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张古阡”碑，齐云楼旧址
一
幼时，在外婆家午觉醒来，外婆总会打趣道：“从苏州回来咧。”这其实是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睡觉”怎么会和“苏州”扯上关系？不过，外婆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在她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听来的。而在奶奶家，我总是听奶奶说出一个叫“gang zang”的词语（前字一声；后字四声），是聊天的意思。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这个词很“土”，因为这个词和普通话对应不上，以为是“深乡下”里流出来的词汇（官音对乡音方言之歧视，背后乃政治空间等级势差之故）。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积累，才了解到，这两句令我儿时颇为困惑的话，背后竟凝结着吴地百姓数百年来的血泪忆痕——元亡明兴之际，朱元璋和张士诚争霸江南，成王败寇之后，江南地区和苏北片区，就开始流传着了“梦赴苏州”和“讲张”这两个话语。
对于这个张士诚，已身为九五之尊，知人论世极为刻毒的朱元璋，曾如此评价：
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唯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朱元璋《大诰三编》）
这个张士诚究竟是何人物，让吴地百姓如此缅怀，让心胸狭隘的君王给予如此高的个人评价？
二
“元季之乱，江南诸郡多陷于盗。”（宋濂《朝京稿》）值元末乱世，张士诚一介布衣，以不辨顺逆，敢问天命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士诚忿，即帅十八人杀义......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是岁至正十三年也。（《明史》）
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士诚自高邮来都之。二十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明史》）
胜国之末，太尉张士诚据有吴浙，僭王自立，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杨循吉《吴中故语》）
张士诚元至正十六年建都苏州，到至正二十七年苏州城沦陷，统治苏州共十二年。
张吴王遗像
作为问鼎斗争的失败者，有关张士诚的记载，必然受到据鼎权力的压抑和丑化。但从张士诚治时所留下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安置流民、减免田赋、整顿吏治、疏浚水利、通商外藩，礼贤下士等方面，均颇有建树：
张士诚起兵，招纳流移，安抚百姓，盐城流民大半归家。（陆仲达《陆氏再续世谱原序》）
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毕沅《续资治通鉴》；丁酉八月，张氏取嘉兴，元将杨完者拒之。张氏退还，然完者肆凶，纵兵屠害，掠财淫妇）
（田赋）悉免夙逋。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并赐高年粟、帛及贫民粥糜。（《弘治太仓州志·城志》）
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便蕃之惠，不胜幸至。（郑麟趾《高丽史》）
今车书如旧，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郑麟趾《高丽史》）
泰定间，周文英《奏记》谓：“水势所趋，宜专治白茆、娄江。”时莫之省也。张士诚阅故牍，得文英书，起兵、民夫十万，堑白茆为港，长亘九十里，广三十六丈，委左丞吕珍督之，民惮其劳。时人采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三吴水利集》）
渡江来吴，念吴民多艰，牧字者多非其才，悉选而更张之。（杨基《送张府判诗序》）
今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玉帛舆马，招来贤俊，四方奇拔之士，闻风而至者相望也。（陈基《送周信夫序》）
太尉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厥德懋矣。（高启《代送饶参政还省序》）
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相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杨维祯复张吴王书》）
张士诚纪功碑
在群雄并起中，张士诚治下的江南颇有一番乐土气象，有高启《吴趋行》诗文为证：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
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
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
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
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
泰伯德让在，言游文学成。
长沙启伯基，异梦表休祯。
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
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
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
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
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
生逢乱世，而能独善其身，方有此自夸的咏乡之辞。饮水思源，对于张士诚保境安民，高启更是大发感慨：“今日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士大夫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豋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高启《高青丘集》）有此间乐土，士人“争趋附之，富贵赫然”。（元明之际，江东士众，所趋张士诚者，多风雅之士，附朱元璋之者，多经略之士）
张士诚治下，虽值群雄争霸，安全成本上升之际，然苏州一地税收，相比于元仁宗八十万石，也只是增至百万石。而较于稍前元廷所据时的横征暴敛已大为宽减，汲取并不苛刻。（《新元史·食货》：“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十余倍”《新元史·食货》）彼时，张士诚“虽假元名爵，实不用其命”。（《明太祖实录》），“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若然，士诚以吴中民脂民膏，换取元廷王爵加身，则中原竟是谁人之天下，亦未可知。故顾祖禹道：“元之复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读史方舆纪要》）
三
破陈友谅后，朱元璋发布《平周榜》，进犯吴中。“江南亦有何罪？”只是“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张士诚怀璧乃其罪。
城困三载，民皆为王死守，无叛志。太祖使人徇于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秕犹足支数年，岂降汝乎？”（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被困日久，城中食尽。一鼠售钱三百文，革履鞍䩞，亦煮而充饥，甚危急。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噍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遣。（黄暐《蓬窗类记》）
虽然吴松民众自发起兵，“传檄欲存吴”，奈何“孤城久抗”，势所难挡。城破之际，士诚宅心仁厚，“纵宫人于民间，开库藏，令其自取。”（《逐鹿记》）
士诚闻城破，其母作淮音语士诚曰：“我儿败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诚乃悉驱其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已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俘至都下。（杨循吉《吴中故语》）
嫔御悉自经于齐云楼下，竟钥户举火，须臾烟焰涨控，娇娃艳魄，荡为灰烬。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黄暐《蓬窗类记》）
二十七年九月，城破，士诚收余众战于万寿寺东街，众散走。仓皇归府第，拒户自缢。故部将赵世雄解之。大将军达数遣李伯升、潘元绍等谕意，士诚瞑目不答。舁出葑门，入舟，不复食。至金陵，竟自缢死，年四十七。（《明史》）
“城溃姑苏伯业终”，（贝琼《姑苏》）张吴政权完结。
关于张士诚之死，可靠史料，有三种说法，最具权力威慑性的官方记载：
至建康，竟自缢死。（《太祖实录》）
而朱元璋两位部将所留下的纪实笔记，却留下了另外两种说法：
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竺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俞本《纪事录》）
械张士诚到京，太祖命缢杀之。（刘辰《国初事迹》）
士诚拒不称臣，未能身免，官史书其自经，恐有美化重八之嫌。（《太祖实录》历经三修，作为《太祖实录》的初稿本，《明本纪》中关于张士诚的记载更为简略：“秋，城破，士诚自经于家，兵入尚未绝，解其缢，俘送京师，苏州平。”）
民国初年江苏省政府所树张士诚墓碑
苏州坊间亦有野传：
伪周主张士诚面缚见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帝叱之曰：“盍视我？”对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视尔何为哉？”帝以弓弦缢杀之。（徐祯卿《剪野胜闻》）
“吾（张士诚）不忍见此不义之人（朱元璋）”，卒投缳死。（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士诚自起至亡，凡十四年。（《明史》）
费树蔚《张吴王墓碑》，疑点校有误
“吴民知张王之爱斯土也，知王之魂魄，必不安于明祖之棺瘗也，故窃负而营葬焉。”（费树蔚《张吴王墓碑》）吴中故语：“吴民寻张王骨，归葬于苏之茶山，并立庙，岁时飨祭。”（费树蔚《张吴王墓碑》，中华书局《吴王张士诚载记》中所录费树蔚《张吴王墓碑》，疑点校有误，所谓“吴中故语”，意乃吴人坊间所云，而非杨循吉《吴中故语》，遍查《吴中故语》，并无此载）
“张士诚墓在斜塘”（沈藻采《唯亭志》），于金鸡湖东、斜塘河以北高墩上。墓在墩东部，作西南向，封土特高。墓西侧原有一庙，俗称张王庙。
四
苏州城坚守十月而破，张士诚兵败身死。对于苏州百姓来说，此绝非王师“伐罪救民”之举，而是祸不单行的开始。（虽然在正史记载中，朱元璋军队军纪严明，但是黄暐《蓬窗类记》中却留下了常遇春部队大开杀戒的记载：“城破日，开平常忠武王入齐门，所过屠戮殆尽；中山徐武宁王入阊门，不杀一人。至卧佛寺两王相遇，武宁始戒忠武勿杀。”）
朱元璋在《平周榜》中言之已预：“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张士诚政权的高官们：“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太祖实录》）
紧随其后，就对苏州城中的富民下手：“（九月）克平江，执张士诚。十月乙己，迁苏州富民实行、濠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方国珍政权被攻克后，“徙方（国珍）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明太祖实录》）
最后，则是不分贫富，大规模往濠州进行人口强徙：
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以（李）善长同列侯吴良、周德兴督之。（《明史》）当然，其中的移民人口总数并不仅限于苏州，而是张士诚治下的百姓，谈迁《国榷》载：“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徙苏、松、杭、嘉、湖富人四千余户佃临濠。”
由于是强制性的迁徙，暴力手段自不可避免：“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谴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吴季可墓志铭》）沿途，或死或伤或哭或号，不难想见。
洪武赶散图
关于苏州人口大规模强徙濠州之事，正史可见，而更大规模的强徙苏北，则未见官史记载，只能通过一些晚出的族谱、县志中寻蛛丝马迹：
灶户以吴人居多。相传张士诚久与王师对抗，明太祖怒其顽固，恶其民而迁之，摒弃于滨海，服以世世劳役，藉以侮辱之。（《康熙两淮盐法志》）
境内氏族，土著而外，迁自姑苏者多。（民国《阜宁县志》）
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凌氏谱》）
据曹树基估计（《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洪武年间，苏北共接收移民81.4万，主要来自于张士诚所治旧域百姓，而最大的一支则是来自苏州地区，后世称之“洪武赶散”。
离开繁华的姑苏城，迁居荒芜的江淮，故地从此成梦乡，这些流散苏州故民饱含血泪心酸，只有冀望于梦中回到故土，故有“梦里赴苏”的地方俗语。今苏州阊门立有“寻根碑”。
出生贫苦的朱元璋，对于苏州城中的富户豪民，更有着切齿之恨。借助各种政治案件，枉抄，洗劫江南财富：
当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没于京师，举族谪戍边徼，宅第荡然。（《东村记》）
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杨复吉《梦阑锁事》）
作为天下财富渊薮的苏州无疑首当其冲：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明史》）
虽然各种笔记方志中的沈万三身世讹传难辨，但是沈氏家族遭到籍没流放却是千真万确。类似沈万三家族的案例，还有顾瑛家族。
洗劫豪民，人口大规模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朱元璋死后三五十年后，苏州城依然是一片萧瑟：
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吴宽《匏翁家藏集》）
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吴宽《匏翁家藏集》）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 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王锜《寓圃杂记》）
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城头乌。（《遇史克敬询故园》；此诗作者杨基原为“吴中四杰”之一，曾入幕张士诚，明季入仕之后被弹劾，后亡于役。张吴政权亡，不仅仅是政治事件，亦是文学史事件，明初文学创作不复元季之明媚，而呈肃瑟之气）
“故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刘基《诚意伯文集》）朱元璋对于苏州百姓的报复可远不止于此，“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对于苏州（并松江）施以重赋，使得“吴民世受其患”（陆容《菽园杂记》）：
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明史》）
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十之六。或谓沈万三时，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或又谓张（士诚）王不降（明）之故，（明太祖）欲屠其民，后因加赋而止，皆不可晓。（王士性《广志绎》）
为使其政策执行，还特意派遣酷吏陈宁府苏州，“其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明史》）
虽然朱元璋铁腕治理苏州百姓也曾有过动摇，但是旋即反悔，面对劝阻的臣下，更是找了一个借口，将其处死：
太祖尝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复税之。右正言周衡进曰：“陛下有诏已蠲秋税，天下幸甚，今复征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几，衡告归省假。衡，无锡人，去金陵甚近，与上刻六日后复朝参，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矣。”遂命弃市。（徐祯卿《翦胜野闻》）
或经此事，有所提防，朱元璋意识到后代可能会放弃重赋苏州的政策，于是颁布了一道禁令，让子孙后继，永为恪守：
高皇帝制：直隶苏、松二郡人不得官户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嗣因张士诚负固坚守，苏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没豪家，征租私簿，准作税额，一时增加，有一亩征粮至七斗以上者。于是苏州府共计二百八十余万石，松江府共计一百三十余万石，并著令苏松人不得官户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
这道禁令除了在建文时期短暂废除外，在朱棣篡位后，便一直恪守两百多年，直到崇祯十六年，才由绍兴人倪元璐打破了这道禁令......不过，彼时风雨飘摇，遑顾皇明祖训，凤阳的皇明祖坟亦为闯军刨开多年。
五
苏州郡衙，自来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称国，遂以为宫，颇为壮丽。（杨循吉《吴中故语》）
（魏观）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而徙之，正当伪宫之基......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圻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杨循吉《吴中故语》）
或谮（魏）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明史》）
张士诚王府废基
洪武七年，苏州知府魏观，因迁治所张士诚王府旧基而遭诛，受之牵连的还有江南文坛领袖高启。究其事，的确触动了朱元璋的敏感神经，以其性情，实难赦过宥罪。
苏州作为张士诚“蛟盘之地”，朱元璋加之重赋强徙，自忖不得人心，任何唤醒张士诚统治记忆的举动，于风水而言是聚气谋逆，于皇权而言是启衅招尤。作为统治者，自然对此非常警觉。事实上，这样的警觉也并非无的放矢，有关苏州的私家记载中，的确可以发现一股在野记忆和统治记忆相对抗的形态：
（张士诚）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黄暐《蓬窗类记》）
士诚闻城破，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俘至都下。（杨循吉《吴中故语》）
这两则有关苏州城破时刻的民间记忆，前一则笔记明确了张士诚为全苏州城百姓性命，而放弃抵抗。后一则笔记，虽是提及苏州城破，但是又说张士诚为免犯师迁怒百姓，自甘受辱被擒。此二节，多背于史实。不过，记忆和事实并不能混同，记忆也并不是简单的生理能力，而是一种话语，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背后是民心所向。既然朱元璋不得人心，那么张士诚放弃抵抗的传说，自然广为流传。（这则故事传到民初苏人叙述时，已经完全舍身成仁化了，周宏燧《张吴王传》：“王集城民喻之曰：‘今势急策竭，城破，若曹必无噍类 ，吾将自缚诣军门，以救若曹。’民皆伏地长号，宁固守与王俱死。会司徒李某开城降，王乃驱家人、姬妾悉自经于齐云楼，举火焚之。己亦阖户缢，曰‘吾以谢吴民。’故将赵世雄解之，以一盾荷送明军。吴民咸号哭送，声闻数十里。”）在此过程中，群体性的创作，又衍生出后传情节，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其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而苏州人徐祯卿在其笔记《翦胜野闻》中又更新了故事版本：
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时太傅他出，夫人震骇，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
这则笔记的事发地点，所指虽是南京，但是考虑到作者是苏州人，可能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所嫁接拼凑。
而这则故事的流变，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明末，晋江人何乔远在前说的基础上，又创作再发明了一个“正能量”版：
太祖既有天下，怒苏久不下，故困以重赋。久之，微行过一妪坐，妪榻移时，泛问曰，妪何自曰自苏来，僦廛曰张士诚何如，妪曰，张王乎，轻财好施是德苏。太祖及喜苏人易恩耳，久之赋悉减。（何乔远《名山藏》）
朱元璋居然感动于苏州人对于张士诚的故主情义，而渐免苏州重赋，且不论这有违史实，就何乔远而言，作为著书等身，精通明季朝野掌故的史学家，是当真不知贵太祖那点肺活量吗？但话说回来，虽然这则笔记美化了朱元璋，但还是如实反映了苏州城中的民心所向。
以上被提及的几条笔记，存在关联性，其源头是苏州城内暗流涌动的“讲张”传统。明末钱谦益就记载了苏州城中深厚的张士诚记忆：“余尝过张士诚故宫，废墟残堞，鞠为茂草，有足悲者。及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概。”（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所谓的“讲张”，在今天吴语方言片区中，是“聊天”的意思。为什么“讲张”意同“聊天”，并没有著述记录原委。做一个合理的推测：朱元璋在降伏苏州后，“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下令禁止张士诚治下百姓公开言及张士诚，之后在城中巡查的有司，看到街头上有人在交头接耳的场景后，总会神经兮兮呵斥：“不许讲张”。百姓纵然再怎么感怀张王，也不可能时时挂在嘴边，正常的交流被监视，自然令人反感。日久松弛后，吴中百姓出于逆反心理，遍开始习惯用“讲张”指代聊天。（吴江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吴江方言俚语集成》中，亦持有相同解释）
朱明据鼎之时，人们只能通过窃窃私语的方式“讲张”，但是明清鼎革之后，就不必藏着掖着了，对张士诚讲法，则将其神格化：
吴人爱之，有肖其象而祀之者。（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张王庙在娄门外塘南，祀士诚，又有（张）士信庙在后。（顾震涛《吴门表微》）
“七姬一节”匾，为明长洲令赵沂书
原驸马庙
配张士诚女，称隆安公主，城破自刭于薪桥，吴人怜之，祀为社神。（顾震涛《吴门表微》）
吴中又有驸马庙，殿宇宏敞，岁时赛祭甚盛。（夏荃《退庵笔记》）
以上四条为清季见闻实录，以下三条为民元臆附发明之说。
王没后，江浙民立祠祀王，事为明太祖所知，民乃以金饰王容，托称金容大帝；或赭王容，称朱天大帝。后更称都天，托之于唐将张巡；或称周王，托之晋孝侯周处；亦或称行灾大帝。（周宏燧《琅峰遗稿》）
苏人祀王尤虔，家各立庙，范王兄弟暨太夫人像祀之，岁时水旱，祭祷维谨，而讳之曰五圣，即今所谓五通神也。（周宏燧《琅峰遗稿》）
坟广二十亩，西南向，高冢矗然，无碑碣、翁仲之属，其右有庙祀城隍神。土人谓神即张王，岁以清明日，大合乐飨神。庙中亦无石刻纪其原始，试以质土人，张王何名何代人，佥以张九四对知。（费树蔚《张吴王墓碑》）
烧久思香
时至今日，苏州民间依然热衷于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大街小巷里就会有星星点点的香烛插在地上，俗称“烧久思香”，这里的“久思”就是张士诚“九四”的谐音，“吴俗七月晦日，民间以棒香遍植庭阶，其名称甚俚，实为张王作生日也。”（费树蔚《题甕城碑寄止叟》）
可谓“金容永袭都天号，翻比朱明国祚长。”（周宏燧《张吴纪事诗》）
六
事实上，苏州城中，还有一股类似于“讲张”的政治话语。就是“建文故事”：
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指建文二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洁地，直不取也。（祝允明《野纪》）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建文帝上台之后，任用大量吴越籍贯的官员，改弦更张了朱元璋对于吴越之地的特殊性歧视政策：
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明史》）
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
《致身录》乃吴江史氏伪撰亡随建文事
而在明中后期，建文史实的发明运动中，吴中文人群体便为其重镇。（类似还有为方孝孺等建文逊臣正名的话语运动，不过这些话语角力，是朱氏内部矛盾场，而非朱张的敌我矛盾场，更缓和，也更公开）
苏州城中之所以接二连三会出现和明廷离心离德的思想暗流，其实涉及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国家地缘异质张力矛盾。
自从安史之乱后，关中王气黯然，大量流民迁徙江南一带，江南人口、经济飞速提升，这改变了上古以来东西对峙的主流脉络，自宋以后，变成了南北向的紧张关系。
在著名的宋太祖誓碑传说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善待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之说外，还有一说：“南人不得坐吾此堂。”（潘永因《宋稗类钞》）虽然此说未必可靠，但是在宋仁宗之前，朝堂之上确实排挤南方人：
天圣（仁宗）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