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山脉长白山山脉斜贯我国东北三省，“横亘千里”，其主峰白云峰耸入云霄，乃是东北第一高峰，且更有壮美的天池在其侧畔，多条大河均发源于此。因此，长白山历来都被视为东北地区最具标志性的大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之记载，初“名曰不咸”，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又有徒太山、太白山、白山等不同名称，至辽金时期才最终定名为长白山。在历史上，从早期的肃慎、勿吉、靺鞨到清代满洲，古代东北诸民族均对长白山十分敬畏，将其奉为“圣山”，一直流行着长白山崇拜之俗，公元十至十二世纪生长于斯的女真人亦不例外。
金代的长白山封祀
关于女真早期的长白山崇拜与信仰，缺乏直接的文字记载。不过，辽、宋及高丽文献都提到，在十至十一世纪有三十部女真生活于长白山地区，《辽史·圣宗纪》称其为“长白山三十部女直”。实际上，这三十部女真氏族应是依长白山脉沿线的不同河流而居，如见于《金史》所载者即有长白山阿不辛河及星显、禅春河等。对于这些女真氏族来说，长白山有可能就是他们共同膜拜的神山，故而成为其族群的标签。《金史·世纪》云：“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白山、黑水是女真传统活动区域内两大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古代民族普遍都有山川崇拜的原始信仰，长白山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被称为黑水的混同江即今松花江，是东北地区的一条大河，它又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天池。从这一地理特性来看，女真人崇敬长白山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代所建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女真后来建立了金朝，在传世文献中保存有金代册封和祭祀长白山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女真人对长白山的尊崇。据《金史·礼志》，金朝曾先后两次册封长白山，第一次在世宗朝。大定十二年（1172），“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关于此事原委的详细记载见于金代礼制文献汇编《大金集礼》（卷三五《长白山》），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有司查阅检讨历代有关长白山建庙及其他山川祠祀的典故，最后得出“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仍修建庙宇”的建议，得到世宗勅旨批准，礼部、太常寺、学士院三个“有司”机构，经过大半年的筹谋，检寻唐宋册封诸山之旧例，并派人赴长白山实地踏勘地形，选择建庙地点，拟具封长白山爵号为“王”或“公”，“名称”则有“开祥应德”“兴国灵应”“开圣永宁”三者备选，神庙选址在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处。至十二月一日，世宗最终勅旨酌定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同意有司提出的建庙方案。十四年六月，长白山神庙即告落成。近年，经考古工作者踏勘发掘，证实位于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丘陵南坡上的宝马城遗址，就是金代所建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神庙遗址所处地形与文献记载相符，且向南正对长白山天池，雪山绵绵，风景极佳，可见金人选址之精妙。从现存遗址来看，神庙主体由长方形外墙环绕，内部以工字殿为中心建成回廊院落，院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和水井遗迹，整体布局严整有序，在外墙外还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年第七期），亦可见金人营造之精心。
大定十五年正月初九日，金朝又仿照唐代霍山祭祀之礼，确定了长白山每岁于春秋二仲月降香致祭的典祀制度。随后，金廷即着手准备遣使赴长白山举行封册大礼。三月二十三日，有司“奏禀封册仪物、册祝文，并合差使副、选定月日、行礼节次、春秋降香等事”，世宗皆从之。《大金集礼》还详细记载了此次封册所用仪物、使节仪仗、册礼流程以及册文、祝文，差咸平府少尹完颜娄室充封册正使，宣徽判官张国基为副使，册礼日期“用八月二十日戊辰，如有妨碍，用二十四壬申日”。之所以命咸平府少尹为正使，是因为长白山神庙所在地属于咸平府路管辖，故委任当地长官负责操办具体的封册事务，而宣徽判官张国基则由中央朝廷派出，担任副使，大概须先赴咸平府与完颜娄室会合，再共赴长白山举行册礼。关于副使张国基，金人王寂尝为其撰作律诗一首，题为《张子固奉命封册长白山回以诗送之》，诗云：“劳生汨没海浮粟，薄宦飘零风转蓬。我昔按囚之汶上，君今持节出辽东。分携遽尔阅三岁，相对索然成两翁。徤羡归鞍趁重九，黄花手撚寿杯中。”当时王寂自白霫审理寃狱归，在辽东正好碰到长白山册封事毕后返程的张国基（字子固），老友相见，又适逢重阳佳节，两人遂把酒言欢，王寂作诗以赠，从而为此次长白山封册之行增添了一些闲情逸趣。
金朝第二次册封长白山是在章宗朝。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即将长白山神的封号由之前的“兴国灵应王”升格为帝。关于这次封册的具体情况，《金史》记述十分简略，而今存《大金集礼》所载礼制止于世宗大定末，故没有留下章宗时期册封长白山的原始记录，颇为遗憾。目前仅知，此次封册在宫城大安殿举行了相当隆重的册典仪式，章宗皇帝亲临行礼致祭，并使用天子仪卫，级别很高。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发掘出土的刻有“癸丑”文字的玉册残片在金中都举行册封仪式之后，章宗应当也派遣了封册使副前往长白山再行册礼，进献玉册等仪物。今在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块刻有“癸丑”文字的玉册残片，明昌四年干支正为癸丑，说明它定为此次封册所撰册文的内容，这是金代在长白山神庙第二次举行册礼的实物见证，弥足珍贵。而且据《金史·王庭筠传》记载，这次《长白山册文》的作者乃是金中期的文坛领袖党怀英，可谓出自大家手笔，但章宗似乎并不满意，嫌其不够工雅，这或许与章宗个人的文风喜好有关，惜此篇册文今已失传，无从评判。
另外，在章宗朝，还有一次报谢长白山之行。《金史·章宗纪》载泰和二年（1202）闰十二月丁卯（二十七日），“遣使报谢于长白山”。此行的起因是章宗多年苦于无子嗣承袭皇位，泰和二年“元妃生皇子忒邻”，章宗大喜，遂遣使报谢祖宗、宫观、五岳等各路神明之庇佑。其中，参与报谢长白山之行的使团成员可考者有太一道清虚大师侯元仙以及时任翰林修撰的文学名家赵秉文。特别是赵秉文在往返途中撰写了不少诗篇，记录旅行路线和沿途见闻，多年之后又有追忆感怀诗作《长白山行》。
金人的长白山意象
金世宗、章宗朝先后两次册封长白山，史无前例地封赐以帝王之号，以示尊崇。那么，长白山对金代女真人而言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归纳起来，长白山在金人心目中主要有以下三重意象。
第一，女真兴王之地。大定十二年有司奏请尊奉长白山时，提出的理由就是“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十五年五月，有司在讨论长白山常祀规制时，又言：“长白山系兴王之地，如每岁两次降香，严奉祭祀，可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其后举行的册礼祝文也有“盖以发祥灵源，作镇东土”之语。这已十分直白地说明金朝尊崇长白山的首要原因是，长白山为女真金国的发祥之地。这种观念在金元时期人们的脑海中可谓根深蒂固，如赵秉文撰《广平郡王完颜公碑》称“维长白山，肇发金源”，元朝史官纂修《金史·高丽传》说“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十至十一世纪，女真人的分布范围很广，除上文提到的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氏族。后来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其实并不出自长白山女真，而是来自北方的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阿什河），其地后建为金上京会宁府，与长白山相去甚远。有记载表明，完颜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昭祖石鲁尝“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首次征服了长白山女真，至其子“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金史·世纪》），始建立起以完颜部为核心兼统长白山等多地部族的女真族群共同体，以致最终建国灭辽。在整个女真崛兴的过程中，长白山女真并非主角，而完颜部又与长白山之间没什么直接联系。那么金人为何会产生“长白山系兴王之地”的观念呢？这有可能是完颜氏在统一女真诸部后，为整合女真族群，凝聚共同记忆，强化民族认同，盖因东北民族普遍崇敬长白山，且长白山女真在辽宋时代是一支比较活跃的政治势力，遂将长白山尊奉为女真族发源的圣山，金朝又追认为国家兴王之地，于是便重塑了女真人的长白山信仰。
第二，混同江发源之地。如上所述，混同江在金元时期也称黑龙江，俗称“黑水”，在东北地区是与“白山”齐名的自然景观，而且它的发源地就是长白山天池。相传女真起兵反辽之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征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水及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 （《金史·太祖纪》）。于是金人以此为河神助佑女真的神迹，熙宗天眷年间改黄龙府为济州利涉军，就是由于太祖涉济渡江的故事而得名。因此，混同江对女真人来说也很重要，而长白山正是混同江发源之地，这为金人的长白山崇拜又增添了一重神圣意味。大定十五年的长白山册文中便有“混同流光，源所从出”之语。二十五年，金朝又册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如长白山仪”，且册文专门说道：“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
第三，象征金德。自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均热衷于按照五德终始说推定本朝德运以阐释其政权合法性，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直至宋代以后才趋于消亡。金朝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王朝，因太祖完颜阿骨打定国号为金，大概从海陵末或世宗初开始，金朝定德运为金德，色尚白。而长白山相传其中物产“自生而白”，正与金德相应合，所以女真兴王之地长白山便又成为金朝奉行金德的象征。大定十五年，长白山册文即有“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之语。不过，后至章宗朝，有人指出金德说在历代王朝五德终始体系中的缺陷，于是重新讨论金朝德运问题，最终于泰和二年更定德运为土德。但此后长白山象征金德之说依然有较广泛的影响，后来宣宗朝再议德运，主张金德者仍以此为证据之一。譬如吏部侍郎张行信列举数条“暗相符应运之为金”的例证，其中就说到“气王于长白，祚衍于金源”；翰林应奉兼编修抹撚兀典等人亦持金德说，称“长白山素系国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既为金色，而太祖国号为金，其与天之符瑞灼然协矣”。由此可见，长白山的金德意象在金人中始终有着广泛的认同。
正是由于以上三重因素，确立了长白山在金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故金朝特加册封，严奉祭祀，“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
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性
金人封祀长白山不仅仅是出于女真的长白山崇拜和信仰，还应将其置于金朝礼制建设与政治诉求、文化取向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金代大规模的礼制建设始于世宗在位时期，至章宗朝臻于完善，山川祭祀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世宗初年，即参照唐宋旧制，首先建立起岳镇海渎的常祀之制。大定四年，制定了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详细致祭礼数，于次年开始实行（详见《大金集礼》卷三四《岳镇海渎》）。封东岳泰山为天齐仁圣帝，东镇沂山为东安公，东海为广德王，东渎大淮为长源公；南岳衡山为司天昭圣帝，南镇会稽山为永兴公，南海为广利王，南渎大江为广源公；中岳嵩山为中天崇圣帝，中镇霍山为应圣公；西岳华山为金天顺圣帝，西镇吴山为成德公，西海为广润王，西渎大河为灵源公；北岳恒山为安天元圣帝，北镇医巫闾山为广宁公，北海为广泽王，北渎大济为清源公。至章宗明昌年间，又“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金史·礼志七》）。如此则金朝岳镇海渎的封爵均与北宋相同。
岳镇海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名山大川，更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尤其是五岳代表五方，是帝国疆土的地理标识和大一统王朝的象征，与国家正统息息相关。唐宋王朝祭祀岳镇海渎，有着明确的昭示大一统的政治意味。金朝世宗皇帝即位后，延续此前熙宗、海陵王时期的改革道路，致力于学习中原汉文化来完善国家体制。在礼制方面，世宗前期即按照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标准开展礼乐制度建设，所以承袭了唐宋对岳镇海渎的祭祀，反映出此时金朝以唐、北宋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尽管它实际只占据中原半壁，南岳、南镇、南海、南渎等皆不在其境内，但仍需在形式上追求岳镇海渎的完整性，故“其在他界者”则采用遥祀望祭的办法加以弥补。
金人通过祭祀五岳表达国家的正统诉求，这在时人撰写的重修五岳庙碑刻中表露无遗。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五岳庙工毕，世宗命词臣定撰各庙碑文。其中，杨伯仁撰《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云：“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迹，遂荒大东。迄我太祖，仁兵一举，爰革辽命。及我太宗，继伐徂□，奄定华夏。我主上亦繇东都□纂大统，绍开中兴，皆符帝出乎震之义也。” 作者追述女真开国、灭辽翦宋、奄有华夏之伟业，又称颂世宗中兴，并引魏晋南北朝时期“帝出乎震（指东方）”的谶语以为符应，显然旨在说明金朝得国之正。又黄久约撰《大金重修中岳庙碑》谓“皇朝混一区夏，方隅底宁”，俨然将金国说成了一个大一统王朝，其政治用意彰明较著。甚至当时还有人提出要改五岳之名：“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金史·范拱传》）按照古人的理想设计，王朝都城应在五岳区域之中，通行的五岳适用于以长安、汴、洛为都，而如今金朝都燕，所以有人提出“别议五岳名”，并引西周初年都于酆镐，尝权立吴岳为西岳以为据。但范拱不以为然，指出历代帝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吴岳之例并非常法，此事遂寝。那些主张改五岳名者的理由其实是“据己所都，以定方岳”，这也是五岳反映国家正统的另一种表现。
金朝效仿中原王朝封祀岳镇海渎，其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是表示金朝的正统性地位，从而否定南宋的政治法统，这对于金宋南北对峙格局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层面，则表现为金朝的一种汉文化取向。不过，金世宗是一位民族意识很强的皇帝，他在推行汉化改革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保存女真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此当金朝国家体制建设基本完备之后，大约从世宗在位中期开始，其文化政策发生明显转变，旨在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潮流，努力保持女真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章宗即位后，亦继承世宗的文化政策，大力振兴女真文化，强化本民族的历史记忆。 在礼制方面，表现为对女真民族文化和礼仪的强调、宣扬。大定十二年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即是强化女真民族意识的重要举措。此后，二十一年，敕封金朝诸帝陵寝所在的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金上京护国林神为护国嘉荫侯。明昌四年，封章宗出生地麻达葛山神为瑞圣公。六年，又册封金太祖伐辽时曾经驻跸的旺国崖（世宗朝更名静宁山）神为镇安公。以上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山川，金朝同样加以册封祭祀。此外，还有拜天礼、拜日礼、女真拜仪等传统旧俗也相继予以恢复和提倡。
从世宗、章宗文化政策的转变可以看出，金朝虽采行汉文化以完善国家体制，但金代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保守着女真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封祀长白山就是金朝尊崇女真文化传统、强化女真历史记忆的重要标志。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此举的实际效果。大定十七年五月，尚书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金史·食货志》）。意思是说，居于咸平府路的移典部人自称原为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真人，辽代被迫迁徙于此（辽为咸州），附于契丹籍，金初曾响应阿骨打起兵反辽，但仍为移典部，现在他们要求恢复其原本的女真人身份，回归星显、禅春河故地。此事发生于世宗封册长白山之后，移典部人应当就是受其感召而主动提出恢复女真族属的，由此可见长白山封祀对唤醒历史记忆、凝聚女真族群的政治作用和实际影响。
金人祭祀长白山等具有女真特色的山川神祗，构成了金朝山川祭祀体系中的女真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与岳镇海渎汉式祀礼相并行的二元格局。那么，在这个二元体系中，长白山较之岳镇海渎，其地位有无高下之别呢？就封爵而言，大定十二年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而同时期的五岳皆封为帝，四海为王，五镇、四渎为公，如此看来长白山的封爵级别低于五岳。世宗朝的“方丘仪”排列诸山川神祗的顺序为“东岳、长白山、东镇、东海、东渎”，可知此时长白山在山川祭祀体系中位于五岳之下、镇海渎之上。然而至明昌四年，章宗加册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不仅将其爵位由“王”提升为“帝”，而且其封号同于五岳“某某某圣帝”的命名形式，显然是将长白山升格为与五岳同尊的地位。不过，若就祭祀规格而论，大定十五年议定长白山祭祀“如今祭岳镇之仪”，如请御封香、祝版御署等环节均与五岳相同；惟在每岁祭祀次数上，长白山为春秋二仲月两次致祭，而五岳则各于五郊迎气日致祭一次，从这一点上来说，长白山的祭祀规格又稍高于五岳，确有“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
总之，长白山与五岳分别代表了金代山川祭祀体系中的女真与汉制两种传统，两者地位大体处于均衡并重的状态，折射出金中期世宗、章宗实行的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双重本位政策。不过，长白山封祀所用礼仪完全采用汉制，又体现出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相杂糅的特点。实际上，在金代，汉文化与女真文化这二元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交融共生、相互吸收、渐趋同化，恐怕才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