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150年前的1873年1月17日，洋泾浜永安街（今中山南二路，近新开河南路）人头攒动，官员、绅商、洋行商人……许多人都聚集在这里。
这是轮船招商局最初的地址。这天，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开张。
大门口，一面大清官船专用三角龙旗和一面招商局双鱼旗在凛冽的风中庄严飘扬。后者为明黄底色，两条游弋相视的蓝色鲢鱼，寓意招商局轮船在江海航运中如鱼凭跃，年年富余。它是总理衙门特准使用的行业性旗帜。
正是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作为民族企业先行者，率先冲破了闭锁中国与世界联通的孤岛，尝试破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难题。
木帆船不敌洋火轮
1872年末，清政府在李鸿章的《试办招商轮船折》上画押，“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创立。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民族企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了。它对中国近代航运业和民族企业制度建设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长江宽阔，穿梭的巨轮如过江之鲫，汽笛声、马达声此起彼伏。旗昌、怡和、太古，飘着列强国旗的轮船接连不断，巨轮在浩瀚江面上劈出一波又一波白浪。相比之下，昔日这里中国沙船帆樯如林的景象，却越来越变得桅杆倾倒。这是让李鸿章看在眼里、忧愁在心的场景。
尽管朝廷要保民族产业，但轮船对帆船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李鸿章在上海多年，早就意识到中国已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国轮船不仅“船坚”，容量大、航速快，还有保险相伴，一旦发生意外可获赔偿。与之相比，沙船的“龟速”和遇险自扛只有甘拜下风的份了。当时的《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
（图：方志上海）尽管李鸿章绞尽脑汁，要求朝廷让沙船专营牛庄、登州的豆石运输，禁止洋船参与，但又能维持多久？朝廷屈从列强压力，莫衷一是，拿不出办法，华商只能自谋出路，最直接的就是入股外国轮船公司。更有“胆大妄为”的华商租赁外国轮船，挂上外国旗帜，借此逃避厘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创办时为100万两白银资金，华资占了六七成股本。后来创立的扬子保险公司，在保险、轮船两公司的140万两白银资本中，旗昌仅投了区区6万两白银，其余投资来源于华商。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与洋商的结合更使“华商避捐，洋商得利”，买单的却是中国国库。
李鸿章呼吁禁止洋船承运豆石，看似保护沙船，真意是阻止利权外溢。他坦陈，各国通商以来，大清沿海沿江之利尽为洋轮所得。航运、造船是国家利权所在。倘若我们有自己的轮船在长江上跑，就可与洋人争利，“充我国库，益我民生，使我内江外海之利益，不再为洋轮独占”。所以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轮船公司，与洋人设擂竞争。这个现在看来十分浅显的道理在当时要谋求共识，何其难也。
在航运这条线上，中国与外国资本的较量多么迫切。轮船招商是对民族航运江河日下、几近衰亡的现实作出的应对。
（图：方志上海）永安街扬起双鱼旗
谁来执掌招商局，有人已进入李鸿章的考察之中。他就是出身浦东高桥沙船世家的大实业家朱其昂。他时任浙江漕运局总办，承办海运、轮船生意十余年，熟悉南北各口岸，又有与美国人合办洋行的经验。而且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设有银票号，跟富商大户保持金融业务往来，可谓南北亨通，中外皆晓，为官为商，实力人脉均为难得。这也是高桥“沙船之乡”的实力传承。
李鸿章决定把轮船招商公局的开锣戏交给朱其昂。继曾开拓漕粮海运的张瑄之后将近600年，上海再次担起了关乎国运的航运重任。
朱其昂铆足了劲，在自家的“广昌号”设立招商局筹备处，奔走于机器制造局和上海府衙，并亲自设计局旗，寻找开局地点。在他草拟的《轮船招商局节略并各项条程》中，确定招商局的性质为“官商合办”，这符合李鸿章最初的思路。但朱其昂到任后发现，江南制造局没有可领用的轮船，以固定资产投资充作官股的“官商合办”成了一句空话。李鸿章不得已将“官商合办”改成“官督商办”。朱其昂成为轮船招商公局首任CEO。
不日，从英国购买的“伊敦号”轮船驶抵上海，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其他船只也陆续起航，从大洋彼岸鼓浪而来。招商局旗下，拥有了伊敦、永清、福星、利运等四艘轮船。
“伊敦号”（资料图）1873年1月，“伊敦号”从上海首航香港，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7月，开辟到天津、镇江、九江、汉口的长江航线。8月初，“伊敦”轮首航日本神户、长崎，开辟了中国至日本的第一条远洋商业航线。年底，航线远至南洋吕宋等地。随后远航英国、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招商局四艘轮船组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业船队，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终于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然而，招商局运转得并不顺利。朱其昂虽然苦心经营，但半年过去后招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他四处奔走，商人们都客气恭听，却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朱其昂的经营能力备受质疑。
打破外轮垄断格局
幕僚建议李鸿章把视线转向财力雄厚且思路开阔的粤商。朱其昂和盛宣怀也提到了一个人——有“上海滩第一买办”之称的唐廷枢。
唐廷枢是闻名上海的怡和洋行总买办。他的主业是船舶代理业务，还是公正、北清两家轮船公司华董，并与怡和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兼任襄理。其个人投资6艘轮船行驶在沪津、沪汉、沪宁航线，领衔行业的能力和财富集聚度使他在华商中处于“置顶”地位。
尽管身为行业翘楚，收入可观，唐廷枢却有难言的孤独。即使他业绩再好，端的也是洋人的饭碗，自己的国家却积弱更重。他对诞生不久的招商局的软肋和潜在优势也有十分清醒的见识。面对李鸿章抛过来的“橄榄枝”，他接过来了。朱其昂虚怀若谷，主动辞去总办之职，李鸿章将他留任会办，负责漕运和官务。
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41岁的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在唐廷枢的主持下，重订招商局“局规”及《章程》，“轮船招商公局”更名为“轮船招商总局”。一字之变，彰显了招商局的商业定位。唐廷枢新招迭出，开局第一年的年度结算报告显示，净利润八万余两白银，利润率40%，开门红。
外滩九号（图：招商局 官网）招商局在与外国航运垄断中国江海航运权的竞争中迂回发展。它要同时面对旗昌、怡和、太古等美英老牌航运企业的挤压，它们联手在长江、北洋、南洋各航线压价，从招商局手中夺走客货。招商局顶住压力，在夹缝中寻找机遇。到1876年，招商局资本总额达396万余两白银，船舶总吨位已相当于开业初的5.1倍，船舶总数远超太古、怡和，仅比旗昌少一艘。
旗昌是长江航运老大，1870年起，旗昌洋行经营发生困难，开始收缩投资和变卖资产。旗昌节节败退之际，招商局再出大招，加派“江宽”轮开航长江，旗昌无力招架之下被迫歇业。
1877年1月初，招商局以220万两白银的总价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属全部轮船和码头仓栈，及位于外滩九号的办公大楼（今上海中山东一路九号的轮船招商局旧址）。当天的《申报》刊登双方正式签署旗昌资产整体转归招商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