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2017年来调查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现四川泸州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会议时间为1935年2月4日晚至2月5日凌晨，博古交权（印章和文件）时间为2月5日上午出发前。此后，张闻天成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只有扎西会议和石厢子会议，为什么要新造“鸡鸣三省”会议这个概念
“鸡鸣三省”会议绝不是新造。在日常生活中，“鸡鸣三省”是个俗称，通常形容三省交界边区的毗邻行政地理现象，即鸡打鸣三个省都能听到，这其中属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最有名。在党史研究中，周恩来、张闻天等在1943年左右已论及“鸡鸣三省”会议，毛泽东在1962年5月《〈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一文中提到：“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 ‘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1984年8月8日—10日，“中征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简称。在四川叙永召开“落实鸡鸣三省位置座谈会”。可见，“鸡鸣三省”会议的提法早已有之。
在“鸡鸣三省”会议与石厢子会议关系问题上，我们认为二者是同一个会议。石厢子会议是此前部分学者尤其是四川学者对该会议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为“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在“鸡鸣三省”会议与扎西会议关系问题上，我们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扎西会议的前奏。扎西会议不是某一次会议，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扎西境内连续召开的会议总称。
二、为什么要研究清楚“鸡鸣三省”会议地址
“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意义早已取得共识。该会议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实现了中央最高权力的平稳转移，为长征胜利赢得了组织保证。这也是有些读者认为的，“张培森、程中原等老专家们早就研究清楚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会议时间地点等问题上，由于特殊的历史场景、史料的散佚驳杂、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因素，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中征委”1984年8月座谈会的第一条会议结论就是“鸡鸣三省”会议确切位置还未能提出有力的依据。贵州省于2016年开始打造“鸡鸣三省”红色旅游景区（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这种通过旅游方式宣传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推动脱贫攻坚的做法值得点赞，云贵川三省可以共同研究开发“鸡鸣三省”这个大IP。但旅游开发和学术研究要分开，搞清楚历史事实，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尊重，也是对后人的郑重交待。
三、为什么回忆录、证人证言等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此前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研究大多采用文献查阅的方法，其中回忆录或当地居民访谈是重要文献来源。但回忆类材料有很大局限性，由于年代久远，受时代背景、政治背景、所处环境等因素影响，准确性并不高。举个最简单例子，即便是现在，请您准确说出1个月前甚至1周前某天的事情，如不借助手机日程的现代科技辅助，都存在相当难度。胡绳曾以鲁迅“祝贺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电报，到底是否落款茅盾先生名字一事为例，阐述了回忆录的可靠性问题。在对这件事情的回忆上，臧克家的回忆文章《茅盾和我》和茅盾侄女沈楚的回忆文章《忧患见真情》，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记述。胡绳最后说，记述本人亲身经历或见闻的回忆录常常是很有用的甚至很可贵的史料。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的回忆录中作出了不同的记述，这样的情形是颇有前例的。有种种原因可以造成回忆录中的差错。因此，在引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时必须谨慎，往往还需要用其他材料来佐证。（胡绳：《关于回忆录的可靠性》，《瞭望》1996年第38期。）
对证人证言也要谨慎采信。目前论证“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证据大多直接采用老红军或其后人以及当地群众的证言。但由于回忆偏差、时代局限、个人喜好等主客观因素影响，这些证言在接近历史原貌上肯定会大打折扣。对这类证言不能无限放大或与一些事项直接画等号。另外，在访谈过程中也要讲究严肃和严谨，最好不要提前告知采访缘由，尽量避免诱导性提问。
基于这个原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决定重走长征路，尤其是采用徒步方式，以步行速度确证行军时间。在步行速度的调整上，还充分考虑了当年红军和运输队队伍要负重、遇到敌人阻击、路况差等因素，吃饭、休整等时间也完全参考当地习俗采用“一日两餐”，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这次调研结果与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的徒步调查结果一致。1984年10月16日—1985年10月19日，罗开富沿着中央红军的路线、并完全扣合时间地完成了重走长征路。他在川滇黔交界区域步测笔录口访，结合史料认为，周恩来讲到的“鸡鸣三省”庄子，即“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四、云南“花房子说”的最大误区是什么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花房子说”的最大误区是“以今证古”。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研究以自然地理现状为主要依据，并将岔河作为中心点，且几乎成了通行惯例。但如果我们僵化地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一带作为狭义的“鸡鸣三省”，并作为共识的中心点去搜索周边村寨，那么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学界和历史的拷问。而之所以当下众多回忆都与花房子有关，关键原因在于历史上四川境内有块属于云南的“飞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在这次实地调研中发现，现在叙永县观兴镇木瓦房、白泥村一带，即石厢子场镇以西不到5公里（直线距离）处为原云南省威信县（县城在扎西镇）第五区水田乡飞地木瓦房村（包括白泥、后山、龙杠等自然村），1952－1954年（1952年9月14日交接，1954年12月2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行政区划调整后划归四川古蔺县（今叙永县石厢子区域）。直接证据包括：1944年的威信县地图、1950年的古蔺县地图、美军根据抗战时期航测数据绘制的地图，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川滇两省关于区划调整的政府往来公函。这说明，云南威信县过去的“飞地”就是今天四川叙永县的土地（石厢子周边）。换言之，由于“飞地”的存在，当年红军进入石厢子驻扎，往西行约5公里，即可进入当时的云南境内。由于威信县城在扎西镇（1934年9月，设威信县，以扎西为县城，直隶云南省），因此周恩来说“扎西水田鸡鸣三省庄子”也是正确的。
所以，水田寨或者花房子，不仅离四川和贵州都远，即使离传统意义上的岔河也太远，最多牵强地属于广义的“鸡鸣三省”范围。详细论证过程可以阅读调研组成员《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不在水田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6期）一文。
五、贵州“林口迎丰说”的最大缺陷是什么
从研究资料上来看，“林口迎丰说”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第一手档案、电报等权威材料。目前没有任何一份档案材料和电文可以说明中央纵队到过林口。之所以成为一说，是因为邓颖超1979年在全国妇代会时对与会毕节代表的讲话：“林口我知道，当年红军长征时到过你们林口。”但这个讲话也是别人转述的，无任何文字根据。
如果我们按照红军到过林口进行假设性推演，红军中央纵队特别是毛泽东、朱德等人从石厢子经水潦，在岔河渡口渡河，翻山越岭去贵州林口镇开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均不存在。既没有行动的动机，也找不出行动之后的丝毫痕迹。
如果按照个别研究者提出的中央纵队从林口迎丰村到威信石坎子的行军路线推演，即林口迎丰村（2月5日下午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林口镇街上（2月5日晚宿营，2月6日凌晨出发）——林口年丰——镇雄亳都——茶木——威信石坎子（当日下午5时到达）。从行军逻辑、路程距离、路况条件等分析，都基本不可能。
因此，可以判定贵州林口“没必要去”“去不了”“没有去”。具体分析推演过程可以阅读调研组成员《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不在林口——以长征日记为中心的推演》（《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6期）一文。
六、红军中央纵队为什么选择四川石厢子
通过调研组实地考察和资料考据研究，我们认为红军选择在四川石厢子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是基于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做出的理性判断和合理选择。
一是住宿办公条件有保障。“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址是狭义的庄子，而非广义的地理范围。石厢子场镇边上、毗邻赤水河北岸的凤凰山历史上就叫“鸡鸣山”。长久以来，凤凰山上的人们逐渐下山聚居成村，成为了“鸡鸣三省”村。红军长征时期，此聚居区已有70多户人家，可为红军提供物资补充、向导等帮助。红军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万寿宫（有三间房）周围，便于集中开会。
二是时间节点符合决策逻辑。综合分析各种红军电报和红军日记，学界确定了红军中央纵队于1935年2月3日下午（农历甲戌年除夕）进入石厢子，2月4日（乙亥年初一）驻扎石厢子休整一天，2月5日（乙亥年初二）离开石厢子。长征期间，红军基本都是白天行军、晚上开会，且陈伯钧日记反映，王稼祥白天在休息。故推测，开会时间在4日晚上直至5日凌晨。
此外，当年2月行军天气、毛泽东“三个铜板”的故事、龙厚生烈士牺牲处等都为石厢子会址增加了佐证。详细论证可参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调研组论文《“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