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东方网联合主办的上海社科界“四史讲堂”第十期，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探索与追求”为题，回顾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在张学良教授看来，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根植于江南传统，从全球范围的大历史时空看，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可以理解是一种复兴，或者是一种回归。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空间演化逻辑。
但他也提醒，虽然目前长三角区域的经济总量能排到全球第五，但我们在质上依然与全球顶尖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一个城市群要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光有经济的增长还不够，还要考虑文化和文明的因素。
“（如果长三角地区）超越传统江南文化形成新时代文化，为全球贡献一个新的文明，这样即使GDP增长小一点，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也会得到全球认可。”张学良教授谈道。
张学良教授表示，我们要看到和西方先进城市群的差距，但同时也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长三角已经取得的一定成就，同时也来自良好的营商环境，务实的干部文化，以及“四轮驱动”下有质有量的高速增长。
“四史讲堂”现场
长三角一体化根植于江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顾历史，张学良教授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早有雏形，并非横空出世、一蹴而就。
张学良教授认为，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一段时间，全球有一个区域最像城市群，那就是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所在的江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商业文明最为繁荣、城市化率最高、对外开放最为活跃的地区。
“江南，我认为是一张名片，一个符号，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地理符号，我个人觉得江南这个地理符号是不可复制的，它就是美好的代名词。”
自唐代以来，江南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发展到王朝时期的顶峰，形成了以大运河为纽带，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地理格局。
在张学良教授看来，今日长三角区域如此发达，各个城市之间关系如此融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他将自魏晋至近代以来的长三角地区划分为“江河江湖海”五个时代，即魏晋时代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时代，隋唐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的运河时代，南宋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钱塘江时代，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时代，以及1843年开埠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洋时代。
“五个时代，五座城市，每座城市都曾经做过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今天各个城市互相之间没有一种仰视的态度，因为这些城市曾经在历史上都做过江南或者长三角的核心，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区域并不普遍。”张学良教授认为，江南各个时代的城市体系，为今天长三角的城市格局埋下伏笔，历史上的江南地区正是在五个城市的引领下，形成了各个时期中国最为密集的城市网络。
新中国成立之后，沪、苏、浙、皖等地被纳入到华东局大行政区。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六五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地区协作”以及“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
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正式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明确“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成立经济区。
“所以今天谈上海大都市圈，如果从历史维度找一些依据的话，1982年上海经济区就是一个重要依据。”
此后，上海经济区很快扩展为苏沪浙皖，涵盖三省一市。1988年6月1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被撤销，由国家层面推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规划和发展告一段落。但撤销之后出于区域协作发展的需要，又在两个方向上产生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平台，即长三角城市协调会和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协调会，这两个平台都是地方自主形成的合作平台。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长三角各地在这个时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联合，主要表现为“一配两补”——乡镇企业当配角，做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有益补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苏南的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上海对周边的辐射成为现实。
1990年代初，长三角各地经济协同发展成为各地政府的共同期待。1992年，由上海牵头，南京、杭州协助，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开始举办，涵盖长三角14个主要城市。1997年，主任联席会议又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时至今日，长三角区域协作和合作已经形成非常成型的体系架构。第一个体系是政府引导的洽谈平台，一个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目前已经扩大为41个城市；另一个是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开始于2005年，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期推进。第二个体系是以民间为主的其他层面的合作平台，比如长三角企业家座谈会等，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我们可以看到，在长三角区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省级决策层次、市级协调层次、部门执行层次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嵌套民间层面自发形成的其他沟通机制，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管委会等创新型机构， 使得长江三角洲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可以说，长江三角洲现已形成‘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跨省域毗邻区协同发展格局，经济实力越强的城市越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副会长张学良
长三角地区2019年经济总量全球第五，与德国相当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于长三角地区发展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那么，时至今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位置呢？
“如果将长三角看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2019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是3.4万亿美元，可以排到全球前五位，与德国、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江苏省GDP是1.4万亿美元，和澳大利亚相当。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合计GDP高达1.6万亿美元，与韩国、西班牙经济总量相当，全球排名13位。”
通过大数据方法，张学良教授团队把长三角41个城市两两之间的联系进行刻画描述，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间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前十对城市为：上海和苏州、上海和杭州、上海和南京、上海和嘉兴、杭州和宁波、上海和宁波、上海和常州、上海和南通、宁波和舟山、上海和无锡。我们发现，上海是名符其实的中心城市，前十对城市中除了宁波和舟山、杭州和宁波两对之外，其他八对都与上海相关、大家都愿意与上海“交朋友”。
“基于上市公司总部与企业分支机构数据，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城市，上海在长江三角洲资源配置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作用较为突出。基于百度指数交互搜索数据，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排名也处于前列，融入长江三角洲整体发展的程度较高，在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专利申请数据，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城市间专利联合申请活跃，区域创新共同体雏形初现，G60科创走廊成效初显，特别是在上海大都市圈内部，各城市联合申请专利更加频繁，企业联合创新优势明显。”
从长三角一体化的现状来看，张学良教授表示，“总书记说，长三角地区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一体化的区域之一，也最有条件实现现代化的区域之一，我们从大数据的表征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长江三角洲地区确实可以寄予厚望。”
长三角的兴起是历史的回归，但是不能光看GDP
工业革命首先从欧洲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随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形成了欧洲西北部城市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洲，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形成了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即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与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崛起，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群。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应该最早是从中国的江南地区，转向欧洲的两大城市群，再转向美洲的两大城市群，又回到了东亚和中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从长周期看，至少从公元1200年前后到鸦片战争前的这600年的时间里，长江三角洲所在的中国江南地区，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区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所以长三角地区走向巅峰，走向未来，我们是有信心的。”
但是，张学良教授也提醒我们依然要正视差距。
首先是经济总量，长三角经济总量全球可以排到第5，但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人口占全国比重是远远低于其他几大世界级城市群的。
而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差距更大。劳均产出方面，长三角地区是2万美元，西方先进地区城市群都在10万美元左右；人均GDP方面，长三角是1.4万美元，西方先进城市群则高达5万美元左右。
“要看到和西方先进城市群的差距，同时也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长三角已经取得的一定成就，同时也来自良好的营商环境，务实的干部文化，以及“四轮驱动”下有质有量的高速增长”
与过去40年相比，未来长三角的经济增长，除了高速增长以外，还要有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创新、劳动力、资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文明等的驱动。尤其是文化与文明这个驱动力，一个城市群要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光有GDP是不行的，还要有文化和文明的支撑。如果长三角地区超越传统江南文化形成新时代文化，为全球贡献一个新的文明，那么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也会得到全球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