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在云南支边当知青的那段经历，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云南的知青生活经历，我就会想起一个叫陈汝明的工友，每当想起他，我心里就很内疚，因为当年我伤害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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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1年春天在菜园坝火车站乘坐火车离开家乡重庆的，中途又换乘汽车，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境内，我们被分派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的下属连队，十七岁的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有人也说我们是我们兵团知青。
当时的兵团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居住的是透风漏雨的草棚，顿顿都是不见油花的菜汤，天天挥舞着砍刀砍坝烧荒栽种橡胶树，那种又苦又累的体力生产劳动，对于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孩子们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好在那时的战友们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男生对我们女生特别照顾，我们才少吃了不少苦头。
1974年秋天，我们连队取消了兵团建制，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管理，我们也从兵团战士转变成了农场工人。
农场的生活虽然也很艰苦，但生产劳动没那么紧迫没那么繁重了，制度管理上也没那么严格了，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但农场的生活也很枯燥，天天照样是刨挖树穴栽种橡胶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好在有休息时间，星期天我们能歇上一天，有时也能到县城吃顿好的解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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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到勐腊农场后，我被分到分场三队，三队的工友们都很热情也很友善，对我们女知青格外照顾。过了一段时间，队长就安排我到苗圃跟着老师傅学习育苗技术，苗圃的活虽然也很繁杂，但最起码不用到山上野外刨挖树穴去了，也不那么苦累了。
我们三队的队长姓陈，老家是湖南的，他是五十年代带着老婆孩子来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的。他有一个儿子，叫陈汝明，比我小三岁。别看当年他只有十七岁，却已是队里的拖拉机驾驶员了。
1976年冬季，我们几名重庆知青一起结伴回重庆探亲过春节，陈队长让他儿子陈汝明驾驶队里的拖拉机送我们去县城的汽车站。到了勐腊县城汽车站，陈汝明跑到商店，买来两个罐头还有一些吃的，硬是塞到了我的挎包里。看大家用异样的目光看我，弄得我怪别扭的。
回重庆的途中，我们说起了陈汝明，大家都说他人挺好的，就是个头矮了一点。大家还说陈汝明对我最好，应该是喜欢上我了。对于大家的谈论，我虽然有些反感，但我也确实感觉到了，陈汝明对我应该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我们五个女生一起回重庆，他为什么偏偏给我一个人买吃的。
那次从重庆回来，为了感谢陈队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带着一点茶叶和重庆特产去了陈队长家，陈队长一家人对我很热情，还要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借故说有点感冒了，头疼发烧不舒服，就匆匆离开了。
当天下午，陈汝明就给我送来了一斤红糖，还有退烧片和止疼片，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只是随口编了个谎，根本就没感冒。
之后的日子里，我明显感受到陈汝明对我的热情，一次我想把一些干蘑菇和木耳寄回重庆给父母，就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和一个工友结伴到公路上拦截顺风车。结果等了一上午，也没拦下一辆顺风车。那个工友还抱怨我，说不如步行去县城了。
就在我们准备回住处的时候，陈汝明驾驶着拖拉机从我们身边路过，他一个急刹车，问我们去哪？得知我要去邮电局邮东西，就笑着对我说：“罗英姐（我的名字叫罗英），明天我去县城给队里买农资，把你的邮包给我就行，我保证给你寄回重庆去。”
看陈汝明挺热情的，我就把包裹和我家的地址给了陈汝明，还掏出了两块钱给他当邮费。陈汝明接过我递给他的那两块钱，驾驶拖拉机去了场部。
第二天我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陈汝明把寄东西的回执单塞给我，转身就离去了。回执单里卷着那两块钱，原来他替我垫付了邮资。为此，我感觉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想把邮费还给他，他说啥也不要。
1978年秋后，又有人给陈汝明介绍对象，他却说啥也不愿意，还说自己有对象了。陈队长急眼了，就问他，你的对象在哪里啊，净瞎说八道的。陈汝明却很肯定地说：“罗英姐，我就喜欢罗英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人家罗英长那么漂亮，能看上你吗？“陈队长很生气，狠狠骂了他儿子一顿。
后来有工友把陈汝明说的话学给我听，当时我也挺生气的，我根本就没考虑过婚姻问题，更没说过和他处对象，他咋能说我是他的对象呢。要不是考虑到他平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真想去找他当面对质。
从那往后，我就尽量躲避陈汝明，他送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收，我想让他知难而退。因为陈队长是个爱面子的人，我不想让淳朴善良的陈队长感到尴尬。
1979年3月份，知青回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风，吹遍了西双版纳的角角落落，紧接着就掀起了知青回城的高潮。第一时间，好多人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我和一名要好的同学在4月初就办理好了回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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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那天，陈汝明看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很惊讶，问我俩干啥去，我说回重庆探亲，他就很热情地把我俩送到了勐腊县城，给我俩买了好吃的，还要给我俩买车票，被我俩阻止了。想想他对我的好，我就把我那个心爱的黄挎包送给了他，也算表达一下谢意。
记得是五一节过后，我刚回到重庆不久，陈汝明背着我送给他的那个黄挎包，一脸疲倦地找到了我家。第一眼看到陈汝明，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听到他说话，听到他在我面前哭，我才回过神来，原来真是陈汝明，他从西双版纳追到了重庆，他是不远千里跑来向我求婚的。
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左邻右舍的邻居都窃窃私语，说他长相一般般，根本就配不上我。
我爸妈把陈汝明让到家里，给他做了饭，我端水让他洗了脸。饭后，我告诉他说，我俩不合适。再说了，一个在重庆，一个在西双版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陈汝明不听我劝说，坚持说他是真心喜欢我，还发誓一辈子都爱我。我爸妈也跟他说我在重庆，他在云南，不能在一起生活的。我们说啥陈汝明也听不进去，非要让我跟他回西双版纳。
这下我是真来火了，就骂他：“你这人还知不知道廉耻啊，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我根本就不喜欢你，难道你听不懂啊。我比你大三岁，你的个头都没我高，你说咱俩般配吗？我希望你赶紧回西双版纳，你再赖在我家不走，我就去找警察了……”
陈汝明看我真生气了，他把他背着的那个黄挎包还给我，抹着眼泪离开了我家。
看他走了，我开始后悔了，后悔不该辱骂他，毕竟他是真心喜欢我，不然他也不会千里迢迢追到重庆来。
担心他会有什么闪失，我妈撵着我和我爸悄悄跟在他身后，一直跟到菜园坝火车站，看他到售票窗口买票去了，我和我爸才算放心了。
可他没有买票就离开了售票窗口，来到一个僻静处，蹲在那里哭了起来。我和我爸赶紧走过去，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他的钱不见了。
我爸留在车站陪着陈汝明，我赶紧回家取钱。回到家，看到那个黄挎包，我翻看了一下包里的东西，有一个茶缸和一块毛巾，还有几十块钱和一张写着我家地址的纸条，那张纸条正是陈汝明替我往家寄木耳蘑菇时我写给他的。担心他的钱不够路费，我拿出我仅有的二十五块钱，又跟我妈要了十块钱，装到挎包里，匆匆返回车站。
陈汝明很快就买好了车票，我爸掏出他兜里的一点零钱，给陈汝明买了面包和几根麻花，让他路上吃。一直看着陈汝明检票进站，我和我爸才回家。
两个月后，一位男同学从西双版纳回到了重庆，我赶忙去他那里打听陈汝明的消息。他说陈汝明回去了，已经和农场的杨梅香订婚了。得到这个消息，悬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那个杨梅香我认识，也是苗圃的，长得不算漂亮，但个头和我一样高，她爸是我们队里的保管员。
从那以后，我就断了和陈汝明的联系，再也没回过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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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可每当想起当年陈汝明不远千里追寻到重庆的情景，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当年我没能答应他的求爱，为什么就不能委婉一点拒绝呢，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淳朴善良的人呢？在这里，我真诚地向陈汝明说声对不起！陈汝明弟弟，你现在生活得好吗？你还记恨我吗？我希望你能幸福快乐地生活，我也感谢你曾经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谢谢你，陈汝明弟弟。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罗英女生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