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在文艺方面，延安时期同样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高峰期。其中，在音乐方面，一大批红色音乐作品在延安诞生，很多经典歌曲传唱至今。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的未来走向。今年恰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我们应以此为契机，重思延安时期红色音乐的历史生成，探究其中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思想滋养
延安时期是红色革命音乐创作的高峰期，这股创作高峰受到了“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思想滋养，是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即“左联”。“左联”在组织上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左联”成立后，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左翼音乐的创作也日趋活跃。全国各地的左翼音乐家在1932年至1934年，先后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中苏音乐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团体，开展革命音乐的创作活动。这些左翼音乐团体与虽没有参加音乐小组但在思想上靠近“左联”的音乐家贺绿汀、沙梅、冼星海等人，共同形成了一支在思想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队伍。
在作品风格方面，人民群众反感于当时庸俗泛滥的商业性歌舞音乐，呼唤新形式的革命音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30年代中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抗日革命歌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卖报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吕骥作曲的《自由神》以及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作曲家、马克思主义音乐理论家吕骥曾将这一时期的左翼音乐创作总结为“新音乐运动”。
1936年初，为了适应建立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左联”在同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迫斗争了6年后解散，但是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音乐创作的新时期，在阶级立场、风格范式等方面，为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联”中的很多干将后来前往延安，成为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主力军。
不过，“左联”时期的文艺仍有其局限性，如一些作品中还保留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革命的实践等。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真正完成文艺创作观念革命化的思想改造，则是在延安时期。
“鲁艺”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双重促进
随着党中央抵达陕北、“左联”解散和全面抗战的爆发，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在1936年至1941年陆续来到延安（其中以1937年至1938年最为集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从国统区、沦陷区奔赴延安的左翼音乐家包括：1937年到延安的吕骥、1938年到延安的冼星海、1941年到延安的张寒晖以及1943年到延安的贺绿汀等。众多音乐工作者在延安集聚，先后形成了一些革命音乐组织。
1936年11月底，在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的倡议下，中国文艺协会在陕西保安县（现志丹县）成立，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1938年，党为了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鲁艺培养了一批红色音乐家，如马可、刘炽、安波、郑律成、李焕之等，都成为延安红色音乐创作的主力军。此外，延安合唱团、陕甘宁边区音乐救亡协会等音乐组织，也为普及红色音乐、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但是在一些涉及创作的根本观念、立场等重大问题上，仍存在思想上的分歧。为此，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了三次座谈会，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始和结束环节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在1943年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讲话》系统回答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以及“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文艺创作、音乐创作服务于人民，具体到延安时期，则表现为服务于工农兵。然而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还不够，就像《讲话》中谈到的，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后，就需要进入到“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讲话》对文艺创作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明，体现了革命的辩证法精神。
既是人民的也是革命的
总的来说，在以“鲁艺”音乐系为主的人才保障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一大批优秀的、贴近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在延安涌现，主要包括革命歌曲《南泥湾》《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五四纪念歌》等、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吕梁山大合唱》等、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以及民族歌剧《白毛女》等。延安时期的红色音乐作品体裁多样、风格鲜明。从整体艺术特征上看，普遍具有突出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其一是人民大众性。不同于此前的左翼音乐，延安时期的红色音乐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人民性、大众性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例如，作曲家冼星海在1929年就发表《普遍的音乐》，提出“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对人民大众的深情，为冼星海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激情。到延安后，冼星海更加明确了音乐是唱给人民的、是给人民唱的创作观，完成了从“普遍的音乐”向“人民的音乐”的跨越。冼星海在延安的时间不长，却是他艺术创作生涯的巅峰期，就在于他从延安开始，真正将自己融入了人民。
其二是革命斗争性。从人民的、大众的，再到斗争的、革命的，本质上体现的是艺术创作者主体阶级意识的上升，这在延安时期的红色音乐上有着鲜明的体现。《讲话》中所提及的“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在延安时期主要有三个方向：前期以团结全民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任务；中后期以号召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主要任务；末期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压迫为主要任务。三个主要革命任务彼此联系，互有交叠，也分别有相应的优秀红色音乐作品：当斗争对象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时，《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集中涌现；当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封锁和物质匮乏时，《生产大合唱》《南泥湾》《兄妹开荒》等作品百花齐放；当斗争的主要对象指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时，不朽的歌剧《白毛女》诞生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延安时期涌现的一大批优秀红色音乐作品，不仅反映了自左翼文化运动以来党对文艺工作的成功领导，也体现了一代杰出的革命音乐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认识、接受到自觉运用的历史过程。重思延安红色音乐的历史生成与艺术特征，弘扬其中宝贵的革命精神，将有助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更好地守正创新，创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