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机关在大庸的旧址。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元庆石印局翻印的文件。
政权建设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政权机关，有的称为革命委员会，有的称为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秋，根据地内共建立8个县级革委会或苏维埃政府、52个区级革委会或苏维埃政府，23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府。
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贵州沿河县召开，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图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1934年6月，湘鄂川黔边特区颁布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
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决议。
黔东特区苏维埃代表证。
湖南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湖北宣恩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湖南省大庸县罗塔区青安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4年8月，红六军团攻克湖南新化城后部分同志留影。
红二军团政治部1935年3月颁布的《关于后坪战斗后的政治工作指示》的训令。
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5年2月，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湘鄂川黔军委分会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形成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发展到9200多人，红六军团发展到11000多人。
1934年10月，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抵达黔东，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在木黄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图为当时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二军团部分团以上干部在陕西铜川陈炉镇合影。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王震在湖南合影。
湘鄂川黔根据地制定了发展、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1935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布告（第一号）》，明确提出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湘鄂川黔根据地办起了兵工厂和被服厂，在大庸成立了有120人的缝纫工人连，专门制作红军服装。图为湖南永顺县塔卧余家台红军兵工厂旧址。
湖南龙山县茨岩塘兵工厂旧址。
土地革命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先后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分田工作大纲》《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永保、郭亮、龙山等4县7区分田19万多亩，18万多人分到了土地。大庸县6区分配土地15万亩，9.5万人分到了土地。图为湘鄂川黔省《分田工作大纲》。
教育文化卫生建设
1934年12月，湘鄂川黔省委在永顺县塔卧丁家院子建立了省委党校。图为湘鄂川黔省委党校旧址。
湘鄂川黔根据地宣传标语。
湘鄂川黔根据地宣传标语。
1934年12月，红军在郭亮县龙家寨办起了红军医院。图为龙家寨红军医院旧址。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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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牵制了30余万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图为印江县木黄会师纪念碑。
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湘鄂川黔边区人民群众拥护红军，参军参战，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在今天张家界市这片土地上，当年先后有20多万人参加革命，2万多人参加红军。图为桑植县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标志。
巨大牺牲
湘鄂川黔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仅在张家界地区，就有6万多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数百人参加红军， 51人壮烈牺牲。图为南腰界红军烈士墓。
救死扶伤
1934年3月，贺龙将红三军44名伤员交予大庸县周占标部护养。周占标在茅岗七年寨附近建立起秘密红军医院，精心养护红军伤员7个多月，直至伤员大部分痊愈。图为秘密红军医院旧址。
湘鄂川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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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块银元
1935年11月的一天，红二、六军团十六师进入双溪桥陈家山一带。村民龚占燕和乡亲们以为是国民党军又来搜掠民财，全部躲进了村后的山洞。
次日清晨，山下响起了军号声。龚占燕走出山洞，远远望见一支部队整整齐齐地开走了。他惦记着屋里的东西和园子里的萝卜白菜，便一阵小跑回家。他发现，虽然屋子里的东西什么也没少，院子也被人扫得干干净净，但满园子的萝卜白菜没了。“该死的国民党!” 龚占燕一边骂，一边用脚向地上的一节竹筒踢去。竹筒被踢成了两半，一叠银元滚落出来。龚占燕捡起银元数了数，一共十块。接着，他又在竹板上发现了一行字：“老乡：对不起，未经你许可，将你家白菜萝卜扯得吃了……给你十块银元作菜金补偿!红十六师某团。吴、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龚占燕跑上山岗大喊：“大家都回家吧，他们是红军……”躲在山上的群众赶紧回到家里，纷纷将家里能吃的东西拿出来，追赶着给远去的红军送去。
一家八口齐参军
湖南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三家馆乡漩水村的侯昌仟、殷成福夫妇，先后生养过8个孩子。由于贫困和疾病，只有4个孩子存活。
1934年冬，红二、六军团来到大庸开展土地革命，侯昌仟被选为大庸东北市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弟弟侯昌贵、儿子侯清芝和侯清平也参加了红军。次年，侯昌仟和妻子殷成福、儿子侯清芝、侯宗元，儿媳刘大梅、女儿侯幺妹也参加红军。
1935年11月，侯昌贵、侯清芝、侯清平接到了随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通知。在后方家属连的侯昌仟、殷成福、刘大梅、侯幺妹、侯宗元则不在参加长征的名单里。
侯昌仟、殷成福夫妇带领侯幺妹、侯宗元、刘大梅一起找到红军干部,发誓要跟着红军走。侯昌仟对领导说:“没有共产党和红军,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如今大敌当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就要跟着红军去战斗。”
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得知侯家人集体请缨，便特批其一家8人全部随军长征。考虑到侯昌仟夫妇年近五旬、侯宗元只有8岁，贺龙还特意给侯家配备了一匹马。
后来，侯家有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军洞”与“红军桥”
1934年11月，红军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因战斗负伤，到秀山县雅江车田村农民李木富家养病。李木富把段苏权隐藏在房后的山洞里对段苏权说：“红军兄弟，你只管放心，只要我们有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他担心请医生治伤会走漏风声，就按照略懂医道的妻子提出的药方到诊所给段苏权买药。一个多月后，段苏权脚伤好转，能够行走，便执意寻找部队。李木富找人做了一副拐杖，让段苏权路上用。看着段苏权一瘸一拐地远去，李木富夫妻心疼得流下了泪水。
没想到，一个月后，李木富在邻县花垣打工时意外遇到了段苏权。原来，段苏权一直都没有找到部队。正在这时，有人对段苏权大喊：“跛子!快走，有人认出你是红军，要把你丢下河淹死。”李木富立即找来一条小船，把段苏权送到了江对岸。分别时，李木富把干活挣到的一百文铜钱全部留给了段苏权。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委托当地领导问李木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李木富说：“我个人啥也不要，就是希望在村前的河上给村里架一座桥。”段苏权个人出资，为村民架起了一座桥。当地群众把段苏权当年住过的山洞称为“红军洞”，将新修的这座桥叫做“红军桥”。
湘鄂川黔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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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丰县忠堡大捷遗址及烈士纪念碑。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资源较多，主要景点分布在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桑植县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桑植县贺龙故居系列景区;永顺县塔卧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群。
湖北省：咸丰县忠堡大捷遗址及烈士陵园;鹤峰县中营乡红岩坪村红三军军部旧址。
贵州省：德江县枫香溪会议旧址;沿河县黔东革命根据地旧址群。
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原载于《中国老区建设》2019年第十二期）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