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城墙、城门作为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构筑物，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定格了我们的城市空间格局，也留下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交通、地名皆在其列。
重要的城门，不仅是城市交通的绾毂之地，更是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对于重庆老城，位于重庆古城最东处、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其地位可想而知。
远不止于一城门
九开八闭的重庆城固于明代，前后历经四次大建，多次培修。最早系统记载重庆城九开八闭城门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四川志》，其卷13《重庆府》载：
“本府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围二千一百三十六丈。门一十七，曰朝天、翠微、东水、通远、金汤、定远、南纪、凤凰、金子、仁和、太平、出奇、大安、临江、洪崖、千厮、福兴，开九闭八。”
以上城门命名各有寓意，但谓之朝天者非重庆独有。“天下州郡城门之向帝都者，素号朝天门”，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唐代的简州（今四川简阳）就有朝天门，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8引《碑目》曰：
“《郡守璧记名氏》始唐贞观十三年，见刘左史《折柳亭记》，亭在朝天门外，旧名情尽桥（位于今四川简阳）。”
宋代重庆居然也有另一朝天门。咸淳元年（1265），忠州因度宗潜藩升为咸淳府，迁治皇华洲，知府常庆福为增强防御，对皇华城进行培修，其手下作有《金鱼堡记》勒碑纪功，《全蜀艺文志》卷40录此文曰：
“越明年，仍岁丰穰，侯乃经营，朝天门之上建一大堡，使外势陡绝，足以壮窥阚之谟，内势砥平，足以严矢石之备。”
张云轩版《重庆府治全图》中朝天门一带，图中的朝天门仅有瓮城，未见其他门洞，码头和靠大船处近于嘉陵江。
扼守于大江（长江）、小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城门，首先它是重要的战略防御之门。《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癸卯）载：
“中山侯汤和至重庆，会德庆侯廖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是日，明升面缚啣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降。”
汤和、廖永忠在洪武四年平夏之役中，就曾兵临朝天门外，战火想必燃及此处。
其次，在水运为主要运输的古代，朝天门还是水运驿站的重要驿站。《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自成都达江陵的水驿中，重庆设有“朝天站”。
重庆开埠，川江开航，机动船得以靠近朝天门，人、物资让朝天门的码头再火了一把。民国五年（1916）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华阳人张大鉌，在求学期间“由蜀之京，往返凡三”，其著的《巴蜀旅程谈》[1]对由峡路进出蜀地之情况记录颇详，其中谈道：
“朝天门在重庆东北，自船登岸者多由此门出入。”[2]
自晚清起，通过朝天门往来重庆城者，络绎不绝。而对于本地人，朝天门外的沙嘴还是公共活动的好去处，比如迎春一事，县令也积极参与。乾隆年间《巴县志》卷十“风土”载：
“正月立春，先一日，县令迎春于东郊，在朝天门外。”
故纸旧影见轮廓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口口相传的重庆城门歌谣，唱出了朝天门功能和作用，但朝天门究竟长什么模样，我们却无法从文字中知晓。相比较于三个版本的府治全图，晚清重庆民间人士所绘的《渝城图》，更生动地刻画出了朝天门的场景。二门洞、三门洞都与同期或后期遗留的地名吻合。
《渝城图》中朝天门一带，绘者形象画出了朝天门的轮廓和迎官接圣的场景，并对附近的灵石碑也有描述。
1839年，照相术诞生于欧洲。1883年，重庆最早的照相馆“均昌和”在江家巷诞生，但是重庆的早期照片，主要来自西方人之手。
开埠之后，大量西方人进入重庆，他们被四川盆地的财富和神秘所吸引，前仆后继地踏入这里的山川河流，窥探这里的风土人情，朝天门作为当时重庆城的地标，自然也是他们影像的捕捉对象。
1900年前的某一年，朝天门，当日正在举办赛龙舟活动
这是最早能够清晰看见朝天门周边的轮廓，并能够界定时间的照片。此图出自Joseph Kürschner（约瑟夫·库施纳）编辑的《Deutscher Kolonialbesitz in China》（《中国国土与子民》，此卷成于1900年，全书三卷，后两卷成于1901年）一卷书中，此书并无重庆的描述，只是配了一张能够反映中国端午节风俗的重庆照片，可见这位后来“德国国家文学”丛书编委，对此图、此景、此城的理解和认同，这或许是很多德国人看到重庆的第一印象。
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威尔逊·爱德华·曼利（Wilson Edward Manly）拍下的朝天门附近，拍于1896—1906年之间
往后，前来重庆的传教士和考察者都陆续拍有不少朝天门，其中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威尔逊·爱德华·曼利（Wilson Edward Manly）拍下的朝天门聚焦点以朝天门一门洞为中心，观者可以清晰看见城门楼和交通组织方式，也可反推出两江交汇的壮阔景象。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教育考察团托马斯·张柏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罗林·张柏林（ Rollin Thomas Chamberlin）父子留下朝天门老照片，拍照的点位比较低，从江边的沙洲远眺朝天门，图中朝天门的一门洞以及第二门洞的门楼皆清晰可见，同时也看出了长江枯水季节朝天门的雄伟。更早期的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夫妇也拍下了类似场景的照片。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教育考察团托马斯·张柏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罗林·张柏林（ Rollin Thomas Chamberlin）父子留下朝天门老照片，拍于1909年
1906年，日本山川早水曾从水上拍了朝天门的轮廓，可惜照片清晰度不够。以上几位主要从建筑和城市关系，拍下朝天门的轮廓。而1907年抵达重庆的一个法国考察团则不同，他们蹲守于朝天门一带，拍下了周边满是市井气息的场景，有卖猪肉的屠夫，有卖灯芯草的小贩，有等待生意无果发呆的伙计。其中一幅，镜头下的朝天门城门下不远处俨然一个大型的集市，几个妇女正在做着针线活，旁边的老夫人的篮子，兜售着不知名的商品，临时的棚状住宅成片，与背后若隐若现的朝天门城门楼和城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图后被收录为RICHARD（理查德）公司制作立体照片明信片中，用于向全世界传播东亚。
1907年，法国一考察团镜头下的朝天门一带，中间上方可见朝天门的一门洞（作者自藏明信片）
1927年，朝天门码头重新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拆除了瓮城，仅有重庆督办公署工务局局长傅友周留下朝天门门洞的一张老照片。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邀请西人前来修建机场，该考察团沿着长江一路拍摄，并在朝天门码头下船，沿着朝天门一直走到太平门，拍下了沿途的景观。这张朝天门是船还没有靠岸时拍下的照片，图中俨然没有瓮城的痕迹，码头靠岸处沿长江段被众多小木船所围，朝天码头的准确位置还是位于嘉陵江一端，这与1929年《重庆市区地形图》所标注的朝天码头位置也符合。扩建后的朝天码头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只是穿梭于城门洞人的衣着不同而已。
1929年的朝天门码头，城墙上隐约可见朝天码头的字样（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Arnold Heim）摄于1929年）
这张摄于1927年3月10日朝天门城门建筑旧址留影疑是朝天门的一门洞，这是相机离朝天门城门最近的一张照片。（此图来自上游新闻2020年3月19日《老照片定格傅友周的重庆岁月》一文）
最忆是两江交汇
古今一体，人性相通。两江交汇，一清一浊，如此景观，非今人所独揽。古人诗文早有潮涨潮落已被各类人群关注，清人康熙进士龙为霖留下《两江争涨》，诗曰：
渝州雄势古无两，双江会拥孤城上，兆姓浮家蹲片石，巨灵跋浪抵一掌。
水落三冬常激湤，桃花春涨差滉瀁。此消彼长虽互让，入夏已用戒舟染。
有时合势骇汹涛，何异滕薛爭雄长，主宾更无礼可择，蛮夷江性姿一往。
城如片叶随波荡，右冲左击真漭沆，两崖浑莫辨马牛，千般真恐沦象間。
忆昔庄周夸河伯，召南诗人歌汉广，岂如此地两江齐涌出，怒扫荆襄同臂搜。
好乘长风破远浪，瞬息千里若寻丈，银河直上问取支机石，归向巴人笑说天门开荡荡。
此诗不乏豪放之意，咏景咏城，更以“天门开荡荡”点出朝天门的开阔视野和宏大气象。
1940年4月，作家凯礼来到四川，在《巴蜀见闻录》[3]中记载：
“重庆的朝天门，左边是嘉陵江，右边是长江，城门虽已拆除，由地图上看来，此门的位置恰在两川汇合点的中央，好似仰着脖子朝天望，可谓名副其实。”
凯礼观察细致，还详细描写了朝天门处江水交融的场景：
“在枯水的时候，嘉陵江的水是绿色的，长江的水是黄褐色的，由朝天门至嘉陵江北面的江北城，两水一清一油，成一直线，绝不相混，有时绿色水为黄色水所包围，形成一圆圈，一圈一圈地随流而下，蔚为奇观！”
寓居重庆的下江人，难免不惊叹于两江交汇的壮观。高绍聪在《陪都重庆素描》[4]一文中，专门写朝天门的水势：
“重庆城南面长江，北面嘉陵江，由西向东流，一年之中，一刻没有停止，两条江水流到重庆东角汇合，再向东流，但是汇合后的水，冲击很为可怕，在秋天涨水的时候，就有惊涛澎湃的样子，发出一种声音，有万马奔腾的巨响。”
兴建设而拆瓮城
自20世纪20年代，全国掀起了拆除城墙、修建马路的市政新风，重庆也不例外，最早是杨森拆了临江门。后潘文华主政重庆，相继拆除了朝天门、通远门、储奇门的城门或者整个瓮城。
1927年9月24 日，朝天门码头、嘉陵码头相继完工，作为新重庆商埠建设的一件大事，商埠督办公署举办了盛大的落成典礼。
当日的嘉陵码头上，人山人海，来自军政、法团、乡绅等各界人士纷纷到场，时川东实际控制者刘湘未能亲临，唐式遵替他发表演说：
“今日嘉陵、朝天两码头告成，是渝市交通上之一大纪念。潘督办之能成此两码头，亦非有决心，有毅力，万做不到的，尤其是非有各工程师，及专门人才，与夫地方法团之赞助亦万做不到的，就重庆一地说，如将沿江码头修成，则水路交通己无缺陷。”
随后潘文华报告了嘉陵、朝天码头的修建经过，并延伸演讲了自己的市政计划。
“又以本埠三面临江，水道交通，频为重要，乃从事建修嘉陵码头、朝天码头，以利商货之转输，轮帆之停泊。”
可见，码头只是潘文华市政计划的一小步，轮船停泊、商业流通才是更长远的事情。
“为级障双江朝天旧说小河口，一提呈千古勒石新开大码头。”
这是四川盐运使陈国栋写的贺联，点名了朝天门处的小河口，将演变成未来的大码头。前来祝贺的还有各大商帮和同业组织。
朝天、嘉陵码头意义重大。在此半年前，潘文华就对重庆码头做了基础判断：
“彻查重庆商埠，地当两江汇流，环城河岸，岩面十余里或者悬崖耸立，或则浅滩四伏，求其地形水势，适宜于建筑轮船码头之需要，仅有扬子江方面之人和湾，与嘉陵江方面之麻柳湾两段而已。”[5]
虽也有人和湾码头的计划，但是毕竟两江交汇处，才有大码头的气象，所以朝天、嘉陵码头是码头改建工程的鼎新之作，开工之日，还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时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工务处处长傅友周主持了朝天、嘉陵码头的修建，并保留了奠基仪式的合影。
嘉陵码头奠基仪式的合影，照片中聚集了重庆政要。前排右五戴墨镜者为后任重庆首任市长的潘文华，第二排左三戴礼帽和眼镜者为傅友周。（此图来自上游新闻2020年3月19日《老照片定格傅友周的重庆岁月》一文）
朝天、嘉陵码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历时月余，方始竣事，复就嘉陵江方面（朝天门起经上下麻柳湾至千厮门）勘定之码头地段，详度形势，妥计工程，以码头为水路之枢纽，以堤路为码头之脉络，全部规划，次第兴工，一段完成即有一段之效用。至1927年9月后，朝天门瓮城被拆除，但城墙保存完整，只是周边景观大为变化。
城外一片生计场
朝天门外有大片沙嘴，潮涨潮落风景各不相同，朝天门外的大片沙洲俨然一个小社会，养活无数在此讨口的家庭。1947年杨世才所编《重庆指南十周年特刊》[6]中描述：
“朝天门沙嘴河坝，地处扬子嘉陵两江汇流之处，一到枯水季节，河畔现出临时棚户，结集成若干街市，横七竖八，四通八达。有轮渡码头可至施家河，木船揽载码头沿岸皆是，茶馆酒店饭馆旅馆无不齐备，外来之土产货物如柚子花生柑橘，均在此堆存待售，营业兴旺。所有木船之工人老板和下力夫以及过道小贩，满街满店，人品亦甚复杂，教场坝之所有，此处大概亦有之。”
这种场景似乎是古已有之：
“并有江湖歌女在茶馆中搭台卖唱者，此为重庆多年以来既有之古色古香，此处因是水陆交通往来要道，故市面甚为繁荣与城内相比较，别有风味，沙嘴有临时花果园，为江北静观以及其他各处运来，出卖之各种花果树苗，可惜好景不长，春季一过，河水上涨，又得迁居以待冬矣。”
抗战胜利后的朝天门一带，江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城墙虽有所损坏，主体建筑还在，取代城门楼的是成片的厂房类建筑。（原图源自法国《科学与旅游》（Sciences et Voyages）1956年129期“Sur les escaliers de Tchoung-King”）
看到这样的现象，路过的外地文人也叹为观止。《蜀游心影》[7]一书中“在重庆登岸”记载：
“从船上望去，河中的石洲上竟有无数的茅房，有些还正在搭建，起初我很疑心于那些房屋的水灾问题，我问茶房才知道，这些房屋并不时常在那里，只于秋季水干涸后临时搭建，春水将涨的时候便又完全拆去。这里的石洲不小，冬季常建大小房千数百栋，俨然一个小都市，凡重庆各种商品洲上莫不具备，并有戏园乐户，而独以赌博业最盛。
当然在此营业的多属小商人及农民，农民平时耕种，此时则以余暇从事小商业之经营，小商人常年为商，不过非其时不集合在此地而已，此地游牧式的都市经营，当然绝非重庆独有。据闻川江各处都有，可惜我没有时间一一考察其内容。”
偶翻故纸旧影，仅可见朝天门一二。晚清名臣张之洞曾有一首《重庆府》，其中几句似乎都在说朝天门。“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鸮视雄三巴。”唯有站在朝天门处才能看出这样的气势。“吴画嘉陵不画入江处，丹青虽妙奚足夸？”如此胜景，连画圣吴道子都难以描绘，“清歌巴曲教渝舞，夜夜醉看巴江花。”朝天门是窥巴渝风俗和巴蜀风光的绝佳去处。
显然，朝天门本仅仅是一城门，却因位置无二、景观独特，而成为古代先贤的诗文流传处；又因两江之便，是古今的大码头、大港口；更一年四季的潮涨潮落，是千百家庭闲暇去处或是慰藉一家老小的生计之所。
满城山水，一眼重庆。每一个时代，看到朝天门，就看到了这座城的第一印象。
注释：
[1] 張大鉌：《巴蜀旅程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 年第2期，第253-289页。
[2] 张颖：《宋末重庆城的城门与城市形态》，重庆古道（公众号），2021年2月4日。[3] 凯礼：《巴蜀见闻录》《旅行杂志》，中国旅行社，1940年4月，第84页。
[4] 高绍聪：《陪都重庆素描》《旅行杂志》，中国旅行社，1941年2月，第3-11页。[5] 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编：《重庆商埠督办月刊》，1927年第9期，第1-5页。
[6] 杨世才：《重庆指南十周年特刊》，重庆指南编辑社，1947年，第83页。[7] 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第33-35页。
感谢重庆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八二四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旅德学者牛佳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