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尽管“非遗”在媒体上是一个高频词，但不少老百姓还是觉得“非遗”离自己很遥远。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询问50位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成年人，请他们说出本省市5个以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几乎没有一人能够全部说出来。问他们保护“非遗”的意义，回答最多的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毁了”。如果说这代表了普遍观点，那么我们的“非遗”传承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如何理解“非遗”价值
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质、气质禀性，常常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记录下来、流传后人
具体到长三角地区，经过十多年的普查，有关部门在“非遗”的抢救、保护、传承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少人问津、不断消亡的境况。但要探究“非遗”在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有怎样的存在价值，很多人还是认为申遗、保护非遗，不过是政府态度、政府行为。其实一个地区的文化事象，集中反映了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心理等精神形态，而这些精神形态又由该地区的经济生产、地理环境等因素所决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经历岁月打磨而传之久远的“非遗”就成了地域文化的精华，成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符号。
以中国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与白蛇传）为例，其实都与长三角有关。牛郎织女后来嬗变为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而董永的家乡有一说是江苏东台人。董永传说的核心是，织女出于对一个劳动青年孝亲品质的感动，而不顾自己为天帝孙女的身份，毅然下嫁给他。这一情节，也是给历代劳动人民精神安慰和美好想象最多的地方。孟姜女的传说，虽然遍布全国许多地方，但明清时期大部分戏剧与唱本都说孟姜女是华亭县人，也就是上海人，她所过的第一个关卡是苏州的浒墅关。孟姜女这一传说，主要表现了普通民众对暴政造成家室不能团圆的悲惨结局的强烈不满。哭倒长城的情节，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弱女子反抗暴君的胜利。梁祝二人籍贯异议不多，多数人认同上虞、会稽说。千百年来，人们感动于二人在强大的封建礼教的压力下，对爱情至死不渝。《白蛇传》的故事发生在杭州、苏州和镇江，白素贞虽然是蛇精，但是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与不畏邪恶势力的精神，受到世人景仰。其他如流传太湖流域的长篇叙事民歌《五姑娘》、徐文长的传说、四大才子的传说、高机与吴三春，等等，也都表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
不仅仅是民间传说，其他形式的“非遗”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舞龙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但就密度和品种来说，没有哪一个地方超过长三角。仅浙江一省就有奉化布龙、长兴百叶龙等十多种。龙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本是主宰人们命运的庞然大物，它控制着农业赖以生存的雨量。倘若它对人类有不满之心，或让大地龟裂，颗粒无收；或降雨成灾，洪水泛滥。可是，在舞龙之时，龙为人所控制，要它向东就向东，要它向西就向西。此时，不论是舞龙人还是观龙者，都会生出一种无所畏惧的亢奋情绪。可以这样说，热爱舞龙活动，本身就是长三角地区老百姓自由、平等意识的体现。
而这种意识，与长三角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商品经济发达有关。先秦之前，在奉行礼教文化的中原之士看来，这里是“化外之地”。虽然后来中原文化南下，但南方人那种不愿受束缚的天性还是不时地流露出来。南朝时的吴地，年轻男女在深夜时分还在卿卿我我，低吟着《子夜歌》等情歌。唐末后，国家的经济重心渐渐南移，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南方市镇不断崛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冲破重重阻碍、顽强生长。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市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勇敢地与朝廷派来的税监、缇骑作生死搏斗。在清兵南下，强制推行满族剃发的头型时，许多江南士人情愿留发不留头。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质、气质禀性，常常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记录下来、流传后人。当然，因为地区的特殊性，长三角在“非遗”保护方面也同样面临着困境。首先，从文化品性来说，长三角属于“海派文化”区域，受欧美文化影响颇深。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既接纳外来优秀文化，又能让传统文化之树永葆长青？其次，作为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较快，城镇人口早已超过了农村人口，而且农村人口还在不断地向城镇迁徙。以乡村、农业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与现代城市文化顺利对接？再者，作为历史上移民较多的区域，上海就不用说了，即便在苏浙许多城镇，2/3的人口已经是非本地户籍人口。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一个新的区域文化？上述三大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能让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语境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也将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性作用。
长三角的“非遗”特色
无论是物质的商品还是艺术的商品，长期定于一格，绝对走不远。任何艺术，都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地变革、创新
人们常夸赞长三角地区 “非遗”事象的雅致、柔美、精细，事实确实如此。昆曲的“水磨调”唱起来“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枳粒?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江南丝竹，由二胡、扬琴、琵琶、三弦、秦琴、笛、箫等丝竹类乐器组成，旋律抒情优美，风格清新流畅。名闻天下的顾绣是由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家族的女性眷属所创造、发展和传播的。其绣品使用的线细逾发丝，针刺纤细如毫毛，配色精妙。一幅绣品往往要耗时数月才能完成，所绣山水、人物、花鸟精细无比、栩栩如生，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推崇。明代松江画派代表人物董其昌对顾绣极为赞赏，称它“精工夺巧，同侪不能望其项背……人巧极天工，错奇矣”。
由这三个项目，就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非遗”的精美程度。而这种精美绝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昆曲艺人从拜师学艺到登台演出，需要五年时间；从登台到演唱技艺精熟，还要五年时间。江南丝竹中的乐器，不论是管还是弦，若要能参加和声演奏，没有三年时间的练习是绝无可能的；要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的风格，智力非常者，还要再花上十年左右的时间。顾绣能成天下一绝，更是用顾家几代女眷的心血换来的。只有富庶的江南才会出现不计时间、不计工本去专心致志学习一门艺术的现象。在明代，江南富户不可计数，不要说苏州、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了，就是一般的集镇，亦是商贸活跃、市面繁华。
而人在积聚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可以用工雇人，不必亲自劳作，更不需要披星戴月的辛苦，于是便成了有闲阶层中的人。而人在有闲之后，就会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玩”艺术自然是既体面又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长三角地区的文艺事象，有许多就是由有钱又有闲的人“玩”出来的，而且玩到几乎完美的境界。即使是小户人家，也是不急着拿艺术、手艺去卖钱，而是耐心地培养孩子慢慢夯实基础，以便日后练出一门绝活。与其他地方相比，长三角地区的“非遗”有着富庶地区特有的从容和精致。
再看今天的上海人，特别喜欢在自己的 “非遗”名称前加上一个“海派”的定语，如海派魔术、海派灯彩、海派杂技、海派玉雕、海派国画、海派木偶戏。同为京剧，我们也有自己的海派京剧。其实什么是海派呢？以我的理解，就是从众、开放、包容、创新。一言以蔽之，与时俱进。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衡量，不仅上海的传统文艺是这样，整个长三角地区因受海派文化的影响与辐射，大致也是如此。
我们先以上海的“非遗”事象为例。人们所熟悉的月份牌年画真正是海派文化的产物。在功能上，它近似于传统的年画，但其内容既不是天神地?，也不是戏曲人物，而是都市的时尚女性。在创作手法上，它开始用的是中国传统工笔淡彩或重彩手法，很快便改为细腻写实的西洋擦笔水彩手法，画出来既有水彩画的效果，更有油画的立体感和明丽色彩。问世之后，立即风靡全国上下。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公共场所，月份牌年画真是处处可见。
还有流传于长三角地区的滩簧，它的发展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它本是常锡地方的一种曲艺，至少在乾隆年间就有人以此卖艺。开始的形式很杂，有的仅为歌唱，有的则不唱，两人捧哏逗哏，相当于相声。后来受评弹的影响，说唱长篇故事，并将人物分成生、旦、净、末、丑几个行当，五六个艺人各扮一个角色，叙述体和代言体混合使用，但仍然是坐唱。随着影响的扩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滩簧开始逐渐向东向南流布。于是，到苏州的，和当地的方言土语、民歌小调、本地故事相结合，加上受昆曲影响，后来嬗变为苏滩；到上海郊区农村的，演变成本滩；向南的，则变成了湖滩、杭滩、绍兴滩簧、余姚滩簧、宁波滩簧、台州滩簧、温州滩簧等。到了上世纪初，锡滩、苏滩、宁波滩簧和上海农村的本滩，进入了上海市内，又主动向京剧、话剧等成熟艺术学习，以市民的审美趣味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很快，它由坐唱改为舞台化妆演唱，将唱本中的长篇故事如 《珍珠塔》、《双珠凤》、《玉蜻蜓》、《白蛇传》、《孟丽君》等搬上了舞台，有的滩簧还改编新上演的中外电影、话剧剧目。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就由曲艺发展成能在上海滩与京剧等一较高下的剧种。
长三角地区同属海派文化区域，其众多的“非遗”事象有着共同的特色。“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质，无疑与这一地区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有关。为了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