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二十岁出头的奥马尔。他有一本比利时护照，一见面就问我要不要买下这地方。这是针对中国人的玩笑。这原是一家经营了三十五年的老店，战争期间没了生意，店主退租后，奥马尔从父亲手上接过，改成咖啡馆，售西式咖啡、花茶，还有些“停了电就没法点的饮品”。年轻人站在门口抽烟、闲聊、聚集。从吧台抬起栏板，走到二层阁楼仓库的隐藏厕所。那里的气温低了几度，光从四面八方的墙缝里、从脚下的地板中，渗进来。
靠近入口，辟出一块狭窄的演出站台。孤伶伶的立式黑色麦克风。座椅密密麻麻，绕成半圆形的观众席。给我们预留的位置在最中央。观众见面拥抱贴脸，貌似一场久别重逢的家庭聚会。之后来的人席地而坐。室内飞速升温，解下的围巾、帽子和外套挂在椅背、掉落地上，咖啡馆成了一个打满补丁的温室。
“欢迎来到叙利亚！不过，你们他妈是疯了吗？没人明白为什么你们会愿意在空袭下听笑话。”
主持人“酋长”（El Chief，原名 Sharief Homsi）用英语开场，照顾我和茉莉两个外宾。我做好被随时点名又听不懂的准备。“酋长”留削边头、络腮胡。他认识所有人。和所有人开着玩笑。自带一种轻松掌握全局的气势。
“所有人，记住不能录像”，他指了一下我们，“至于你们，随便，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全场大笑。他转成阿拉伯语，我开始依靠翻译，茉莉陷入反复的挫败。她听懂笑话的开场，可每当包袱抛出的那一刻她又不明就里，这堪比酷刑。
脱口秀表演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语言的水平有两个标志性的瓶颈，一是打电话不再紧张的时候，二是能听懂当地笑话的时候。被肢体语言逗乐不需要门槛，但言语上的游戏无穷无尽。“酋长”清楚地明白脱口秀不是轻松的差事。他在台上越是显得松弛，越是说明对此的认真态度。他是幸运地躲开了战争的人。当欧洲变得遥不可及，出走的叙利亚人把目光投向全球范围内任意一个政策友好的国家地区。他考虑过去桑给巴尔（Zanzibar），非洲大陆东边的岛屿，历史上阿曼苏丹国的海外领土。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曾经把那作为贸易中转地，遗留下穆斯林群体，通行阿拉伯语，对叙利亚人的三个月电子签是奢侈绰阔的。他最终没能成行，在迪拜待了三年，卖狗粮，卖房子，知道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但绝不是他能继续的。
他的老家霍姆斯（Homs）的定位类似中国东北，盛产幽默。霍姆斯人的脑袋瓜子，能在所有的事上发现喜剧的成分。叙利亚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笑话，都是关于“蠢蠢的”霍姆斯人。他们不以为耻，反而加入嘲笑揶揄的浪潮。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霍姆斯抵御蒙古军队的神话。当蒙古人兵临城下，霍姆斯市民打开城门，把衣服反穿，头戴锅碗，倒着走路，装疯卖傻。蒙古将领不想占领傻瓜遍地的城市，宣布撤军。蒙古人离开的当天成了全城欢庆的“傻瓜日”。一个更为当代的段子是，当总统访问霍姆斯时，长官命令机场的列队士兵鸣二十一枪，一位士兵发问：如果我第一枪击中总统，是不是可以省下二十颗子弹？
当然，笑话离脱口秀不止一步之遥。让“酋长”萌发把幽默身份转变为脱口秀事业的想法的启示是阿里·赛义德（Ali Al Sayed）。阿里是迪拜人， 2008 年开始把脱口秀作为职业，是阿拉伯世界的脱口秀先驱。他与妻子在迪拜组织了第一个定期的脱口秀演出，建立培训喜剧演员的学校。当年阿里辞职时说自己要去讲脱口秀，几周后，前公司打电话，给他了一个活儿：给 800 个参加会议的牙医讲笑话。阿里谈到脱口秀训练，如同是在解剖一场社会运动的步伐：先是教育，人们需要通往他们第一场演出的捷径；然后是制作，我们把当地的演出组织成一场完整的秀；最后是输出，把表演带到世界各地，比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1]。
“酋长”谈到教育的问题一脸严肃。他的语速变慢，耐心十足。你要让人们认识到这是另一种喜剧类型，他说，之前的喜剧如同音乐会，你了解那种礼堂大厅的汇报演出吗？我说，我可比欧洲人对此熟悉。他说，我们要的不是给上层人士的表演，不是被排挤到休息时间的串场演出。一百二十年前，人们下班去喝酒的时候就有脱口秀，它是普通人的乐子，有积淀，有丰富的素材。叙利亚尝试过脱口秀的人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研究这件事，以为只是照着老样子说学逗唱一番。
“酋长”要凑齐一支队伍。他说服阿里·赛义德给叙利亚未来的脱口秀演员上课，这时候的阿里在欧洲的阿拉伯社区里开过六十多场工作坊了。但是“酋长”首先需要的是人。他打电话给奥马尔，在咖啡馆贴出宣传海报。OG（Obada Ghannam）是最先响应的，所有人认为他就是块说脱口秀的料。他扎丸子头，宽松外套能把自己兜起来，走路像是一脚踩棉花一脚踩弹簧，永远混迹街头，天生的段子捕手，随时把生活的边角余料变成笑话。
到 2022 年 9 月，“酋长”有了十个人，两个女人，八个男人。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写下两个清单：十件关于你的事实，十件你最讨厌的事。当看似毫无关联的清单连线，哭笑不得的段子自然地蹦出来。喜剧是从憎恨与痛苦中生出来的。一个人写下的是：我的父亲是兽医/我讨厌学英语。突然之间，他意识到，父亲逼他英语的方法和训练宠物的方法如出一辙：自己原来是巴普洛夫的儿子！这成了我们在今日的现场听到的第一个段子。
报名者的动机五花八门，磨炼性格、调剂生活、提升公共演讲水平，共同之处是没人想成为脱口秀演员。“酋长”让他们从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中挑出一位，帮助他们建立风格类型。凯文·哈特（Kevin Hart）、路易· C.K.（Louis C.K.）、吉米·卡尔（Jimmy Carr），当然还有传奇人物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埃米尔沉醉地说起普赖尔：大胆使用脏词，第一个频繁使用“N 字”的演员，有次用朗姆酒把自己烧得半死（也有说是吸毒时失的火），事业顶峰去肯尼亚，一场心灵之旅，在酒店大堂里听到莫名的声音说：你看到任何的 N 了吗？如果没有，那是因为本来没有——自从那开始，普赖尔就再没用过 N 字了。
剧团演出后的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脱口秀是一场面对自我的心灵之旅，报名者需要直面困扰和创伤，把悲惨的过往再活一遍，从中找出荒谬的笑点。他们参加一周两次的线上训练，一个小时理论，一个小时实践。阿里难以抽身实现一对一教学的承诺。“酋长”盯着他们继续写稿，把稿子录音。五分钟的录音，要花两到三周打磨，一月一次开放麦，这次正式演出前整整练了四回。埃米尔可以讲到九分钟了，然而他第一次试演的时候，前五分钟近乎冷场。他们这一回的正式演出前，“酋长”发现他们还需要一个团队名称。这个平台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OG 脱口而出，Styria，叙利亚（Syria）的生活每天都是歇斯底里（Hysteria），不是吗？
演出大获成功。阿拉伯人不吝啬自己的笑声。从第一个段子开始，笑声就像波浪，在局促的空间里排江倒海。一开始，我为了掩盖格格不入而跟笑，到了后来，即便听不懂，也被感染到无法自控地开怀大笑。这像是无可救药的恶性传染病。经过的路人，忍不住好奇地把脸贴着窗户试图一听究竟。他们走后，玻璃上是呼吸留下的雾气和脸庞的印痕。外面像是下了一场暴雨，屋内的闷热让人感到缺氧。
演员们一点看不出来是业余的新手。他们的主题指向这个世界上青年人的共同困境：被催婚、被要求一份体面的工作（医生或是工程师）、学历崇拜、年龄身材的焦虑。OG 上台的一刻就是掌声雷动，呼喊震天，要把房顶掀了，他的控场更像是让观众不要嗨过了头。Flow 行云流水，到了最后，他不用开口了，邪魅一笑，停顿一秒，观众们的笑声停不下来。
我忍不住去跟踪他的社交媒体。这个混蛋在过去的两年里周游了世界。柏林、罗马、贝尔格莱德、马里乌波尔、美墨边境、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巴格达、广岛……他是在参与排雷、维和还是某个国际监督的官僚项目？总之拥有富余的假日。我羡慕他的生活。这家伙至少还要有一本别国的护照，可能还不止一本。他是叙利亚哪个家族的后人？或者就是在海外出生长大？他的大马士革之行不过是间歇性的探亲。这解释了他流利的英语。还有他轻松的神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大马士革神闲气定，对战争及其一切后果免疫。我决定等他结束演出，抓住他一问究竟。虽然我已经脑补了他自由闲散的生活，连人物小传的标题也想好了：那个在全球疫情时周游世界的叙利亚青年。
OG 的其中一则 Instagram，定位在吉隆坡
幽默难以翻译，一旦理解起来又顺理成章，一下子穿过好几层文化土壤，直抵情感丰饶的地核。人民的苦难总是相通的，这些共同的处境，诞生出心领神会的笑话。但是，有些笑话，理解了也难以消化，这些笑话只有当地人才有资格笑。比如埃米尔的段子，一次和朋友吵架，他怒吼道，你以为我是耶稣吗，能把水变成汽油？这是化用耶稣变水为酒的故事，讽刺的是叙利亚缺油少电的现实。回味苦涩的笑话是无可奈何的，它指出又立刻消解不能改变处境的无能。
脱口秀演员不认为这是消极的做派。“酋长”和埃米尔跟我坐在演出结束后的咖啡馆，他们反复谈到的是责任。第一性的责任是恢复人们发笑的本能。这是埃米尔 2016 年开始做晨间广播节目的初衷。他想让人开心一点。普通人、穷人、一无所有的人，除了这些免费的节目外，还有什么取悦一时的乐子呢？战争让所有人陷入沮丧，谁他妈能不抑郁呢？但是，问题是，怎么在战争中记住笑。
从来没有好的笑话是一笑了之的。更大的笑声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酋长”化用了蜘蛛侠的典故。喜剧演员从来都不仅仅是段子手，他们要把愚蠢的段子变成智慧的笑话。最初级是厕所幽默（toilet humour）、JB 笑话（dick joke），谈谈屎尿和放屁，打破日常对话禁忌，这些笑话总会管用，可以暖个场，但是本质是糊弄小孩的把戏。有追求的喜剧演员要和这些笑话告别。他必须进入深刻的话题，不再一味地取悦听众，一、二、三按着步骤等待笑声。他要刺激、引导，打开深处的对话。
他们提到宋飞（Jerry Seinfeld）的“洁净脱口秀”（clean comedy），没有脏话、没有性。宋飞把自己当作运动员，保持严苛的自律，用他的话说，那些晃着枪证明自卫能力的行为有什么意思呢？笑话有改变社会的气力，别把它和恶俗划等号。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七个你永远不能在电视上说的字”（“Seven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on Television”），触发了最高法院关于广播审查的决议，那不也是改变了历史[2]。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脏话，哗众取宠，他要指出我们社会禁忌的机制：从来没有人给你一个禁忌词汇的清单，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词被审查，然而，列出这个清单则会最先遭到审查。
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是巴萨姆·优素福（Bassem Youssef）。2011 年前，埃及没有成型的脱口秀，优素福在开罗心胸外科医生的职业上度过第十三个年头。然后抗议发生了。优素福在解放广场上救助那些受伤的人。他回到家，和数千万埃及人一样，难以释怀。他用手机在洗衣房录了一段视频，上传，难以抑制的愤慨一吐为快，再次醒来时，人们翘首期盼，催更。很快，五分钟的视频变成了电视节目。优素福没有搬去美国行医，他创造了埃及第一个政治讽刺节目。2013 年前，他仅是被逮捕了一回，理由是“扰乱社会肌理”。但之后他对于领导人和埃及军方的挖苦不再能被容忍。死亡威胁如期而至。他还是去了美国，继续戏剧事业，主题变成了阿拉伯移民的遭遇。喜剧演员和作家、导演、社会活动家一样，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优素福带了一个头，“酋长”坚定地说，你得明白他在阿拉伯世界跨时代的示范效应。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是有武器的，不是枪炮和炸弹，是挖苦、讥讽、嘲弄、戏谑。这场战争前，电视节目可以讨论政治，甚至嬉笑怒骂。现在呢，没人做了。他们或是不敢，或是失去使命感。我们的脱口秀不是政治，但是我们所处的地方，哪一句笑话可以完全地撇开政治呢?喜剧的意义，与其说是挑衅政治，不如说是给紧张的政治创造空间。我们能开的笑话多一点，这个社会就多包容一些。现在的社会氛围，像一个气球，你一直吹它的话，它就会爆炸，你要给它留一点空间，泻一点气，它才能撑下去。我们拥有的空间即便再小、再逼仄，也一定需要它。
但这些的前提是保证演员的安全，不能让他们冒个人风险。你可以因为一个笑话坐牢甚至丧命，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做脱口秀烈士？埃米尔问我，你的地方，喜剧的边界在哪里？我想了想说，性、政治、民族、宗教、可被定义是重大核心敏感的，灵活变动。埃米尔说，我们这里，是政治和宗教。宗教是碰不得的，政治上还有灵活的空间。我问，怎么灵活？“酋长”说，“笑不上部长”，这你懂吗？你可以批评政策，但是要是点名到姓，不能是部级以上的政客。这个默契的形成自然不是明文规定，而是前人的脚步试探出来的。我们彼此沉默了一阵。我说，谈论喜剧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酋长”说，对，任何笑话一旦被认真对待都是沉重的。
我想到弗洛伊德说过的幽默是反叛的，这段原话是后来找到的，“酋长”则表示他从没听过：
“自我不因现实的挑衅而烦恼，不愿使自己屈服于痛苦。自我坚信它不会被外部世界施加的创伤所影响；实际上，它表明这些创伤仅仅是它获得快乐的机会。这一特征是幽默的最本质的要素……幽默不是屈从，是反叛。它不仅表明自我的胜利，宣示快乐原则的胜利，表明反对现实环境的严酷性的决心。”[3]
绝境中的喜剧有迷人的解放意味。它的反抗不是停留在对于既有流行的制度、规则和习惯的挑战，而转向对于寻欢作乐的肯定。绝对的困境中，它的反抗是面向创伤、沉沦和虚无。“绞刑架上的幽默”是彻底的宣言：纵然你倾其所有，也无法断绝我的快乐。
***
我还要和“世界青年”OG 谈谈。让他坐下来费劲周折。即便到晚上十一点半，仍有接连不断的人穿过街道和他打招呼。他没有口音，没有说外语时的紧张，遇到严肃的话题也是浅浅一笑，从头到尾透露自在和松弛。他的笑话充斥谐音梗，自称无法控制。“酋长”用 LPM（Laughs Per Minute）的数据佐证了 OG 的天赋。16 分钟的演出中，总计有 170 多次观众的捧腹大笑，平均每分钟 10.6 次，达到了职业脱口秀的水准。
“你是在海外工作吗？”我问 OG。
“不是，我还在上学。”他说。
“在这里上学？”
“大马士革大学，走过去就是。”OG 随意地答着。他的专业是英文文学，入学四年多了。
“你不是应该今年夏天就毕业了吗？”我计算着年份。
“所有的男学生都在想法设法地延长学制，不然一毕业就要去当兵。”OG 说。
“要是他去了军队，可就没有笑话了。”埃米尔补充道。
“你为什么要服兵役？没有另一本护照吗？”我问。OG 一脸茫然，说不知道如此想法从何而来。我把他环球世界的照片拿出来。他开怀大笑。其余人狡黠地看着我，一个潜在的受骗名单上又多出来一位。
“这些照片都是假的。”OG 说。
“什么？你是把自己 P 到了这些场景里吗？”
“不呀！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在叙利亚。”他给我指出定位在“苏格兰”、“卢旺达”、“北达科他州”的真实所在地，“你没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一张露馅了吗？后面有叙利亚的国旗。好吧，广岛和马里乌波尔是有点低级趣味了。不过，你看这张广岛的，总不会以为现在在那里还能真的找到弹壳吧。”
OG 在 Instagram 上假装周游世界
“那你都没去过？”
“一个都没去过。哥们，我连去阿勒颇（Aleppo）的钱都没有。”
我过了两三秒才挤出来一句回复：“我被你狠狠地骗了一把。”
“最开始就是有人在照片后留言，问我是不是出国了，他们还真以为叙利亚只有废墟，你看是不是可以身在叙利亚，假装在世界。”
“你的英文很好。”
“电影、音乐、社交媒体，有电的时候我们好歹还有网上。”
“你太自然了，行云流水一般。”
“一无所有，还有什么负担？”
“你下一步的打算呢？”
“去迪拜，讲脱口秀。他们休想抓住我。”OG 把头藏在帽衫里，东张西望，假装慌张的样子。
“你们聊完了吗？”老板奥马尔走过来。
“差不多了，我还在余震中。”我说。我自然还想问出逃路线，但是觉得还是知道得少点为好。
“那就对了，他说的话你一句都不要信，这人可是天生的脱口秀演员。”奥马尔说。[4]
注释：
[1]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是一年一度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一部分，起源于不请自来的艺术团体在外围进行演出，后来成为了中小型演出团体的舞台。
[2] 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1937—2008）是美国脱口秀演员和作家，他的演出常常涉及禁忌话题。1972 年，他的节目“七个你永远不能在电视上说的字”列出七大脏话，广播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保守机构“媒体道德”（Morality in Media）成员以未成年儿子收听到节目为由，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举报，后引发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诉太平洋电台案（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1978 年，最高法院最终以 5:4 的投票支持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广播中不雅内容的审查权。关于审查权的争议持续至今，而对于卡林提出的七个词的使用事实上已经放宽。
[3] Freud, Sigmund. "Humou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 (1928): 1-6.
[4] 我们的最近一次联系中，OG 已身在迪拜，他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张在迪拜列车的自拍，定位是“迪拜，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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