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渔退捕后，棠荫岛上大部分人都外出务工，岛上居民的房屋大门紧闭。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禁渔之后，棠荫岛的渔民段训巧时常会做这样的梦——鄱阳湖上，一艘锈红色的渔船行进着，他站在船头，双手扶着船杆，妻子在船尾抛下虾笼。柴油机一路轰鸣，墨绿色虾笼接连没入水中。
“梦到打鱼开心啊！”
说这话的时候，47岁的段训巧正在都昌县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身迷彩色长外套，戴着黄色的安全帽，黝黑的脸上常带着笑。
段训巧还没完全适应这份新工作。他负责把四处散落的木板、钢筋捡起，搬到一处，日工资170元。朝九晚五的工作让段训巧觉得很不习惯，“以前打鱼，干得好的话一年能赚十几万元，干半年歇半年，现在这工作比较累，赚的又少。”
在段训巧的前半生中，从未想到要离开棠荫岛。他12岁跟父母上渔船，20岁结婚后拥有了自己的渔船，同妻子一起捕鱼，儿子段细波也生在船上。段训巧以前的想法是，一辈子都在湖上打鱼，直到没有力气无法上船，就在岛上带孙子。
禁渔打乱了他的规划。
在湖上呆了30多年的渔民正在工厂打零工，他们很难找到技术工种。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上岸后，段训巧的第一份工作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找到。他曾问过自家小区是否招保安，当得知月工资1000多元时，又去附近工业园打听要不要人。工厂得知他的年龄后，摆了摆手。“像我们没文化、没技术，年纪又大，出去没人要。”段训巧说，“（建筑工地）这份工作还是托人找关系才进去的。”
“之前我们村还有个60多岁的渔民托关系想进来，结果人家嫌他年纪大，没有要。”段训巧说，岛上还有很多渔民，至今没有找到工作。
段训巧一家算“幸运”。他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酒店里洗碗；大儿子段文波是岛上少有的大学生，在朋友推荐下进了保险公司当业务员；段文波的岳父去了机械厂，还为此特意买了辆电动车，这个开了30多年船的老渔民，骑车上班的第一天就摔倒了，至今都骑得摇摇晃晃。
禁渔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渔民离开棠荫岛。
距小岛最近的都昌县城，成为大多数渔民外出务工的首选。他们如今散落在县城各个角落。在棠荫村主任段助利的登记薄上，渔民近去九江、上饶，远奔深圳、江苏、上海。
“（都是）闭着眼睛往外跑。”段助利说，“他们又没手艺，也没有认识的人，就这么出去。有些人没找到工作，花了几千元路费又回来了。”
50岁的渔民段义根找了一圈工作后未果，又重新回到了岛上。“村里招人清理地笼，都是我们以前放在岸边的。”这是他三个月以来找到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将渔民养家糊口的地笼捞起来、埋掉，一天200元，午餐是一袋方便面。
2020年11月3日，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称，此次退捕渔民中，有一半超过50岁，有80％的学历在初中以下，转产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我们岛上是‘三无’，没土地、没文化、没关系，世世代代都打鱼，除了打鱼没有其他技能。”段助利告诉《财经》记者，按照当地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当地会为退铺渔民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免费技能培训”“低保保障”“交通补助”“创业担保贷款”等等。
段助利记得，禁渔以来，棠荫岛所在的周溪镇政府和都昌县政府组织了多次招聘会，给渔民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但是一些渔民并不愿意去。“这些工作的月薪大都在2000多元，渔民们觉得工资太低。”
段助利也理解渔民，以前棠荫岛上渔民的平均年收入在15万元至20万元，岛上的人基本很少外出打工。“我们80后基本上都在打鱼，如果没有禁渔，90后大部分也都在打鱼。有些人虽然出去打工了，打鱼的时候会回来帮忙，打工挣的钱还没有打鱼一天多。”
上岸后，段助利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挣不到8万元，基本无法生存。“岛上70％的人都在县城买了房，拿我自己来说，房贷每年就要三四万元，再加上两个小孩的学费等，最少也要8万元。”
由于自己是村主任，段助利没法外出打工，他和五户渔民凑了160多万元，合伙办了一个300亩的龙虾养殖基地，取名“都昌县棠荫养殖专业合作社”。
“这是政府资助的项目，土地是政府流转的，基础设施也都是政府拿钱。”合作社成立之前，段助利也和渔民们说过多次，大多数渔民们还是不愿意参与。
“没得养殖经验，也怕亏啊，以前亏了没事，打一年鱼就回来了，现在不行啊。”他无奈地笑了笑，“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禁捕
长江禁渔计议已久。
从2002年起，鄱阳湖开始实行全湖范围春季禁渔制度。在每年3月20日12点－6月20日12点的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但是，专家们发现这三个月的禁渔，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大趋势。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首次提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十年的建议。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禁渔十年，给鱼类充足的繁衍时间。
禁渔十年的呼声越来越多，但那几年，渔民很少知悉那些信息，在那座四面环湖的岛上，渔民照旧水涨打鱼、水退晒网。只是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他们也明显感受到，鄱阳湖里采砂船变多了，水浑了，鱼也少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曾对鄱阳湖鱼类进行普查，当时达到了158种，但到2008年，鱼类只有122种，数十年间减少了36种。白鳍豚、鲥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的产量也越来越少，而且鱼龄越来越小。
捕鱼越来越难。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捕虾成为棠荫村渔民的首选。段训巧也花了3万多元买了第一条电船，开始捕虾。十多年来，龙虾的价格从每斤7元涨到20多元。每逢打鱼时节，鱼贩子会从渔民处收购一筐筐龙虾，送往全国各地。
2015年，原本在珠海打工的段文波也回到了岛上，成为渔民。
“一年在外面挣不到几万元，开销也大，回来之后一年好歹有个十几万元。”段文波说起当年回来做渔民，并不后悔，不少像他一样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岛上。只是他没想到，五年之后，他们的身份再次改变。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棠荫岛上还在为“开湖”做准备的渔民们，感觉风向变了。
2019年8月20日，江西省发布鄱阳湖重点水域从2021年1月1日0时起的禁捕退捕的通告。段义根记得，那阵子他正在湖上捕虾，上岸后才听说这个消息，但他并没有太惊讶。“这几年一直有人说要禁渔，新闻也在播。”
秋去冬来，段义根和往年一样，枯水期便上了岸，在家修渔网、打麻将，或是去岛上唯一的庙宇里拜佛，祈祷明年“开湖”一切顺利。但他没想到，禁渔会提前到来。
2019年12月31日，江西省政府发布通知，2020年1月1日0时起，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鄱阳湖区域也同步实行全面禁捕。
村主任段助利觉得，最“难熬”的就是交船前的那70多天。
2020年3月中旬，棠荫村开了第一场关于“禁渔”的会议，被渔民形容为“一场开得乱七八糟的会议”。村干部传达上级文件，通知渔民开始禁捕，回收渔具。禁渔来得比预期要快，渔民不知所措，有人质问“怎么提前了”，有人迫切地想知道补偿政策。
“当时的政策，村民多少都有听说，没太多补贴，就没人同意，开了无数次会，老百姓根本不听。”段助利说，那段时间他很无奈。“晚上还要加班，因为6月份要交船，必须要干完前期摸底工作。”
段助利介绍，渔民分为三类，有证、兼业以及无证。“前期为渔民建档立卡，要填写包括拥有耕地、捕捞区域、渔船、网具的数量等情况。”
段助利接任村主任不足两年。小时候，他是在岛上吃“百家饭”长大的，和岛民关系融洽。但禁渔以来，很多事情变了。“村里人都指着我骂，家里人也骂，喊我不要干（村主任）了，说家里祖宗十八代都被人家骂了。”
段助利记得，2020年4月的一天，这是他和渔民约好量船的日子。一天上午，评估公司、渔政局、镇政府都派人上岛。量船的时候，需要核定渔民的证件，以及拍照存档。但刚量完两条船，渔民已经一哄而散。段助利挨个给渔民打电话，却没人理会。他在村里的微信群发通知，收到的回复多是骂他的话。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坐在岸边。天空飘着小雨，他看着熟悉无比的鄱阳湖，心里一下子感到委屈，“太难了，做不下去。”
“我们从老祖宗开始就打鱼，突然叫我们别打鱼了，我干嘛去，我饭都没得吃。”段助利明白渔民的愤怒与无奈。
段助利自己也是个渔民。他8岁就跟着父亲上船，12岁学会开船。他听爷爷说，过去用竹竿往湖里一捅，鱼会翻着白肚蹦出湖面。老辈渔民有一句话叫“势管青山力管湖”，在湖上因抢占水域打架是家常便饭，这里有岸上人无法明白的“江湖”。
“筷子是船，碗是鄱阳湖，现在都没了。”段助利说，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夹心饼干”，“上面压我，下面挤着我，两头不是人。”
那段时间，每次去省里、县里开会，段助利都在会上说着渔民的难处，希望针对渔民帮扶力度大一点，回来再千方百计让渔民交船。他先是找到自己的亲戚，告诉他们必须先带头交船，支持他的工作，后又去找了几个比较豪横的渔民，“我就来硬的，给他们说现在不交船，以后再交就没有补贴，后来他们也就带头签了。”
最终，渔民们还是在交船协议上签了字。2020年5月25日，棠荫岛的98条小木船被永远地葬在了岛上。
那天，挖掘机在原本村民们堆积杂草的地方，挖出了一个10余米深的土坑，5米长、5米宽。每条小木船需要先“净身”，由专人拆下木船上的柴油机；然后挖掘机会抬起它的巨爪，砸向木船，再把它破碎的身躯扔到坑里。
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拍照，围观的渔民也在拍照。渔民段义根交完船也站在人群里，他没有掏出手机，只是在心里默数，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砸碎一条木船，挖掘机的铁斗要砸十几下，甚至砸二十几下。
他听见有人在抽泣，有人说着“以后怎么办”，段义根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挤出人群，一个人回家了。他的妻子没和他一起来，因为不想眼睁睁看自家船被毁掉。回家的路上，他碰到了熟悉的渔民问他“船打完没”，他只回了一句“快打完了吧”。
他没看到那些船的残肢被挖掘机钩起的黄土掩埋的一幕，只是后来收到1.2万元补偿款——那是他交船所得。
棠荫岛村主任段助利登记的每户渔民的渔船补贴。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渔民家中贴着退补渔民转产就业政策。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2020年5月26日，段义根独自带着剩下的两条渔船和800个虾笼，去都昌县的一个码头交船。
按照《江西省重点水域禁捕退捕船网工具回收处置指导意见》，渔船按功能分生产船和辅助船，渔船按船体材质、船长和造价（含动力设备），分档折旧计价估值，并设置最高和最低限价。最高限价按造价80％实行；最低限价按造价30％实行。限价内按船龄两年一档就高折旧计价估值。而网具按市场销售价的70％折价估值，最高限价8000元。
段助利介绍，按照都昌县的政策，渔民的船只分为两类，主船最多赔偿3.36万元，其他的辅助船一条最多赔偿2.7万元，根据渔船建造时间分为不同档次，而渔具最高赔偿8000元。段义根的一条主船赔偿了3.36万元，另一条铁船1.12万元，而800个虾笼则按10元一斤（个）的价格，补偿了800元。
临行前，妻子让段义根把渔船上的锅碗瓢盆搬下来，段义根摆摆手，“不要了，船都没了，留着没用。”
去的路上，湖风有些大，那是一段他再熟悉不过的路，打鱼30多年，他常沿此水路出湖捕捞。但这次他感觉自己像进入“迷魂阵”的鱼，只能朝着已经被设定好的路游去。
段训巧一家在交船前就早早搬完船上的用品——被子、碗、煤气灶等。他的3条船换来6万多元，800条虾笼补了8000元，渔民证换来1000元，以及1.2万元的生活过渡费。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家当”，剩余的两三千条虾笼还存放在岛上。
“当时（第一批）最多赔8000元，（虾笼）10元一个，后来又收了一批，4元一个，我买来10多元一个，就没交。”段训巧说。
交船后，段训巧夫妻二人和大儿子一家都搬到了都昌县，很少再回岛。
六年前，为了两个孙子能在县城上学，段训巧夫妇贷款在县里购置了一套房屋。以前，房子里只有儿媳和两个孙子，屋里也大都是孩子们的衣物、玩具、书籍，鲜少有他的行李。
现在，一家六口住在一起。晚餐时，妻子高小秘做了一道烧鱼，段训巧指着餐桌上的鱼笑着说：“以前都是自己打鱼吃，现在还要买别人的鱼吃。”
高小秘生在棠荫岛对岸的一个村庄，村里的人半农半渔，平日种地，开湖时便上船打鱼。“打鱼比种地挣得多。”高小秘19岁结婚后搬到棠荫岛，同丈夫一起打鱼。
他们时常在天还没亮，就带着大米和孩子上了木船。丈夫划桨，她在船尾撒渔网。在船上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湖水煮鱼。
有时，他们的船也会靠岸，但大多时候是为了补给，去镇里买点生活用品和粮食。段训巧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6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即将临盆的高小秘跟着他在船上。高小秘告诉他肚子疼，段训巧紧急靠岸去村里找了接生婆，小儿子段细波就这样在船上出生了。
高小秘最害怕的就是大风暴。“风浪能把船打翻啊，我们村以前有一对夫妻打鱼遇到风浪，男的掉进水里再没起来，老婆自己在船上，后来被人救了。”
在船上的日子虽然“苦”，但是高小秘觉得这比“种地”好太多。现在，对于上岸之后的生活，她感觉更“难”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赚啊。”
禁渔之后，周溪镇人大副主席段龙智经常听到渔民抱怨。他是棠荫岛的驻村干部，也分管周溪镇禁渔退补事宜。“渔民们一直有他们的习性，以船为家，以水为生，一开始难以接受，抵触情绪很大。渔民都很自由，一上岸无所适从、一片茫然。”
对于渔民上岸后的难处，政府也发放了补助。“县里按照政策标准发放了一次性过渡性生活补助，每户1.2万元，然后对船舶证书进行回收，每个证给1000元。”段龙智介绍，针对退捕渔民的社保上，政府分专业、兼业和无证渔民三档给予15年补助。
消亡
用30多年打鱼生涯换来的6万多元，对于段训巧一家仍然远远不够。对于这个已经上岸、急于稳住脚跟的人而言，他正在考虑的是明年去更远的地方务工——在都昌县很难找到工资合适的工作。但是，段训巧又听说，大城市里工作前需要体检，他担心自己因长久的渔民生活带来的胃病和肝部旧疾，会被拒绝。
“以前从来没这么多人出去打工。”年过七旬的段中权感慨道。他当年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回岛上，在同辈中已是高学历，被村里人称为“长老”，也是为数不多还留在岛上的渔民。
段中权的家在棠荫新村。1998年洪水之后，旧村被淹没，大部分人搬到新村。新村是统一的两层小楼房，依山而建，整齐地排列成三排。段中权的家在第二排，客厅里只摆着一张小木桌，显得有些空荡。他家原本住着10口人，禁渔之后，只剩下自己和老伴。
他头发已有些花白，走起路来步伐缓慢，但禁渔前一直在捕鱼。“我们这都是这样，除非你没力气了，才不打鱼了。”段中权说，现在岛上只剩下一些走不动的人了，有点力气的都出去打工了。
如今，段中权已经在家待了一年，他尝试过去找新的工作，但“太难”。在岛上，他唯一的消遣是每天在村子里一圈圈地散步。“听说这个岛要搬迁，也不知道怎么样。”
岸上，周溪镇一家时常招待棠荫岛渔民的饭店，2020年以来，鲜有渔民光顾。鄱阳湖边一家造船厂，十多年来也从未像今年这样安静过。
“以前湖边都是停了好多渔船。”造船厂老板以前常给棠荫岛渔民打船，每年三四月份是旺季，最多时一年造过十多条渔船。禁渔后，他多是修理运输船或采砂船，收入锐减。
这个冬天，湖边停着两艘采砂船和零零散散的运输船，等待维修。湖上偶尔响起一阵爆竹声，庆祝刚修好的船启航，爆竹声响过后，这里又复归平静。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梁洪生研究渔村多年。在他看来，天然渔业已经是夕阳产业。“江西省一大特点是渔农兼业，这种渔民靠天然渔场来营生的经济类型已经衰退，在渔民经济中占比也很少。”
“渔村的消亡是必然的。”梁洪生的语气也带着些惋惜，“渔民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洪水多发也导致在渔村这样的地方很难进行建设。而且现在湖里常年捕鱼的人已经很少，年轻人大都选择外出。”
2020年6月初，梁洪生找到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政府有关人士，希望能够购买一些船只。后来政府免费送了他六条船和一些渔网，他花近万元把船拖回了学校，放在了教学楼前展览，“害怕以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渔船，什么是渔具。”
如今，通往棠荫岛的渡口上，60多岁的船长老王还守在陪了他十余年的渡船上，尽管现在每天通行的人不足十个。临近黄昏，一对外出务工的夫妻领着孩子下船。他们刚回到岛上带了些衣物，又准备赶往城里务工。一抹残阳悬挂在湖面上，船长老王用方言哼着歌，将船驶离岸边，准备送走下一个离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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