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长沙祠庙建筑遍布城内四处，主要原因在于长沙城址两千年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区范围只是在原基础上扩大，老街巷骨架沿袭至今，很多老建筑和老地名都有传承性。古代长沙城既是湖南省的省城，也是拥有十二州县辖区的长沙府的府治，还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再加上民间信仰有关的祠庙、宗教信仰有关的佛寺道观，所以城内庙宇林立。
据民国时期《长沙县乡土志》统计，旧时长沙城内有道观祠庙152处，长沙县境内402处，善化县境内221处。可惜经过长沙会战、“文夕”大火、解放后的没收私产、“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以及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快速发展，这些代表旧时代的佛寺道观渐渐消失在大众的集体意识中。
▲民国时期长沙祠庙建筑分布图 制图：糖小三
其实祠庙建筑在中国流传已久。楚地好鬼神，据说屈原的《九歌》就是根据民间祭祀的乐歌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长沙曾地处楚国，自然也是“巫风遍地”，祠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士农工商、衣食住行，上至皇帝老子祭天祭地，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都离不开祠庙和祭祀。
▲屈原《九歌》诗意本 图片雅昌拍卖
祠庙建筑具体指由朝廷直接掌管或民间自发兴建、供该地区全体成员供奉神祇或先贤的公共建筑类型，简单地说就是除掉宗教建筑以外，古代祭祀鬼神和先贤的公共场所。因此祠庙既不是宗教建筑，也不是各家族的祠堂、宗庙。
祠庙易与宗教建筑混淆的本质是祭祀者身份归属的问题。祠庙祭祀对象比较多元化，无论各种身份，对社会有恩惠者都可以祭祀；而宗教的祭祀对象则是各宗教典籍中的神。
部分被纳入民间信仰的宗教神灵的祠庙，极易被认为是祠庙建筑，最典型的就是观音庙、吕祖殿。观音、吕洞宾都是各宗教典籍中最经典的神灵之一。同理的还有榔梨的陶真人庙（现称陶公庙），陶淡和陶烜两人结庐修炼于榔梨临湘山，羽化成仙为当地祀之。后因求雨灵验，列入祀典春秋祭祀。陶“真人”的神格具有道教色彩，却仍然算民间信仰体系下的神灵受人供奉，其在宗教职能、礼神方式等都和道教建筑有根本差别，因而即便是陶真人（公）庙，也应该属于祠庙而不是道教建筑。
神灵不问出处，为地方做过贡献，积德一方，被人立祀，则属于祠庙系统中的一员。
家族的祠堂、宗庙则因“自家神，别人家的鬼”的性质，缺少公共性的祭祀。因此祠堂、宗庙也不属于祠庙建筑。
现代人只要看到飞檐翘角、红墙黄瓦的老房子就会说这是一个庙，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中国传统建筑中建筑类型彼此之间有较为清晰的区别，祭祀建筑叫“庙”、“祠”、“坛”，少数也以“台”、“阁”、“殿”、“堂”为后缀，佛教的叫“寺”、“院”、“庵”；道教的叫“宫”、“观”。
【历史】
长沙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文化多元且独具特色，生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可惜历史上长沙是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抢米风潮”、“文夕大火”、四次“长沙保卫战”、“破四旧”等事件都在不同程度的破坏掉了长沙城市的文脉和历史。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的破坏也加剧了文化的衰落。
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康有为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提出了“罢废淫祠”的要求。同年7月10日在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中提到“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可以知道在清末民初之际，很多未纳入祀典的淫祀祠庙都在该政策下变为了新式的学堂。
在长沙很多现存的小学追溯到前身，是都是供奉一方的祠庙建筑。如玉皇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前殿改作官立第四校校址，后殿继续供奉玉皇，后又改为新风小学；位于城外的汤公庙则改为汤公庙小学，后更名八一路小学；据说位于南元宫8号的育才小学前身则是南元宫。
我有个同学小学在育才小学读的，初高中都在地质中学，到了大学考进了湘雅医学院附二校区，又在本校读了个麻醉科的研究生，只差读博。真是围绕着南元宫完成了学业的周期，我们都称其为南元宫“一姐”。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申报》上发表《神祠存废标准令》。标准要求对先贤祠庙和宗教建筑得以保留，废除古神类祠庙和淫祠类祠庙。由于《神祠存废标准令》中的废除要求，许多神灵祠庙在当时都转成了学堂和公馆。
在解放初期，政府对于当时的祠庙进行登记和没收庙产。而在1950年代后期，湖南的相关政策更是指出“厂房应尽量利用庙宇和机关多余房屋。”如此一来，许多神祇祠庙都改成学堂、公馆和厂房。榔梨陶公庙曾经就做过小学和厂房、而长沙县杨公庙则做过小学。
长沙祠庙建筑从清朝末年开始就一直处于变迁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功能转换，大多数的祠庙建筑都已不完整，或已经消失，只有极少数的祠庙还在使用。
【分类】
祠庙的分类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根据不同的分法可以分很多种类出来。明代国家祭祀体系按祭祀对象等级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按祭祀主体等级分为中央之祭、王国之祭和地方有司之祭。按类型又分为郊祀、社稷等祀、庙祀、陵坟等祀和群祀。
同时又有学者按照祭祀对象的身份分为坛祭、文庙祭祀、护国佑民神灵祭祀和崇德报功祭祀四类；还可以根据祠庙建筑的建立者和建立目的分为官式祠庙和民间祠庙。
▲祠庙建筑分类图 图片三分钟看懂明清祠庙体系| 遗产撷英
总而言之，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分法多种多样。我们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简单分一下就是祭鬼神的和祭人的（想要深入讨论的也可以加我微信）。
祭鬼神也可以分为国家、地方官员和民间老百姓，三者也不尽相同。国家祭神最出名的就是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五岳大庙。这是皇家独享的祭祀，象征着国家权利。这类国家祭祀多数只有皇城专属，所以和身处远方长沙的长沙关系不大。
地方官员的祭神则以祈祷一方平安为主，以社稷、先农、山川、风云雷雨、雩（音同鱼）祭、厉祭和城隍为主，祈祷神灵保护自己的土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少旱少涝。长沙府由于一城两治的附郭制，长沙城内以大致以当今五一路为界分为长沙县和善化县两个县。长沙府相当于现在长沙市的概念，长沙县和善化县则类似于现在的开福区和天心区，因此地方官员的祭祀系统在古长沙城内一共有三套，主要分布在北门外文昌阁旁和浏阳门外赵家坪区域。
而民间老百姓的鬼神祭祀则显得务实很多，只要灵验，什么都是神灵。既有自然神灵、动物神、植物神，又有鬼神、仙人、灵物等。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对猴子石就有记载“湘江东南岸边有石，如猴头，下有深潭，奇险可观，俗呼猴子石”。有后人因该石形似猴，而在该石旁建猴神庙祀之。
▲民国时期的猴子石 图片湖南陈先枢
民间的鬼神祭祀数量最多，信徒也最多，不过多数民间的鬼神崇拜都因灵验而被人供奉，因不灵而被民众遗忘。一百多年过去了，目前长沙地区现存最大的三大民间信仰为开福寺的观音崇拜、陶公庙的陶公崇拜和戴公庙的戴公崇拜。
三者刚好瓜分了当今的长沙城，戴公菩萨负责保佑以望城区为核心的河西地区，观音菩萨负责保佑位于中段的市区，而地处榔梨的陶公菩萨则保佑长沙东郊的区域。每逢三位菩萨的诞辰庙会都是长沙市的大日子，人声鼎沸，修炼场所周边的道路都是水泄不通。
▲开福寺观音诞辰场景图片新华网湖南频道
▲陶公庙陶公菩萨诞辰场景 图片红网迷底
▲戴公庙戴公菩萨诞辰场景 图片糖小三
祭人则简单得多，也更具地域性。祭人的本质是纪念。往往是被祭祀者做了许多益于一方的贡献，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该人的良好品德和彰显他的光荣事迹而建祠祀之。这种类型的祠庙也是每个地区地方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如长沙的贾太傅祠（现为贾谊故居）、汨罗的屈子祠、永州的柳子庙、重庆的张飞庙、成都的武侯祠等等。这些被祭祀者在身前有功于当地，在死后也成为了当地独特的人文文化，被后世永远记住。而他们的功劳和事迹也鼓舞着后人向他们学习。
除了以上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分法就是“正祀”和“淫祀”。“正祀”和“淫祀”是古代官方对于祠庙建筑的一对相对概念。据《礼记》中对正祀的记载是“合乎礼而纳入祀典的是正祀”，简单的说就是纳入志书中祀典的祠庙建筑才是正祀。
而淫祀则是不在祀典的祠庙。在古代没有经过官方认可或被官方认为是不合乎礼的民间祠庙都被称为淫祀。观音因为是佛教最重要的一位菩萨之一，身份尴尬，不能被官方列入祀典，从而属于淫祀。当我跟我那见多识广的北方女汉子学姐提起“观音是淫祀”时，被她嘲讽了一番，并反问：“观音怎么可能淫祀呢？”见多识广的学姐想当然的把“淫”理解成了淫邪这类不好的意思。其实这里的“淫”是过多的，额外的意思。小时候玩轩辕剑天之痕男主角陈靖仇有个技能就叫“淫雨霏霏”，也是同一个意思。
陶公菩萨，始祭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却在1300多年后因咸丰二年（1852年）祈雨显灵，被敕封淡孚佑真人，敕封烜福佑真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礼部议准列入祀典春秋，仲月遣县丞前往榔棃巿致祭。
而始祭于晚唐时期（约公元710年）的戴公菩萨，虽然祭祀场所多，信徒多，却由于传统文化的衰亡，再也不能成为正祀啦，实在可惜。不过无论是正祀还是淫祀，永远有人纪念，才是真正的赢家。
【分布】
长沙位于湘江下游西岸，自古就与湘江有密切的关系。长沙的祭祀活动也多与水神信仰有关，如位于小西门祭祀洞庭真君的水府庙、位于橘子洲祭祀江神的江神庙、祭祀洞庭湖流域水神杨幺的杨泗庙还有众多龙王庙等。生活与水息息相关，因此长沙地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水神崇拜有加。
岳麓山位于湘江以西，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后一峰。因此长沙既有位于岳麓山脚专祀岳麓山神的岳神庙，也有祭祀南岳的南岳行宫。除此之外，长沙还有一座位于北门外专门祭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
除了自然山水神灵以外，古代还有一类祠庙则是祭祀在长沙得道成仙的保佑一方的地方神灵。这类神灵修炼成仙后往往通过神迹显灵保佑民众，因此被地方民众奉为保护神灵。如望城区的戴公信仰、榔梨镇的陶公信仰等。
长沙由于2000年中心城址不变，千百年来也留下了大量名人轶事和历史传说。屈原、贾谊、陶侃、张仲景、定王刘发、曾国藩、左宗棠等都在长沙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后人为了祭祀这些历史名人的事迹也都纷纷建祠纪念，这些丰功伟绩也都随着祠庙流传后世，被长沙人民铭记。
祭鬼神与祭人的祠庙分布规律有着明显的不一样。各类型的祠庙也会有其相应的选址规律。
社稷坛、先农坛等大型的地方祭祀在古代称为“郊祀”，顾名思义是要在城外设坛祭祀的。而实际原因则是坛庙建筑由于需要举行大型的仪式，大量官员参与祭祀仪式，因此多在城外。按明史规定“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祭祀无祀之鬼的厉坛则规定设在城北。
厉坛每岁清明日，秋七月十五，冬十月朔日，至祭城隍神和无祀之鬼等众牌位。因此厉坛很有可能就是长沙人七月半烧包的来源。
▲七月半在楼下烧包的糖妈妈 图片糖小三
除了国家规定的神灵祭祀外，很多神灵的祠庙分布都与其固有属性相关，如修建在橘子洲上的江神庙，修建在湘江沿岸的水府庙，建在岳麓山脚下的岳神庙等。
祭人的祠庙多和被祭祀者身前相关的场地，一利用祭祀对象生前故居、寓所改为祠庙，如由贾谊故居改成的贾太傅祠、陶侃故居改成的陶公庙；二是将祭祀对象的殉难、陵墓之地建祠强化纪念，如位于蔡道宪墓的蔡公祠、韩玄墓的韩公祠、赵汝愚墓的福王祠；三是在祭祀对象的事件发生地建立祠庙以示纪念，如在定王台遗址前建立定王庙，在岳麓书院祭祀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代大儒朱熹、张栻等。
除了物理的选址因素外，祠庙建筑的数量和分布也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对于长沙祠庙建筑来说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太平天国。
与乾隆时期相比，晚清时期长沙祭祀先贤的祠庙建筑数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幅，从13处增加到48处，供奉湘军将领的祠庙明显增多。在清朝前中期的先贤祠庙多以在长沙从政的帝王、忠臣、烈士为主，而在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缘故，长沙修建了大量纪念参与太平天国战争将领的先贤祠庙。
而与湘军相关的长沙先贤祠庙也分为三类，一类是位于北门中铺贤良祠、昭忠祠这类由国家统一纪念纪念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先贤祠庙，这类祠庙有统一的制式和统一的祭祀对象，等级较高，一般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一类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将领专祠，如位于中山路祭祀曾国藩的曾文正祠（今湖南少儿图书馆和田家炳中学）、位于黄仓街祭祀布政使彭毓橘的彭忠壮祠、位于宝南街祭祀广东提督刘松山的刘忠壮祠以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末才由清朝廷纳入祀典的位于湘春路的左文襄祠（今为工人文化宫）；还有一类则是纪念太平天国期间牺牲的将领群体，如七神祠、位于荷花池的十二忠祠和表忠祠、位于城南书院的前后五忠祠等。
【建筑】
大多数的祠庙建筑都集古代建筑艺术大成，除了华丽外，也都极具地域特色，是一个地区的古建经典之作。据民国时期官方统计，长沙城内有道观祠庙152处，现在留存却很少。特别是抛去属于宗教建筑的古建筑后，本是数量最多的祠庙建筑，如今也变得屈指可数。
与宗教建筑相比较，不同类型之间的祠庙建筑之间并无从属关系，而是分散在整个社会之中。祠庙建筑虽然数量多，却没有像宗教建筑那样有宗教经典和教义支撑，因此祠庙建筑的建筑形式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性，而是具有很大的弹性。不同类型的祠庙建筑差异极大，不便于类型学的建筑分类。
祠庙建筑的形式会出现规模大小不一的现象，一间小庙也可以是祠庙，“记舍、室、庭、营、厢、簃、庖、湢共一百七十有八间”的曾文正公祠也是祠庙。因祠庙建筑的复杂性，很容易令人将祠庙建筑拆分到多种建筑类型中，神灵祠庙分入宗教建筑类型，先贤专祠分入祠堂类型，这无疑是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祠庙建筑的重要性。
祠庙建筑是人祭祀神灵或先贤的场所，祭祀仪式决定祭祀场所，因此不同的祭祀行为决定了不同的祭祀空间，国家祭祀、地方官员祭祀、民间祭祀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祭祀方式。
官式的祭祀，无论是向神灵祈求福报还是纪念先人都很庄严肃穆，因此官式的祠庙建筑从建筑风格到建筑空间，都无一不体现这种祭祀的正式性。相比其他古建筑的雕梁画栋，这类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