆市涪陵库区在人大会议决议前13天就开始动工了；屈原家乡秭归的老村支书韩永振在村民犹豫不决时带头拆了自家的新房子，获得“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在这些故事中，集体荣誉感在移民拆迁的动力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百姓对实际经济损失的估量往往来不及或者还没有能力计算，在国家工程面前就已经一马当先。
2001年，湖北宜昌，建设中的三峡大坝。图片作者：周国强 图片视觉中国从三峡大坝方案研究到建设的贷款支持，国外专家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81年，美国专家被邀请来访问三峡坝址，促成了一项美国对中国建坝者进行技术援助的五年期协议。从1985年起，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当地一家公司对修建三峡大坝撰写可行性报告，这项工作在资金提供方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部门水利电力部的共同监督下实施，经过四年时间的论证，该研究组织得出结论——在三峡修建185米高的大坝，蓄水160米在技术上、环境上、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就是这份报告后来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讨论和质疑，当时有些其他国家建造巨坝后产生弊端，来自各国的独立专家著书陈述了报告存在的漏洞，也在中国掀起了民间和知识界激烈的讨论，当时的公共领域双方意见争论不休。
反对的声音主要指责报告没有使用足够的水文数据（主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水质数据和河、湖地形等相关属性数据——编著），人们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疑虑集中在几个方面：移民生计问题、防洪有效性问题、泥沙淤积问题、经济预测不准确等问题……科学界也有声音提出，如果中国受到空袭，三峡大坝将成为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可以说三峡大坝的建成经历了“梦想70年，论证40年，争论30年”的曲折历程，在最后两年，全国50多个学科，在国内知名、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再一次得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上是承受的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的论据。
这样的争辩延误了三峡库区经济的发展，因为迟迟没有上马的水电项目，可能被淹没地区早就没有了发展的动机。
在1992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二的通过率支持下，有关是否修建三峡大坝的讨论最终结束。国家在修建过程中确实也考虑了争论中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并采取举措将损害变小。直到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根据验收结果，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运行持续保持良好状态，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三、三峡好人究竟谁是“三峡好人”？是数十年抛家舍业建设三峡的工人们？是一百二十万“舍小家、保大家”的三峡移民？是无数次推翻论证研究设计方案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还是以举国之力支持三峡大坝建设的中国人民？
如果问出生在湖北宜昌兴山县高阳镇的王芝（化名）这些问题，她不会知道答案。王芝跟随父母搬迁时只有12岁，对她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儿时游玩的电影院和街道就要全部敲毁淹没到水下。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王芝已经是一名母亲，她回忆道，整座城市搬迁跨越的时间非常长，前后有十年之久，所以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搬迁仪式。她记得大家都为能够成为三峡移民感到兴奋，除了能为国家伟大工程做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